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金钦 古孜丽努尔·艾尼瓦尔

【摘 要】 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问题，20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我国贫困问题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多样，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区域研究特点，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成果，有利于完善脱贫攻坚政策指导，巩固贫困治理现有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的贫困问题治理体系。

【关键词】 贫困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018年12月1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要一鼓作气，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脱贫攻坚需要一鼓作气的实干精神，也需要理论研究支撑和政策指导。对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更好的形成中国特色减贫经验，完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设。

一、国外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从20世纪初英国企业家、行为科学先驱者之一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Seebohm.Rowntree）提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观点算起，贫困问题便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从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不同程度的阐述，其中的一些观点对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1、政治学视角

1867年，德国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的《资本论》，[1]从制度层面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根源，揭示了无产者贫困积累规律，指出了导致无产者贫困和失业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1968年，瑞典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2]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11个国家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了这些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和解决贫困问题的症结和重心，提出了造成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因素，要消除贫困必须从控制人口、发展农业、分配土地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应承担起帮助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责任。

1981年，印度阿马蒂亚（Amartya.Sen）在《贫困与饥荒》一书提出了“赋权反贫困理论”，[3]认为贫困的实质源于权利的贫困，提出“一个人交换权力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正如“灾难性的孟加拉饥荒并不是孟加拉粮食严重短缺的反映。”解决贫困问题要变革制度，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顺利获得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的权利。2002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4]一书中提出：贫困必须被视为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个人利益就是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她或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收入缺乏是对一个人能力剥夺的首要原因。

2、经济学视角

1954年，美国刘易斯（W.A.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理论”，[5]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呈二元特征，传统农业占优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城市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1957年，瑞典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6]一书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先起步的往往是擁有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交通便利等先天优势的地区，从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角度解释了累积进程与极化发展理论，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从权力分配、土地制度、科学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1960年，美国舒尔茨（Thodore.W.Schults）在被称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领域的“独立宣言”《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7]将资本的内涵由单纯的物质资本延伸到了人力资本，从税收政策、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低收入者投资、教育保健等方面，分析了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技能对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除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知识和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教育等人力资本的不足。

1999年，印度阿马蒂亚（Amartya.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政府和社会对人的生存、教育、能力等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在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应当发挥的主观作用，论证了消除贫困是社会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过程，提出了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能力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在于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

3、人口学、社会学视角

1789年，英国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人口剩余致贫论”，[9]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人口的增长，认为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加任何限制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却是以算术级数增长，要保持人口数量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要采取节育、晚婚和战争、饥荒、疾病、瘟疫等主动性抑制和被动型抑制结合的手段人口增长。

1959年，美国刘易斯（Oscar.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10]认为贫困既是过去的一种结果又是产生新贫困的动因。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因为贫困而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促使穷人间形成集体互动，并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形成隔离，产生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一套与穷人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这种亚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动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贫困文化塑造着贫困者的性格，导致他们即使遇到机遇也难以走出贫困，要消灭贫困必须首先提高穷人文化价值观。

1962年，美国甘斯（Herbert.J.Gans）在《都市村民》一书中提出“贫困代际传递”说，[11]认为贫困和导致贫困的条件、因素，会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这种子女继承父母的贫困和贫困因素的恶性传递，后来演变为社区或阶层范围的贫困和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因素的代际延续，强调了贫困者贫困的原因在于他们先天不足或天赋异禀的低下，又不愿意接受教育，只能从事低收入、肮脏的、危险的、临时性的职业，这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需要，提出贫困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高社会效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二、国内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人口基数大，也是贫困人口大国，贫困原因复杂多样，与西方国家研究相比，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少有代表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贫困问题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多学科、多视角、多区域研究的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党的扶贫政策，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多学科研究

