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婷

［提 要］基于“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理论，通过构建FDI与林业生态环境效应模型，采用1999-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视角下FDI对林业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林业生态环境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FDI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可以优化FDI的流入质量；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开放程度系数对林业生态环境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的提升并没有对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有显著提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外资分布，加强区域环境规制，增强生态资源储备等政策建议。

一、引言与文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外资政策的引导，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并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中国带来直接资本贡献的同时，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由此引起的对资源消耗、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为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不断加强对环境的规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环境约束的政策，初步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框架。因此，探讨FDI、环境规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一）文献综述

国际方面关于FDI的环境效应分析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说。第一种是“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最早由Walter and Ugelow（1979）①提出，并由Copeland and Taylor（1994）经过实证研究而渐趋成熟，主要是基于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条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由于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形成相对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标准。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降低生态环境标准成为其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交换条件，忽略了长久收益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促使所谓的肮脏产业（Dirty Industries）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成为跨国企业的“污染天堂”。这个假说包含着两层含义，即东道国降低环境规制吸引FDI，而FDI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程度。第二种是“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 Halo）。“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的流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清洁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可以减少国内的环境污染。Daniel and Andrés（1999）和Wheeler（1995）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强调了FDI承载的技术，发现东道国可以通过引进的FDI传播清洁技术和环保技术。

国内关于FDI与生态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未取得共识。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类观点：

首先，有学者认为验证了 “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李子豪等（2012）②的实证研究指出FDI带来大量已经淘汰的技术和设备，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刘渝琳等（2007）③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FDI确实有抑制效应，地方政府存在以放松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资，使中国成为“污染天堂”。虽然FDI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对CO2的抑制作用各不相同，但是综合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增加了当地CO2的浓度。环境规制对FDI的溢出效应得到了验证，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程度越强，FDI的溢出效应越显著，但是中国地区并没有发展到产生FDI积极溢出效应的程度，所以中国不应盲目的信奉外资技术溢出之说，而应该鼓励企业更多地进行自主创新。杨军等（2016）④在基于“波特假说”的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研究中提出，环境规制抑制FDI的数量，但是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产生的抑制效应差别很大。

其次，也有学者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虽然跨国企业可能向落后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的经济产业，加重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治理负担；但同时在跨国企业进入的相关产业内，它们又可以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环境友好程度。FDI可以促进治污技术的发展，由此改善被投资国家的生态环境。许和连等（2012）⑤研究了在地理分布条件下，中国FDI和环境污染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结果表明FDI的高值集聚区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低值集聚区，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越是能充分发挥FDI的示范效应，不同来源地的FDI对环境影响不同。在厘清外资进入、政府监管和碳排放效率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FDI进入使产业呈现“高碳化”，环境规制的加入使该地区的低碳技术水平有了一定改进。魏玮等（2013）⑥通过建立联立模型得出结论：即能源虽不是FDI流入沿海城市的显著因素，却是其流入内陆城市的重要因子，环境规制促进了沿海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最后，还有学者发现FDI与中国环境呈U型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因素的细化，许多学者发现FDI进入东道国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并且因为相关限制条件的改变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综合考虑FDI和环境规制的效应，李斌等（2011）⑦等研究表明与地区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相比，FDI和环境规制对治污技术的影响更显著，即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和治污技术之间存在U形关系。白俊红等（2015）⑧在Copeland-Taylor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FDI质量指标体系，再利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发现FDI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FDI”对生态环境有着不一样的影响，提高FDI的整体质量才是同时实现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水平的有效手段。在此背景下，刘飞宇等（2016）⑨选取中国285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发现FDI对环境同时具有“污染光环”和“污染天堂”的效应。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结合环境规制因素研究FDI的环境效应的文献越来越多。将FDI技术溢出中的“技术水平”不断细化，度量指标增多，如将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进行了数理分析，认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强，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水平呈“U”型分布。当达到某种条件时，FDI和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可以实现完全的 “双赢”。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认识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对其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认识的差异。就当前研究来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将环境规制纳入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分析，对厘清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1.本文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理论模型的推导思路引入到FDI影响环境污染问题的框架下，从理论层面研究FDI影响环境污染的效应与机制，并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理论拓展。将FDI环境效应的影响机制拓展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及地方政府竞争效应。利用“污染天堂假说”，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基础上，具体分析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国家区位优势中的环境规制因素，进一步阐析环境规制在内生和外生的条件下，分别如何影响FDI的区位选择。

