潘锋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18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2019年3月18日在北京举行，在此次活动中，全国共评选出10位“最美医生”和1个“最美医生团队”，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获颁2018“最美医生”荣誉称号。获奖医生和团队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以心为灯，他们是生命的守护天使。以爱为铭，他们是健康的忠诚卫士。他们有救济苍生的情怀，有厚德济世的境界。他们用仁心仁术呵护生命，用高尚医德泽被杏林。”

60多年来，陈可冀院士在传统中医理论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研究进展，不断深化和拓展了中医诊断和认识疾病的视野，将病和证有机结合，宏观和微观有机统一，创新发展了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理论体系，规范了血瘀证的辨证诊断标准，阐释了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治法的科学内涵，扩展了活血化瘀治法的临床实际应用，形成了现代活血化瘀学派。他还实现了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客观化，通过将活血化瘀治法不断推广转化应用，提高了临床疗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医药学术发展和中医药现代化进程。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系列研究荣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我国中医药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西医结合60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传统医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传统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拥有大量的文献著作和5000多种药材资源，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單方、验方和各种疗法。解放前中医受到歧视和排斥，建国初期同样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医和西医、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关系问题。

陈可冀院士介绍，195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8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些指示为新中国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

“团结中西医”是发展我国卫生事业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医数量大，他们掌握着祖国医学和治病经验，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基础。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措施，在“团结中西医”的原则指导下，党中央发出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号召，确定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从1955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陆续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中医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断提高，中医队伍日益壮大，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

1949年，陈可冀考取福建医学院（现为福建医科大学），五年毕业后留在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任教。1955年12月19日，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当时的卫生部同时举办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1956年初春，刚刚工作一年半的26岁的陈可冀，从南方出发前往北京，踏上西学中之路，从此一干就是60多年，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为抢救名老中医经验，1956年4月，根据原卫生部和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领导安排，陈可冀与郭士魁一起拜经方派大师冉雪峰老中医为师，跟随冉老临证学习2年，随诊了数以百计的前苏联来华专家、各国友人和领导干部，效验卓著，同时协助整理并见证了冉老著作《八法效方举隅》中所列举的医疗案例。冉老仙逝后，领导指定陈可冀跟随岳美中老中医临证学习，先后持续20余年。这一时期，陈可冀精研中医典籍及国学文化，参加了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并获一等奖，系统聆听了岳美中主讲的《金匮要略心典》、刘渡舟和陈慎吾主讲的《伤寒论》、朱颜主讲的《神农本草经》、陈苏生主讲的《内经知要》、蒲辅周主讲的《温病条辨》。岳美中有着宽容的学术精神，十分支持陈可冀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并赠诗陈可冀“中西结合喜善收”。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为鼓励陈可冀同时做脉诊客观化研究，按“一徒多师”原则，还安排蒲辅周老大夫指导陈可冀进行研究，使陈可冀在中医药前行的路上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冉雪峰、岳美中、蒲辅周等名师的优良人品与学风，对陈可冀是一系列“无言”的感召。他们的教诲稳固地建立起了陈可冀对中华医药文化的民族自信心和中西医结合的创新发展观。

1978年，陈可冀教授被任命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受聘任福建中医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受聘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副组长。60多年来，在临床工作中，陈可冀院士厚古而不薄今，融会中西，在实际临证中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中医辨证和辨病理论多有阐发，创新了病证结合的临床诊疗模式。重视气血相关理论研究，倡导气血辨证与八纲辨证互参;倡导冠心病需辨寒热虚实、本虚标实，治法上明确提出活血化瘀、芳香温通、通阳宣痹“三通”，和补益气血、补益脾肾“两补”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证思想，临床疗效显著，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活血化瘀是中西医结合切入点

