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往，晚年旅美更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寓所地址和电话号码只向一二至交透露。不过，她屈指可数的几位至交，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备至。大到商洽作品版权，谋求工作职业；小到衣食起居，看病就诊，无所不包，无微不至。

张爱玲赴美后，因无博士文凭，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固定工作，收入零星，居无定所，甚至有几分凄凉。但在晚年完全没有工作的那些年，她衣食基本无忧，去世时多少还有些存款，这有赖于几位友人对她多年的支持与关照。

宋淇、邝文美夫妇：患难中的知己

1952年，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公开招聘译员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张爱玲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份工作。张爱玲并非美新处正式职员，不拿固定薪水，翻译一本书，就拿一本书的报酬。在美新处工作的这段时间，她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成为莫逆之交。从此以后，张爱玲和宋淇夫妇的友情像清澈的溪水，缓缓流动，再未停滞、干涸。1955年，在美新处文化部主任麦卡锡的帮助下，张爱玲得以移民美国。乘游轮离开香港不久，张爱玲就忍不住给邝文美写了一封充满感伤惜别的信。“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还以为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张爱玲赴美后，没有稳定的工作，用英语写作在异乡闯出一番天地的想法也没实现。收入不稳，日子恓惶，心情自然郁闷而紧张。远在香港的宋淇夫妇便通过各种方法，使出浑身解数来帮助这位异国飘零的天才女子。

1955年，宋淇是香港电懋公司的制片主任，便牵线搭桥介绍张爱玲为电懋写剧本。在宋淇的安排下，张爱玲为电懋写了十几部电影剧本，其中八部拍成了电影。宋淇说服公司按最高标准给张爱玲支付稿酬，为救急，有时还预支稿酬。一次，拿到预支稿酬后，张爱玲因杂事缠身，心情灰暗，拖了五年也未交稿。她写信向宋淇致歉。后者完全理解张爱玲在美的处境，未发一丝怨言。宽厚来自理解，理解源自深深的爱。

张爱玲冰雪聪明，当然知道宋淇介绍她为电影公司写剧本是帮她大忙，心怀感激那是一定的。但每次拿到可观的报酬，她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生性敏感的她“始终对于金钱来往影响友谊这一点怀着一种恐惧”。不过，这是她的过虑了。她和宋淇夫妇维持了一辈子的友谊，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影响的。

友谊不仅用来“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也用来“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当张爱玲在美国和赖雅结婚后，她认为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所以感觉很快乐和满意。而她也在第一时间致信宋淇夫妇，与好友分享了自己“快乐和满意”。而得知宋淇夫妇因劳碌而相继染病，张爱玲也恨不能从美国飞到香港，为好友分忧解愁：“只恨我不在场，虽然不能帮你洗烫侍疾买东西，至少可以给你做个通气窗，偷空谈谈说说，心里会稍微痛快些。”

宋淇夫妇深知，帮助张爱玲的最好办法是推广她的作品。为此，宋淇夫妇合作写出了《私语张爱玲》。为达到帮张爱玲壮大声势，建立声誉的目的，宋淇夫妇在撰写这篇后来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章时，可谓煞费苦心：处处在为你宣传而要不露痕迹，傅雷、胡适、马昆德、李丽华、夏氏昆仲、陈世骧都用来推高你的身份，其余刊物、机构都是同一目的，好像我们在讲一个第三者，非常客观似的……”宋淇主编《译丛》后，为保持张爱玲在香港的知名度，曾提议张爱玲从其所翻译的《海上花》中选出一段最好的，刊登在《译丛》上；另外，他还建议找人译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当张爱玲在美国写作不顺，心生惫懒时，宋淇不停地给她打气，夸赞她“像你那样有‘第二春还不多见”，并保证，只要张爱玲不停地写，他们夫妇会充分利用机会，替张爱玲争取到每一分报酬。

张爱玲身居美国，长期不写散文转而花大力气钻研《红楼梦》，宋淇夫妇觉得这是浪费才华，就写信鼓励她坚持按原有风格来写作，为了引起张爱玲重视，宋淇在信中甚至大胆地“批评”她来：“看你忽然胆小起来，只想向容易的路上走，真觉得没有出息。”这当然是爱之深，责之切。这样的批评张爱玲听后心里自然会涌起一股暖流。

宋淇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把张爱玲推荐给了海外学术大家夏志清。宋淇得知夏志清准备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向他推荐了张爱玲，买不到张爱玲的书，宋淇只得买了香港盗印的《传奇》《流言》寄给人在美国的夏志清。文学批评大家夏志清读了这两本书，“全身为之震惊，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可谓“前无古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說”。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张爱玲所占篇幅也可看出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作品多么推崇：鲁迅26页，茅盾15页，巴金20页，张爱玲43页。考虑到夏志清在文坛首屈一指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论断与赞赏，既一锤定音确立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推波助澜壮大了张爱玲在海峡两岸的声誉。没有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隆重推介，张爱玲也许永远撕不掉贴在她身上的“鸳鸯蝴蝶派”的俗艳标签，永远登不上高雅堂皇的纯文学殿堂。这一切当然源自夏志清的慧眼识珠，而宋淇的推介之功也必须承认。