政治学。贫困问题不仅仅物质资源匮乏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执政稳定性、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问题。张帆（2009年）从现代化进程视角研究，[12]认为贫困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物质资料的分配形式、公共政策会导致减贫风险的冲突;田小红（2009年）研究了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13]职能、绩效评价和存在的弊端，如何非政府组织合作解决贫困问题等;马凤芝（2013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4]强调了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不高以及政策城乡差别化待遇造成的;薛宝贵（2016年）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反贫困的合理性，[15]提出了我国反贫困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挑战、对策;苏静（2018）[16]从托马斯·博格全球贫困理论：不伤害的消极义务和制度性人权角度，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视角无法充分实现全球贫困人口的人权缺失问题;吴宗敏（2018年）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给全球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挑战，[17]中国要积极探索推进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解决新方案。

经济学。贫困表现就是经济落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与倾斜，自然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热点。袁新红（2017年）对新疆农村金融扶贫发展现状、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18]提出了资金、产品、创新、政策、法规等支撑措施;赵向豪（2017年）[19]认为功能农业在新疆具有环境与资源优势，与精准扶贫存在内在逻辑协同性，提出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肖建飞（2018年）研究了新疆南疆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情况、[20]使用效果等问题;侯庆海（2018年）从人的需求出发，阐述了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思路。[21]

社会、文化学。贫困不仅涉及政治、经济问题，还涉及生活方式、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娄君庭（2017年）[22]从理论逻辑、群众立场、精神实质、价值目标四个方面，剖析了精准扶贫时代价值;万兰芳（2018年）[23]总结了新中国减贫实践经验，提出“后贫困时代”和“新发展主义”观点，论述了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治理思路。

2、多视角研究

贫困内涵的研究。早期对贫困的认识主要是经济视角，随着国内外扶贫理论的发展，学界逐渐把个人能力、人力资本、经济权利甚至政治权利纳入贫困问题内涵中。金雁（2005年）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低下，维持一定生活水准的不足，还包括市场竞争能力、获取资源能力以及追求自身利益能力、手段的低下;成卓（2009年）认为贫困的本质是贫困群体维系生存机会、能力，获得物质帮助以及发现发展机会与权利的不公平性。

贫困成因的研究。贫困成因也具有多样性、区域性、个体性等，目前学界对贫困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环境、经济增长、人力資本、制度安排等方面，部分研究认为资源环境的先天不足、过度开发、保护不当是致贫的主要原因。马比双（2013年）[24]总结了近年来贫困的类型、成因及对策，提出了内生性贫困和外生性贫困的概念、构想。

扶贫政策的研究。贫困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扶贫政策的与时俱进。左常升（2016年）梳理了中国政府2001-2015年扶贫开发相关文件，分析了这些文件的社会背景、要求差异、宏观和微观的落实效果等;曾小溪（2017年）[25]对新中国60多年来的扶贫战略和政策演变总结为：稳中有进的宏观战略、由粗到精的精准政策、适度高效的资源传递、组合多样的扶持政策和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向德平（2018年）[26]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不同阶段扶贫政策和治理历程，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精准扶贫的研究。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学界对精准扶贫内涵、对策、实施效果等的研究都在不断地深化、拓展。陆汉文（2016年）认为精准扶贫是以精细管理、持续再生和综合协同的理念为指导，对精准扶贫对象要进行精准识别，才能精准施策、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强调了精准扶贫综合治理性;杨道田（2017）[27]总结了扶贫开发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时期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的内涵和发展逻辑及运行模式;吴振磊（2018年）[28]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扶贫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精准扶贫具体要求;白维军（2019年）[29]从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发展历程总结了精准扶贫的思想体系。

3、多区域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等特点，学界研究贫困问题的热点，多集中在区域偏远、生态脆弱、文化发展、民族差异、能力不足等方面。