在中医药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理论和治疗法则一直是历代医家关注的热点，《黄帝内经》中有“气血两和”的认识，《金匮要略》中确定了血瘀证的辨证论治方法，清代《医林改错》提出了“治病当以气血为先”的观点。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科学内涵的阐释一直缺乏客观的描述和科学的界定，血瘀证的辨证诊断也缺乏客观量化标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和推广交流。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活血化瘀治法再次受到中医学界的关注，岳美中教授有变通血府逐瘀汤治疗杂病的经验，蒲辅周有用双和散“两和气血”的实践，皆取得了较好效果。陈可冀院士和郭士魁教授等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大量临床实践中，注意到活血化瘀方药具有缓解疼痛、减少硝酸酯类药物用量的作用，有的患者每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约百片，经连续服用血府逐瘀汤类方加减治疗后，减少了硝酸甘油片用量约四分之三。结合“气血流通，百病自已”和“通则不痛”的传统理论认识，陈可冀院士认为活血化瘀与现代改善心肌供血之间具有良好的通约性，是中西医结合极易沟通的切入点，由此产生了进行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的志趣。

从1961年开始，陈可冀院士等老专家对传统血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陈可冀院士认为，《黄帝内经》中对血液正常流动的生理功能已有较多描述，为血瘀证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其“和血”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对血瘀证辨证论治规律的归纳，对血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张仲景创立的一系列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方剂，如鳖甲煎丸、黄芪桂枝五物汤等多是根据血液运行特点、相关病邪致病性质、气血相关理论及中医配伍规律组方而成，配伍严谨，临床应用恰当，具有可靠疗效，值得后世效仿，对活血化瘀现代临床应用和研究皆有重要启发。

陈可冀院士说，“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古代医家对气血关系的认识，也是对血瘀病机认识的理论渊源。但历代医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大多偏于无形之气，强调气的推动、温煦和鼓动作用，对“血”这一“有形”之体的认识相对不足，多从其在气统领下发挥的濡养作用去认识。传统血瘀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传统中医学对血瘀证的认识繁杂，如对“血行失度，血脉不通”有“内结为血瘀”“污秽之血”等不同类型，概念较为混乱，成为血瘀理论发展的一个障碍。二是血瘀证诊断标准亟需建立，传统中医理论中血瘀涉及多方面内容，临床症状和体征有舌质紫暗或瘀斑、痛有定处、癥瘕积聚等，但血瘀证客观量化指标体系一直未能建立，给血瘀机制研究及活血化瘀临床疗效评价带来了困难。三是“血瘀证—活血化瘀”的科学内涵未得到阐释，对血瘀证微观病理改变、证候物质基础的研究尚未涉及。四是活血化瘀方药的临床疗效仍然停留在经验层面，需要通过现代循证医学的方法进一步确认。

基于上述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可冀院士等继承《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医林改错》的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从宏观表征、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开启了对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的现代科学研究。

传承创新血瘀证理论

“瘀”字首见于《楚辞》。《说文》解为：“瘀，积血也。”是“血行失度，血脉不畅或不通”之意。《诸病源候论》称“结血”，《证治准绳》称“污血”，《血证论》称“败血”“旧血”“紫血”，《医林改错》称“血瘀”，可见明清以前血瘀证名目十分繁杂。陈可冀院士通过对传统血瘀概念的梳理总结发现，血瘀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古代对瘀血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血液停滞到血液成分改变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血液运行障碍还是血液成分改变都可统称为“血瘀证”，由此统一了血瘀证的命名，这一认识获得了行业及国际的认同。

在明确血瘀概念的基础上，陈可冀院士将血瘀的内涵归纳为六方面：一是血液运行不畅，停滞和阻积于脉道之内，如“血凝泣”“留血”“瘀血”等，相当于现代血液流变性异常所致的某些病变;二是血液有形成分的改变，如“污血”“败血”“毒血”等，即血液因病变而致混浊的情况;三是血液溢出脉外的离经之血，如“积血”“芤血”等;四是血液聚集性或凝固性增高，如“干血”“凝血”等;五是痰浊、食积、寒湿等多种因素混合形成的病理性包块或肿物;六是“气滞血瘀”而形成的其他一些复杂多样的临床病变，如炎症、淋巴结核等。