2.本文创新性的以单位面积蓄积量为主要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良好的森林覆盖率对于生态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选取中国1999-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证明FDI与生态环境存在U型关系，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环境规制下FDI对林业生态环境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和数据选取

1.模型的建立

考虑到FDI对林业生态环境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对于构建初始模型如下：

式（1）中LNPFRit代表生态环境质量（用单位面积蓄积表示），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FDIit表示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Xit为相应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规模（LNGDP）、产业结构（LNSTRU）、人力资本禀赋（LNHUMAN）、贸易开放程度（LNOPEN）、工资水平（LNWAGE）和城镇化水平（LNTOWN）六个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统一量纲以及消除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各变量的对数值来研究，从而改写成如下模型：

式（2）中LNERS表示环境规制水平。

2.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取

①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函数关系可表示为：

考虑到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建立的多元线性时间序列模型为：

在式 （3）中，LNFDI是被解释变量，LNREGU是核心解释变量，LNGDP、LNAWAG E是一般解释变量，β0、β1、β2、β3表示常数项和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μ表示随机误差项，t表示年份。

②核心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LNFDI）：本文选取FDI流量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按人民币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亿元）。

环境规制 (LNERS)：为了更全面的考察FDI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环境规制的度量，本文考虑影响生态环境规制因素的特殊性，采用非期望产出估算方法。本文综合工业的非期望产出和森林方面的指标，加入森林虫害面积值，最后再将五种单项指标都赋予权重，计算而成。

第一步，环境规制标准化公式

第二步，权重取值方法：

第三步，对五个标准化单项指标赋予权重，计算得出各单项指标的环境规制和综合环境规制指标。

式（6）和（7）中，St是指单个指标的环境规制，ERS代表总环境规制指标。总环境规制指标的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管制程度越严格，相反，其指标值越小，则说明该地区的环境管制程度越宽松。

③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LNGDP）：本文用各省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规模，由于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的GDP数据是按当年绝对价格计算，所以本文按CPI平减，时间跨度1999-2017年，单位是亿元。预期符号为负。

产业结构（LNSTRU）：本文产业结构用工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

人力资本禀赋（LNHUMAN）：本文采用各地区受教育年限和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示。预期符号为正。

贸易开放程度（LNOPEN）：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进出口总额按当期人民币汇率折算为亿元。预期符号为负。

工资水平（LNWAGE）：平均工资水平可以反映投资的成本大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外资将承担更大的劳动力成本，其生产产品具有竞争力越弱，更容易有效阻止劣质的FDI，从而保护生态环境。本文该指标用各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表示（万元），预期符号为正。

城镇化水平（LNTOWN）：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骤增，大部分绿色空间被挤占，而农村由于人口流失形成土地退化，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可以表征一个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和市场潜力。城镇化水平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市场机制越完善，更容易对FDI的质量进行甄别，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本文用各省城镇人口或非农人口与地区总人口比值来衡量,预期符号不确定。

对于政府政策影响，这里选取作为常量。从理论上笔者认为环境规制(REGU)对FDI会有直接与间接影响，一般来说，严格的规制会提高跨国公司的成本(包括污染的治理成本、建设项目“三同时”而增加的成本、对技术与设备更高的要求等)，从而直接影响FDI的流入。同时，环境规制越严格，意味着人们有更高的生活要求与收入水平，即意味着更高的GDP与AWAGE水平，从而间接地影响了FDI流动。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17年29个省（市、自治区）（重庆并入四川，去除西藏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

