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虎

◇1938年2月，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图为理学院

沙磁文化区，是20世纪前期，在重庆沙坪坝和磁器口地区迅速崛起的中国西部的文化中心。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30年间，沙磁地区爱国学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谱写出一曲惊天动地的青春壮歌，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初显力量

五四运动时期，沙磁学子就以“警觉国民、排斥强权、改造社会”为宗旨，成立了川东学生救国团。他们积极组织演讲、群众集会，拍通电、发传单，强烈要求惩办卖国贼，取缔卖国和约，捍卫国家主权，成为这一伟大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情参与者。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星火燎原之势，为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沙磁学子照亮了方向。 在早期共产党员萧楚女和重庆团地委的领导下，以游曦为代表的广大青年学生，走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最前线。

1924年11月，重庆发生日本商轮拒绝海关检查，并打伤检查人员的“德阳丸案”。游曦等青年学生毅然走出校门，以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来唤起同胞反抗意识。经过以学生为主的重庆各界群众的数月斗争，地方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驻重庆领事。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至重庆，各界人民群情激愤，再次掀起反帝斗争浪潮，“重庆青年爱国团”“重庆雪耻团”等组织纷纷成立。游曦与同学们组织爱国宣传队，深入闹市区向群众发表演讲，并沿街搜査日货，当众焚烧，表达斗争决心。

沙磁地区爱国学生运动始终保持着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派游曦（1925年冬，组织安排游曦到重庆中法学校学习，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编者注）带领李坤泰（即赵一曼）等中法学校的女共青团员，前往磁器口开展工运工作，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宣讲妇女解放，启发女工的阶级觉悟，并成立了巴蜀地区第一个女工工会。沙坪坝区第一名共产党员喻克由，在同年8月于歌乐山成立中共高店场支部，成为沙磁地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伊始，沙磁学子针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反动统治，开展了一系列学生运动，有力配合了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如1935年北京“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沙磁学子积极响应，纷纷成立救国会，拍快电、散传单、发表演讲、向当局请愿等。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爱国学生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

◇沙磁区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情景

为团结抗战而奔走呐喊

抗战时期，一大批大专院校西迁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等22所高校及全国八分之一的大学生，会聚沙坪坝区这片热土。各级各类学校骤然猛增，为沙磁学运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战募捐。如重庆地下学联发起成立了“重庆大学文艺研究社”“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并创办主要刊登抗日类文章的《重大文艺》；各学联发动学生办壁报、作演讲、演戏剧、唱抗日歌曲，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将抗日的火种撒向各大中学校。在党组织统一安排下，1937年12月、1938年1月和6月，重庆大学地下学联、四川省教育学院学生救国会先后三次组织农村抗日宣传队，深入合川、自贡、雷波、夹江和云南绥江等17个县，向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省教院师生还向农民传授生产技术，在沿途城乡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加强对沙磁学运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8月派青委成员、川东特委青委书记荣高棠兼任沙磁区委书记。他以学校为重点，将党组织建设带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烈士，即在这一时期于辖区回龙坝兴隆场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沙磁区地下党组织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坚持“三勤”“三化”斗争策略，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校。周恩来多次深入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校发表演讲，同师生畅谈抗战前途和民主问题，给大家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提振了人心及士气。从抗日战争到重庆解放前夕，辖区党组织依靠学生救国会、秘密学联、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六一社”等学运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以公开与隐蔽、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等方式，广泛联系学生，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确保了沙磁学运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发展。

除了开展国统区学生爱国运动外，《新华日报》还发表社论，号召大后方大中学校学生，到敌后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5月，在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央大学的仓孝和等30多名青年党员和进步学生响应号召，跋山涉水，奔赴中原解放区，投身抗日前线。

◇1946年1月25日，沙磁区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政协会议开幕

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沙磁区广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并与全国各地学生运动遥相呼应，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之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全国人民国内和平愿望，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人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学生在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推动与领导下，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

1月25日，为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南方局青年组组织并领导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中央工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万人大游行。学生游行队伍向政协会议请愿，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提出七项国是主张。刚被解除软禁、以仗义执言著称的重庆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学生代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决议，依靠美国支持，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反美抗暴斗争。

1947年1月3日，“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成立，决定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以示声援。1月6日，举行了1.5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等口号。通过“抗暴”宣传，向群众揭露了美蒋勾结的罪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反对美蒋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扩军备战，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宁沪平津学生首先在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月20日，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多人。重庆学生奋起声援，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重大、女师学院等校于24日开始罢课，各校学生决定于6月2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和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为镇压学生运动，布置了一次全国性大逮捕。6月1日凌晨，重庆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分头逮捕各校学生运动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共计270余人。“6·1”大逮捕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反美蒋斗争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49年2月至4月，在党组织领导下，重庆爆发“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3月17日，4000余学生请愿游行。3月27日，上万名学生在重庆大学运动场举行“活命营火晚会”。晚会上，“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此起彼伏，成为晚会的主旋律。在热烈的掌声中，重庆大学运动场被命名为“团结广场”。

4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屠杀要求接受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请愿学生。消息传来，重庆学生义愤填膺。4月15日，全市42所学校的80余名代表在正阳学院开会，成立了“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号召学生总罢课。同时，决定在4月21日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报名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和学生分别占全市学校和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和80%以上。当重庆党组织得悉敌人将要镇压的消息后，说服学生改变游行方式，将集中的全市大游行改为分区或校内游行集会。21日，沙磁区、江北盘溪、南岸海棠溪和许多学校内，在敌人重重警戒下分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重庆“4·21”学生运动，是重庆解放前夕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广泛动员了群众，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迎接解放、保护城市作了思想准备。

◇沙磁区地下党胜利会师的“春晖堂”

升起第一面红旗

在艰苦卓绝的学运斗争中，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学运骨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共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委员张国维，学运骨干张现华、黄细亚（女）、陈尧伦、聂晶等先后被捕入狱。他们面对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成为后人敬仰的红岩英烈。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解放重庆的二野三兵团11军先锋团部队沿成渝公路挺进，一边追歼逃敌，一边在新桥街上布置岗哨、警戒。在黎明晨曦中，坐落在今天的新桥医院对面山坡上，作为我党“据点”和刘国鋕烈士从事革命活动的重庆适存高等商业学校里，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正迎着朝阳冉冉升起。这是沙磁大地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昭示着经历了近百年苦难和斗争的沙磁人民，终于迎来了新生。

12月21日，沙磁区各校地下党员、地下党外围组织地下社社员300多人在树人小学“春晖堂”举行胜利大会师，为沙磁区地下党学运工作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