气血相关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在继承传统气血理论的基础上，陈可冀院士认为气血运行失常是血瘀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积极倡导气血两和、通补兼施，力倡在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八纲辨证的基础上加上气血辨证，组成十纲辨证，在临床上强调血瘀证应遵循“气以通为补，血以和為贵”的治疗原则，首先要“和血”，调节气血运行，其次要重视去“恶血”，即祛瘀。

根据临床实践经验，陈可冀院士认为血瘀证可兼见气虚、气滞、血虚、痰阻和偏寒、偏热等证候，由此形成不同的临床中医分型。结合当代医学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活血化瘀方药治疗作用的反证等，陈可冀院士将血瘀证分为慢瘀、急瘀、寒瘀、热瘀、虚瘀、实瘀、老瘀、伤瘀、潜瘀、毒瘀等十类，与血瘀证相关的病种涵盖心、脑、肾、血液、消化、代谢系统、免疫系统等多脏器多系统疾病，创立了血瘀证现代分类体系，将血瘀证分为血瘀证Ⅰ型，即血瘀证高流变性型，和血瘀证Ⅱ型即血瘀证低流变性型，突破了血瘀证仅限于血液黏滞性增高的概念，对治疗一些低流变性血瘀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新冠心病中医治疗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医学对冠心病（胸痹心痛）病因病机的认识，多遵循《金匮要略》“阳微阴弦”理论，治疗采用宣痹通阳或芳香温通方药，但疗效并不十分理想。1970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冠心病的防治研究，此后不久，由阜外医院、西苑医院等十多家医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成立，1971年陈可冀与郭士魁一起加入到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陈可冀院士在大量临床观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为“心血瘀阻、血脉不通”，倡导以活血化瘀治法为主治疗冠心病，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陈可冀院士在国内首次应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方法，评价了活血化瘀中药疗效，冠心病治疗有效率从60%至70%提高到88.26%。活血化瘀治法和方药应用防治心脑血管病获得广泛认可，并开始逐渐辐射到全国，成为冠心病主流治法。

“十一·五”期间，陈可冀院士采用多中心、区组随机、平行对照的国际临床注册研究方法，联合全国13家大型医院开展了“益气活血法”能否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益气活血组一年主要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绝对降低了3.5%。两组间的次要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为冠心病介入治疗后患者的中西医结合干预提供了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针对PCI术后再狭窄这一冠心病防治领域的世界医学难题，20世纪80年代陈可冀院士率先提出“血脉瘀阻”是冠心病介入术后发生再狭窄的主要病机，认为PCI术后血管内膜损伤、血栓形成、血管壁炎症、细胞增生和基质堆积等再狭窄的形成过程，与中医学“心脉痹阻”“心脉不通”有类同之处，属于血瘀证范畴。开展了活血化瘀经典名方“血府逐瘀汤”及其简化方进行中药干预再狭窄研究，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活血化瘀具有预防冠脉PCI术后再狭窄功效，为PCI术后再狭窄治疗开辟了中医药防治新途径。

“八·五”期间，陈可冀院士主持进行了“血府逐瘀浓缩丸防治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后再狭窄”临床和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其具有抑制试验动物PCI术后再狭窄形成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等作用。芎芍胶囊是在血府逐瘀汤基础上简化方药创制而成的、用于防治冠脉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药物，西苑医院等多家医院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干预研究显示，在西医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芎芍胶囊，可使冠脉再狭窄及心绞痛复发率下降约50%。“活血化瘀中药干预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多中心临床及机制研究”，获2005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针对血瘀证范畴过宽，无法有针对性地衡量不同病种的血瘀证候问题，陈可冀院士联合全国15家分中心对4274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评估了病史、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理化指标等不同变量在血瘀证诊断中的权重，结合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病证结合，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冠心病血瘀证病证结合的量化积分标准。这一标准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临床实用性。

陈可冀院士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冠心病急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斑块破裂、炎性反应、组织坏死、氧化应激等现象并非能用单一的血瘀病因所概括，其发生与毒邪的骤发性、酷烈性、腐蚀性等特点有类似之处。根据传统中医关于“毒”邪病因的认识和冠心病的中医临床特点，陈可冀院士在血瘀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因瘀化毒、因毒致瘀、瘀毒互结致病”，是冠心病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的主要病因病机。围绕这一病机认识，经过10年研究攻关，证明中重度心绞痛舌下络脉紫红等28项指标与再发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