（二）样本分析

1.全样本回归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在全国样本的基础上，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1999-2017年间29个省份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随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该回归方程进行豪斯曼检验，观察检验的结果最终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表1中（1）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描述了1999-2017年各省或地区FDI与生态环境的固定效应回归情况。方程（2）则表示1999-2017年模型（2）的回归结果，即加入FDI与环境规制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1可知，核心解释变量LN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LNFDI的平方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FDI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U”型关系，U型曲线开口向上，即FDI对生态环境质量有先抑制、再促进的影响。且可以计算该U型曲线的拐点为38.38亿元。当FDI在小于门槛值38.38亿元时，随着FDI引进数量的增多，生态环境质量随之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FDI上升至拐点38.38亿元之后，随着FDI水平的增加，对中国生态环境呈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生态环境污染的加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高科技人员和环保水平也在加强。

表1 全样本回归结果

对比方程（1）和（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LNFDI和LNFDI的二次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2）中LNFDI的二次项系数减小，U型曲线开口变大，可计算拐点为41.06亿元。LN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LNFDI的二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64，比式（1）中α2的值要小。并且LNFDI*LNERS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FDI具有部分调节作用。FDI在小于41.06亿元时，环境规制减弱了FDI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当FDI经过拐点之后，环境规制的增强并没有显著促进FDI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而是放缓了生态环境的净化速度。

观察方程（1）和（2）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见，经济规模系数 （LNGDP）和产业结构（LNSTRU）系数均显著为负，工资水平（LNWAGE）系数符号为正，和预期符号一致。生态环境质量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而下降，说明经济的发展的确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牺牲，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LNSTRU）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考虑到模型使用是对数值，所以该方程的系数表示经济学中的弹性，亦即当产业结构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下降0.84%。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优先重工业、轻服务业”的发展战略，产业布局不够合理。工资水平（LNWAGE）的提升对生态环境具有改善作用。当工资水平增加1%，生态环境质量上升0.29%。有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和人才的培养使得FDI发挥了正向作用。

人力资本禀赋（LNHUMAN）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人力资本水平由1.50变为1.26，这与我们所认为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污染治理水平并不相符。人力资本禀赋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下降1.26%。其一，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对FDI的引入有了新的政策调整，但是前期由于重工业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效果并未得到显现。其二，可能是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研发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果，外资引入后排放的污染物会使环境面临较大的压力，从而对森林资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城镇化水平（LNTOWN）的系数为正，可能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市的绿化水平，总的来说是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

贸易开放程度系数（LNOPEN）由负转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规制通过调节FDI对生态环境产生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生态保护得到不断重视和发展，相比制造业来说，流入中国生态保护方面的FDI所占比重极小，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看，外资的流入收到诸多限制，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很小。

2.内生性检验

为了防止内生性问题给回归结果造成的偏差，从而影响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本文将FDI（LNFDI）和各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进行估计。表2中固定效应（1）和固定效应（2）分别表示模型中自变量均滞后一期和均滞后二期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LNFDI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生态环境之间依然是正U型关系，说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内生性。产业结构 （LNSTRU）和人力资本禀赋（LNHUMAN）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工资水平（LNWAGE）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本文中基本模型和最终模型的构建合理有效。

此外，本文对基本模型和最终模型进行了GMM估计。GMM（3）表示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进行差分GMM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各系数的符号与FE估计结果一致。运用GMM估计时还应判断工具变量和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因此,笔者分别采Hansen检验和Arellano-BondAR(2)检验分别判断工具变量及模型设定的合理性。结果证明回归方程存在一阶相关，二阶不相关。