程玲（2015年）[30]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特点，从主体、民族、生态、文化、能力等视角进行了分析;王健（2015年）[31]对精准扶贫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及精准扶贫模式、方略进行了研究，认为扶贫开发是贯穿我国新时代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项艰巨使命，要让新疆各种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感受党的关怀，祖国的温暖;石善儒（2015年）[32]结合甘肃定西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对近30年来定西扶贫工作的有关政策进行了分类、总结;张志远（2017年）[33]通过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现状，提出区域整体解决贫困问题建议。

刘林（2016年）[34]以新疆为例，汇编了历年来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相关论文;刘占芳（2016年）[35]以新疆巴里坤县为例，分析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存在的问题、成因分析，提出建立动态监测与识别机制、加强扶贫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支持及完善脱贫退出机制建议;李学军（2016年）[36]认为贫困问题是新疆南疆地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最突出的短板，要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发机制整体性润泽与调适，强化新疆精准扶贫质量与绩效;张建军（2018年）[37]以新疆温宿县博孜敦柯尔克孜民族乡为例，分析了扶贫开发中经济、民生、文化、社会稳定等现状、问题和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郭亚萍（2018年）[38]结合，总结了皮山县的特殊性和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经验。

通过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践探索，都是比较丰富的，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可以说成果丰硕。但是认真反思后我们会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贫困理论和指标体系下推进的，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贫困治理视角研究并不多，特别是针对我国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的研究，由于具有明显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有价值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需要我们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和精准扶贫新要求，深化中国特色的贫困问题研究，“为脱贫攻坚和减少、防止贫困人口返贫，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做出贡献。

【注 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缪尔达尔（瑞）.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塞斯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阿马蒂亚（印）.贫困与饥荒[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阿馬蒂亚（印）.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刘易斯（美）.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曼彻斯特学报，1994.

[6] 缪尔达尔（瑞）.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M].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7] 舒尔茨（美）.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9.

[8] 阿玛蒂亚（印）.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 马尔萨斯（英）.人口原理[M].朱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0] 刘易斯（美）.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M].丘延亮，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11] 甘斯（美）.都市村民[M].周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张帆.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田小红.中国贫困管理历史、发展与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14] 马凤芝.转型期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其制度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薛宝贵等.反贫困的理论依据、挑战与对策[J].青海社会科学，2016（5）.

[16] 苏静.论托马斯·博格的全球贫困理论及其与批评者之间的争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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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袁新红.新疆金融扶贫成效、问题与对策[J].新疆农垦经济，2017（5）.

[19] 赵向豪等.功能农业与新疆精准扶贫：内在逻辑、作用机制与政策建议[J].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6）.

[20] 肖建飞等.扶贫小额信贷如何能够有效抗击贫困[J].新疆社会科学，2018（7）.

[21] 侯庆海.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扶贫工作深化研究[J].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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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兰芳等.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J].河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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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杨道田.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创新路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28] 吴振磊.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演进、特征与展望[J].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

[29] 白维军.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与创新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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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健.精准扶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实践与创新[J].实事求是，2015（11）.

[32] 石善儒.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支持定西扶贫工作的政策演进[J].甘肃理论学刊，2015（1）.

[33] 张志远.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研究[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

[34] 刘林.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以新疆自治区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35] 刘占芳.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初探-以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为例[J].新疆社科论坛，2016（10）.

[36] 李学军.新疆南疆三地州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问题研究[J].新疆社科论坛，2016（12）.

[37] 张建军.新疆民族乡扶贫开发现状及发展策略探析-基于温宿县博孜敦乡的个案考察[J].实事求是，2018（2）.

[38] 郭亚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新疆南疆实践-以新疆皮山县为例[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8（12）.

【参考文献】

[1] 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EB/OL].北京：新华社 2018-12-21 17：54 http：//www.mnw.cn/

[2] 仇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6.

[3] 苏礼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与实践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7.

[4] 武沁宇.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7.

【作者简介】

辛金钦（1962—）男， 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古孜丽努尔·艾尼瓦尔，女，新疆农业大学预科15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