陈可冀院士创新性地提出了冠心病稳定期“瘀毒致变”引发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假说，强调临证应注意辨识冠心病患者的“瘀毒”证候，早期识别和防治以减少急性心血管事件。这一学说拓展了血瘀证理论，也是继冠心病血瘀认识之后中医病因理论的一大创新。为了明确瘀毒病因致病的辨证诊断，陈可冀院士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创立了冠心病稳定期因毒致病的辨证诊断及量化标准。“心血管血栓性疾病‘瘀毒病因病机理论创新的系统研究”，2012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揭示活血化瘀治法科学内涵

活血化瘀是针对血瘀证的治疗方法。该治法具有活血脉、散瘀滞、消癥瘕的作用。但活血脉、散瘀滞、消癥瘕的现代科学内涵是什么，以往少有研究。陈可冀院士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和临床、实验研究并结合长期临床工作经验证明，血瘀证与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障碍、血液高黏滞状态、血小板活化和黏附聚集、血栓形成、组织和细胞代谢异常、免疫功能障碍等多种病理生理改变有关，其中以心脑血管病为主，也可能包括感染、炎症、组织异常增殖、免疫功能和代谢异常等多种其他疾病。陈可冀院士将活血化瘀治法的基本功效作用归纳为“活其血脉”“化其瘀滞”两方面，结合现代药理研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科学阐释。

陈可冀院士认为，血瘀证形成初期往往是血液生理功能异常，表现为血液的浓、黏、聚、滞及血小板功能异常，进而导致血液流变性改变。血瘀证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涉及到心、脑和血液等多个系统的生理异常，因此活血化瘀治法的要旨在“活其血脉”，即改善血液的流变性，使脉道通利，血流畅达。通过大量临床和实验研究，陈可冀院士证实了体现活血化瘀治法的相关方药可以改善血液理化性状和流变状态，改善心、脑及周围血管功能和微循环灌注，揭示了“活其血脉”相关方药的具体药理作用，说明活血化瘀治法可通过改善血液理化性质和血液成分的形态起到“活其血脉”的作用。

研究发现，活血化瘀中药具有改善冠脉微循环作用，其中以赤芍、苏木、牡丹皮等和血活血药最为显著，体外细胞研究发现，这些药物还能够降低心肌细胞耗氧量，改善心肌细胞功能。研究还证明，活血化瘀中药对小鼠脑缺血缺氧状态下的呼吸中枢有一定兴奋作用，可以提高脑组织耐缺氧能力。这些研究结果为活血化瘀治法通过改善心脑血管功能来实现“和其血脉”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实验证据。陈可冀院士率先以动脉粥样硬化（AS）血管重构、抑制AS炎性反应为切入点，进行活血化瘀方药防治AS和稳定AS斑块研究，证明活血化瘀方药不仅可以抑制血管内膜增生及AS斑块的形成，而且可以调节AS导致的血管重构;不仅可以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活化、调节脂质代谢，而且可以抑制免疫炎性反应、调节胶原代谢过程。多项研究为阐释活血化瘀不同配伍用于抑制炎性反应、稳定斑块等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陈可冀院士对冠心Ⅱ号、血府逐瘀汤、川芎嗪、棓丙酯、愈心痛和愈梗通瘀汤等系列活血化瘀方藥开展了抗血小板、保护血管内皮、改善心肌重塑、改善微循环及其有关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进一步证明活血化瘀方药的作用主要在于“活其血脉”，改善了心脑血管功能、血液理化性状、血小板及凝血系统功能、微循环等生理功能，“化其瘀滞”体现在抗心肌缺血及脑缺血，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凝、抗血栓形成等。陈可冀院士还通过大量病证结合冠心病血瘀证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表观遗传学等层面阐释了冠心病血瘀证的实质。

创新发展活血化瘀治法

陈可冀院士对《神农本草经》等16部本草专著进行了总结归纳，在中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传统认识基础上，结合现代中药药理学进展，发展创新了活血化瘀中药分类与治法，将常用活血化瘀中药分为和血药、活血药、破血药3类。