表2 内生性检验

（三）环境规制下FDI对林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1.对分样本的回归分析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不同，且生态资源丰裕程度各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条件下FDI对生态环境的区域影响。如表3和表4所示，分别对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下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加入FDI与环境规制交互项之后分别进行检验。本文将1999-2017年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对于FDI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地区回归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完全一致。LNFDI和LNFDI的平方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4检验了各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发现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规模（LNGDP）系数为正，中、西部地区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比较发达，引进的FDI数量较多，目前已经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处于曲线的右端，FDI发挥“污染光环效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生态环境质量随之显著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本身引进FDI数量较少，截至2017年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程度比前者小。说明中国中西部地区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尚未达到拐点之后的水平，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增长速度，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

产业结构 （LNSTRU）、贸易开放程度（LNOPEN）系数在西部地区为负，和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2000年之后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2000年至2010年是该战略的基础阶段，这十年是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铺垫期，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建设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有基于持续发展的“贫瘠大开荒”，但更多的是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煤炭大开矿、资源大开采、能源大开挖，由此造成的干旱和沙漠化以及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形成灾难性的消极影响。加之2010年开始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转移了部分高污染行业，使尚未调整经济结构的西部地区受到持续性破坏。

表3 分样本回归（模型1）

贸易开放程度（LNOPEN）东、中部地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方面东部地区经过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已经得到了改善，跨国企业中先进的清洁技术和治污技术的使用发挥了正向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东部逐步实现对外资质量的控制，使流入的FDI得到质量保证。中部地区由于经济迅猛发展，政策的放宽和地区投资环境对FDI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优质的外资引进已经能够发挥正向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有利影响。城镇化水平（LNTOWN），除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均显著为正。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确实在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可能和中国东部地区生态资源较为困乏有关。

对于经济的分析有大而广之的宏观研究，也有细致入微的微观分析。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也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理论与经验。经济学是一门神奇的学科，它存在着不同的学派争端，也存在着共同认可的大道理。所以，当研究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能够在宏观层面解释清楚的道理，在微观层面却难以说通。本文为了规避这样的问题，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既考虑7大地理区域的数据，也更为具体的考量各省份的情况。通过对回归方程的分析比较，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出入。首先针对已构建的模型，本文先将7大地理区域（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数据带入其中。FDI质量是在三个维度 （实际利用外资平均规模、FDI实际资金到位率、外资出口导向）下考量并经过加权求和后的数据结果。借助Eviews软件可以得出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重点考察的是FDI质量对森林质量的回归系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分样本回归（模型2）

通过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7大地理区域中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四大区域的FDI质量的变化对森林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东北地区的FDI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29，表示FDI质量每增加1%时，森林质量平均增加0.29%。换言之，虽然FDI的引进没有能够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但在这一地区由于回归系数小于1，则可以理解为FDI质量的提升缓解了生态恶化程度，未来有待进一步观察。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历来在经济发展中表现较好，经济实力较为突出。通过对模型的回归分析也同样发现，两个地区FDI质量对森林质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8和-0.24。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FDI质量每增加1%时，森林质量平均减少0.48%与0.24%。华东地区与华中地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其经济实力不如华东、华中、华南具有地理优势与人才优势的地区。近年来西南地区结合自身条件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如贵州地区发展的大数据等清洁产业，对本地区生态环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证研究的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历史性的成就。西南地区FDI质量对森林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14，表明FDI质量每提高1%时，森林质量平均来看下降0.14%。综上来看，FDI质量的提高改善了大部分地理区域的生态环境，但在华北、华南、西北地区未能产生显著的或积极影响。优化FDI的引进质量与利用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地区间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依旧任重而道远。

表5 中国7大地理区域FDI质量对森林质量的回归结果

2.加入国际协定对林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中国于2009年宣布加入 “哥本哈根承诺”。这项决定可能带来相关政策变动，对于清洁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和使用以及对于生态资源的直接保护将有不同的决策实施，进而影响能源强度。本文将剔除2009年以后的数据以排除政策变动的影响。表6中（1）和（2）分别表示加入哥本哈根协议前和后即1999-2008、2009-2017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国加入前和加入后各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并没有产生大的改变，可以排除政策对生态资源变化的冲击，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