1990年以来，陈可冀院士采用传统活血化瘀名方“血府逐瘀汤”及相关理气活血制剂进行了AS防治研究，证明此类方药有调节脂质代谢、抗血小板黏附聚集、抑制平滑肌细胞增生、消减AS斑块等作用，临床观察到此类方药有一定消减颈动脉AS斑块作用。2000年以来，陈可冀院士从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理法方药一致和多部位、多靶点、整体综合调节为基本出发点，采用现代分析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数学、中药药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先进技术方法，结合药效学验证，系统开展了“气血并治复方”防治AS有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首次以“气血并治复方”（六味药）整体为切入点，建立了结合药理研究追踪复方有效物质基础的药化研究方法。证明“气血并治复方”有效组分配伍的新型复方，不仅具有防治AS危险因素如脂质代谢异常、血小板聚集等作用，还具有防止AS斑块形成，稳定AS斑块的作用，为中药复方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不稳定斑块或易损斑块破裂合并血栓形成是急性缺血性冠脉综合征的重要发病机制，稳定易损斑块是AS防治研究的热点。陈可冀院士在既往研究基础上提出“活血解毒—抑制AS炎性反应—稳定斑块”假说，研究结果表明，活血、解毒及活血解毒中药在临床推荐剂量上均可通过改善斑块内部成分发挥稳定易损斑块的作用，该研究为阐释瘀毒病因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和活血解毒药用于抑制炎性反应、稳定斑块提供了科学依据。

川芎是“冠心Ⅱ号”方中的理气活血药，陈可冀院士对川芎的有效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川芎一号碱”对冠心病心绞痛、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疾病有较好疗效，“冠心Ⅱ号”等活血化瘀复方的系统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开创了研发活血化瘀中药新药治疗冠心病新思路。活血化瘀方药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临床学科，如急腹症、妇科病、风湿疾病、脑血管病、骨伤科疾病、五官科疾病、肿瘤等，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

陈可冀院士团队对23种常用的活血化瘀药、8个经典古方和大量古方、验方、研制方、单味药及活血化瘀中药有效成分和部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活血化瘀方药的作用机制和治疗规律。多家单位协作首次完成“冠心Ⅱ号”的系统药效、毒理和临床基础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活血化瘀治法和方药激发了活血化瘀新药研发热潮，“冠心Ⅱ号”成为现代活血化瘀药日后进一步发展的“祖方”。在“冠心Ⅱ号”方基础上加减化裁，衍化出了一系列新药，如精制冠心颗粒、宽胸气雾剂、愈梗通瘀汤方、愈心痛方、川芎嗪注射液及片剂、棓丙酯、芎芍制剂等新药或院内制剂，极大地推动了中药新药、特别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新药的大发展，为中医药现代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示范作用。

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次全国活血化瘀学术会议”1982年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可冀院士提出将血瘀证症状、体征等宏观表征和理化检查指标相结合，制定出了中医药学术界第一个证候诊断标准——《血瘀证诊断标准》。该标准在明确血瘀证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首次将实验室现代理化指标如血液流变性异常、血小板聚集性增高等纳入诊断，为血瘀证定量诊断提供了量化依据。此后《血瘀证诊断标准》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并制定了国际血瘀证诊断参考标准。《血瘀证诊断标准》和《冠心病血瘀证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等已成為国家行业标准，在全国得到广泛应用并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

如何对血瘀程度进行量化评价，一直是中医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陈可冀院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及判别分析法，在国内率先提出了血瘀证定量诊断标准。该标准可量化血瘀的轻重程度，为中医证候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提供了范例。2014年，陈可冀院士又在总结多年活血化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定性研究、诊断试验、实用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实用性血瘀证量化诊断标准，进一步提高了血瘀证诊断标准的临床实用性。陈可冀院士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大量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及实验研究结果，建立了血瘀证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估标准，已成为全国行业认可的标准;活血化瘀研究过程中建立的冠心病中医辨证标准及疗效评定标准，成为目前国内研发治疗该病新药的通用标准。陈可冀院士主编了《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和《实用血瘀证学》等活血化瘀学说相关专著，在传统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现代活血化瘀学术理论体系。血瘀证系列标准、专著及相关实验方法的建立、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现代化进程。