表6 加入国际协定的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从全国样本来看，FDI与林业生态环境的实证结果显示，FDI与中国林业生态环境呈现U型关系，核心解释变量LN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LNFDI的平方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U型曲线开口向上，即FDI对林业生态环境质量有先抑制、再促进的影响。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后，发现LNFDI的二次项系数减小，U型曲线开口变大，拐点为41.06亿元。说明环境规制对FDI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FDI经过拐点之前，环境规制减弱了FDI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当FDI经过拐点之后，环境规制的增强并不能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相反减弱了生态环境的净化速度。说明在中国经济规模未达到拐点之前，应充分重视环境规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政府监管，使环境问题内部化，减弱FDI的“污染天堂效应”。另外，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开放程度系数对生态环境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其次，本文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关于生态环境的度量指标用人均森林蓄积来替换。人均森林蓄积也是体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表现一个地区的森林资源禀赋，其变化直接影响着生态系统的产品多样性和环境功能。按照本文的标准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以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此外对于各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以及GMM估计结果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本文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二）政策建议

1.优化外资分布

本文在理论上分析支持了FDI与中国生态环境质量间的U型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而阻断FDI的进入使其小于拐点水平，因为引资政策的实施在于扩大经济规模，所以应该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差异性，适当提高东部地区的外资准入壁垒，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引进。中国目前存在外资区位选择失衡现象，大部分外资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于中西部等内陆省份其外资规模远远低于U型曲线的临界值，外资在中西部地区仍然表现为“污染天堂”阶段，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环境成本。所以对于整体引进FDI的数量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明确。东部地区需要有力引导和促进其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中西部地区，应该避免因发展经济而成为FDI的污染避难所。中西部在引进FDI时，不仅要追求FDI带来的经济利益，还要关注外资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从“引资”到“选资”的转变，促使积极技术溢出型、环境保护型的产业进入。

2.加强区域环境规制

从区域差异来看，首先，政府应该在东部地区进一步刺激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对于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管理，制定和完善FDI项目的环境标准，并且能够滚动修订直至达到科学水平。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环境保护监管，实现引进外资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其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级的环境规制、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开发战略以及法规条例等，各地区生态保护政策都会影响到环境变化的趋势。环境部门应该针对不同地区先行环境影响评估和分析，再制定相对应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和森林资源开发政策规划。基于控制变量对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应该尤其重视外资注入和环保资金的双向投入，提升整体城市水平的同时降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3.增强生态资源储备

应该进一步扩充东部和中部森林资源储备和绿化水平，发展政府主导、企业管理的可持续资源储备方式，并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对于林农实施明确的专项保护基金和优惠政策，关注生态系统和生态保护技术人才。考虑到生态保护发展的特殊性，使生态性和经济性森林资源能共同增长，相辅相成。应加快调整生态保护模式，使传统生态保护向现代生态保护转型，实现生态保护技术和效率的充分发挥，形成生物技术、清洁技术等产业链，促进生态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但是森林资源禀赋相对处于劣势，应该加快政府对于生态森林储备的执行和改善。

注释：

①Walter I,Ugelow J L.Environmental Policies i n Developing Countries［J］.Ambio,1979,8(2/3).

②李子豪,刘辉煌.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J］.财贸经济,2012,(9).

③刘渝琳,冯其云.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7,(3).

④杨军,贺苎瑶,丛建辉.环境规制、制造业FDI与门槛效应［J］.经济问题,2016,(11).

⑤许和连,邓玉萍.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基于空间异质性模型研究［J］.财经科学,2012,(9).

⑥魏玮,宋一弘,刘志红.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来自21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

⑦李斌,彭星,陈柱华.环境规制、FDI与中国治污技术创新——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1,(10).

⑧白俊红,吕晓红.FDI质量与中国环境污染的改善［J］.国际贸易问题,2015,(8).

⑨刘飞宇,赵爱清.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效应检验——基于我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