陈可冀院士以有形之体“血”和“脉”为主体，与无形之气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使气血理论中气的认识有了载体，使血脉循行和现代血液循环有了契合点，由此带来了传统“血瘀证”辨证的标准化、客观化，带来了对血瘀证病因病机新的认识，带来了心血管及其他相关学科治疗方法学的突破，提高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慢性心衰等活血化瘀治法的临床疗效。

1981年，陈可冀院士参与创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并任第一、第二、第三届主任委员，专委会积极倡导和发展活血化瘀的临床应用、理论研究及国内外学术交流。陈可冀院士于1981年创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文版，2015年被中国科协评为TOP 50期刊之一，1995年创办的《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已成为SCI源期刊。活血化瘀研究过程中先后举办多次中日、中日韩血瘀证国际会议，韩国及日本均已成立了活血化瘀学术团体，有力推动了东亚地区活血化瘀学术的发展。陈可冀院士1985年提出的《血瘀证诊断标准》在中日韩血瘀证国际会议获得通过采用，活血化瘀理论和实践走向世界，扩大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多次荣获殊荣。201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中心活血化瘀防治心血管病研究团队，被中组部、中宣部、科技部、人社部联合评为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陈可冀院士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个人。1978年“冠心Ⅱ号”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川芎嗪研究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1981年“附子Ⅰ号”（去甲乌药碱）与宽胸气雾剂研究分获原卫生部甲级成果奖，1982年“冠心Ⅱ号注射液治疗急性脑缺血性脑血管病”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3年“中西医结合益气活血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塞临床及实验研究”获原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1993年“活血化瘀治则的研究（经典古方的系列比较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二等奖，1997年“精制血府胶囊防治冠心病的临床与基础实验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血府逐瘀浓缩丸防治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进入21世纪，2001年“方剂与证的药物动力学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芎芍胶囊预防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气血并治组分配伍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活血化瘀中药干预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多中心临床及机制研究”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8年“动脉粥样硬化药理评价技术平台及活血中药干预作用的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2009年“冠心病血瘀证基因组学研究”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冠心病介入治疗中药涂层支架的研究”获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创新项目杰出研究奖。

开拓中医药传承新领域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医药文化，培育中医药文化自信，1980年陈可冀院士开始主持清代宫廷医疗保健经验的整理挖掘工作，将清宫医疗经验整理汇编，填补了我国清宫医案整理研究和传承的空白。

据了解，1980年陈可冀院士组建并领导清宫医案研究室，与徐艺圃、周文泉、江幼李、李春生教授等共同整理现存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在清宫医案整理过程中，积极倡导应用文献学及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陈可冀院士回忆说：“这项整理工作的艰辛，我们当初都始料未及。清宫医案内容非常丰富，有30 000多件档案。这些档案有的保存得很好，但也有一张一张的处方，手一碰上去就碎了。有的味道特别难闻，十分呛鼻，我们一打开就被刺激得不停地咳嗽。”

陈可冀院士对清宫医案的特色进行了系统总结。他认为，清宫医疗经验的特色体现在8个方面：崇尚实效，辨证论治;法度谨严，广用经方;借重通腑，驱除积滞;征用温病时方，承先启后;废除金石丹药，侧重调补;重视家常防病，清气化湿;实践归经理论，引药丰富多彩;运用代茶饮法，调治兼顾。陈可冀院士等先后完成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清宫药引精华》《清宫膏方精华》《清宫配方集成》《清宫医案集成》等系列著述的出版。

在对清宫医案整理的基础上，陈可冀院士还对其中若干效方进行了现代科学研究和开发，开发了清宫寿桃丸、清宫八仙糕、长春丹、平安丹等多种体现中西医结合的产品，并获推广应用于老年病临床保健医疗。清宫医案整理研究工作获得了季钟朴、岳美中、任应秋、邓铁涛、溥杰等医学界及史学界专家的一致好评。清宫医案整理研究完成了前人未实现的一项中医药学术继承工作，2010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及古籍整理金奖。

在继承岳美中老中医经验的基础上，1978年3月，陈可冀院士组织出版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一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医治疗老年病的专著。陈可冀院士还在国内率先对中国第一部老年医学专著《养老奉亲书》（宋代陈直著）进行了订正评注并出版。组织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20余人，历时3年于1987年11月编成《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一书，该书摘录自秦至清朝历代古典医籍著述中有关老年医药的原文，进行述评注按，汇成百万言巨著，对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老年医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1981年陈可冀院士打报告申请成立老年医学研究所，仅1周时间即获时任中医研究院院长的季钟朴教授的批准，陈可冀院士兼任心血管病研究室及老年医学研究室主任。20世纪末，陈可冀院士被推选为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他提出的《老龄化中国：问题与对策》建议得到国务院重视和批复。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陈可冀院士应用传统中医补益脾肾法，对常见老年疾病的防治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涉及老年血管性痴呆、老年骨质疏松症、老年骨关节病、老年高血压病等。先后组织制定衰老证候分类及疗效评估标准，进行了补益脾肾复方对认知功能影响等多项研究。

从“六·五”开始，陈可冀院士相继承担了国家科委“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攻关课题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课题等，经过近30年的不懈研究，共获专利2项，研发新药并在市场上推广应用2个，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7年，陈可冀院士获首届中国老年学奖杰出贡献奖，2011年獲颁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终身成就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陈可冀院士积极为中医药发展和文化传播献计献策。1996年，他提出的“弘扬中国传统医药学工程”的提案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2002年他向国务院提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若干问题和建议”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多元模式推进中西医结合发展

陈可冀院士说，在漫长的中医药学术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次疾病认识方法学的发展和创新，都带来了治疗方法学的突破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从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到金元四大家补阳、降火、培土、攻下，再到晚清时期独重气血，尤其是活血化瘀，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和疗效提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辨识疾病病理生理的能力逐渐向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深入，如何在传统的宏观整体认识疾病的基础上，认识现代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辨识其不同病理改变的病因病机，进而治疗随“证”而变，随中医病因病机认识而变是现代中医不可回避的问题。中西医应认同彼此的优势和特点，在中医药发展道路上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推进中西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提高临床疗效。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要进一步促进中西医结合，在完善中医药在医学科学发展创新方面要有全球化、跨文化结合的哲学思维、文化观和科学技术观，要像中西医结合协作攻关抗疟青蒿素那样研制出更多的创新性药物，造福全人类健康。

陈可冀院士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尚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医学，中西医学同样各自有其优势，但也各有不足甚至某些缺陷。我们应当承认并正视这些差异，给他们合理的定位，同时还要避免出现相反的说大话或自卑等不自尊自重等情况，这样才能不断追求进步与完善。

陈可冀院士介绍，在我国传统医药学发展史上，各种学术流派很多。这些学术流派繁荣了学术，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如医经学派、经方学派、伤寒学派、火热学派等，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医临床医生临床诊疗的思路。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进而出现了中西医结合医学，并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繁荣中医学术，系统继承和创新中医药学，应当尊重历史，提倡采取多元模式的措施，提倡和谐与包容，百花齐放，以继承、掌握、推广、创新成果，达到深化中医药理论、发展中医药学术、切实提高中医药疗效的目的。

对“中西医并重”方针政策的理解，要与中医药的继承、发展、创新、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相结合来看，要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及促进中西医结合联系起来看，有机地加以贯彻实施。中西医结合模式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个不可低估的重要途径之一。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成果很可以说明其在发展中医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位西医学习中医学者、著名的内科学家邝安堃教授用他首创的肾上腺皮质挖空方法构建了中医“命门火衰”证候的实验动物模型，探讨了其理论机制，掀开了中医理论实验医学新的一页。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只有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及促进中西医结合相联系起来去理解和落实，提高医疗服务的综合实力，才可能体现和发掘出其实实在在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