张爱玲晚年遭遇“虫患”，不管住在哪里，都摆脱不了跳蚤的侵扰。只得不停搬家，最后干脆住进旅馆，并且每天都得换房间。这古怪而恼人的经历让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不能不想起她少女时代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她只向几位至交吐露了这一遭遇，宋淇是其中之一。宋淇得知情况后万分焦急，想到水晶是张爱玲所信赖的一个“张迷”，而他也旅居美国，和张爱玲身处同一城市，就把这一秘密透露给了水晶，希望水晶能就近帮助张爱玲，使她尽快摆脱“虫患”。没想到水晶不征求宋淇的意见就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宋淇透露给他的消息公之于众，为了吸引眼球，水晶还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张爱玲病了”。文章见报后，宋淇自知闯了大祸，即刻致信张爱玲，说明原委，表示歉意。原本不知情的宋淇妻子邝文美也十万火急致信张爱玲表示歉意，并为宋淇求情。

宋淇之所以把张爱玲遭遇“虫患”这一“隐私”透露给水晶，完全是因为太担心张爱玲孤身一人为虫侵扰的生活，病急乱投医，想请水晶就近帮忙，没想到所托非人，惹下乱子。从宋淇夫妇道歉信里所显示的惶恐不安、急切焦灼可看出宋淇多么懊悔多么痛心，而这又说明了他们夫妇多么珍视和张爱玲的友情，生怕一次疏忽，一个闪失，让他们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邝文美在信中批评宋淇这次疏忽该骂该打，但恳请张爱玲不能因此事不再理他们，因为“你是我俩共同的知己，我们异常珍视这份真挚悠久的友情”。

其实，宋淇夫妇担心过度了。张爱玲既是他们夫妇患难中结交的知己，当然能明白宋淇无意间透露了她的隐私，不过因为出于关切而一时疏忽罢了。哪里会不知轻重不明就里，不念情反生怨呢。她在回信中，不仅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赞宋淇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这封回信让宋淇心中一松，宋淇妻子邝文美也十分感动，说：若非肝胆相照，天下哪有这样的朋友？”

夏志清为《色·戒》辩护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帮助当然不限于把她写进后来享有盛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包括多次请著名书评人推介张爱玲的作品。

张爱玲完成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后，写信给夏志清，请他找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夏志清的同事基恩（DonaldKeene）撰文推荐。基恩大名鼎鼎，一般人请不动，却不过夏志清的面子，审阅并推荐了张爱玲这部小说。麻烦了基恩教授，夏志清没有就此歇手，又托著名画家蒋彝把《北地胭脂》推荐给美国出版商诺登公司，因为蒋彝的作品就由这家出版公司出版而大受欢迎。张爱玲译完《海上花》后，夏志清为她推荐了大学出版社，但张爱玲更青睐商业出版公司，而美国商业出版公司却不愿出版这部书。张爱玲的错误决定导致了这部书未能在作者生前出版，夏志清为此深为惋惜。

张爱玲赴美后，几乎全赖夏志清的推荐，才获得屈指可数的几次工作机会。经夏志清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在赖氏女子学院独立研究所获得一份工作，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任职期满，夏志清又推荐她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张爱玲在此工作了两年。1971年秋季，张爱玲搬居洛杉矶后再没有工作，但她每年能从台湾皇冠出版社拿到至少两千美金的版税（有时翻倍），这是晚年张爱玲唯一稳定的收入。而张爱玲与皇冠的合作也是夏志清促成的。

张爱玲赴美后，委托宋淇夫妇负责其作品在港台出版事宜。1966年夏志清有机会在台湾住半年，张爱玲便让他全权代办作品连载与出单行本。皇冠愿意和张爱玲合作，愿意给作者优厚的版税，与夏志清对张爱玲作品极高的评价不无关系。夏志清是学术大家，他对张爱玲作品的推崇使皇冠充分信任张爱玲作品。后来，当皇冠得知张爱玲正在创作小说《小团圆》，立即支付预付款一万美金。这对张爱玲、对皇冠都不是一笔小钱。1966年9月，夏志清和皇冠老板平鑫涛谈妥了出版张爱玲全集事宜。平鑫涛答应在稿费和版税两方面给予特别优待。后来，夏志清不无自得地说：“我们可以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

张爱玲《色·戒》发表后，张系国撰文批评这篇小说没有突出易先生的汉奸性，张爱玲以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作为回应。夏志清其时正在台湾担任小说奖评选工作，在评论获奖作品时特意穿插了一段“题外话”：“最近张系国在他的《域外人专栏》里，认为张爱玲在《色·戒》里没有强调汪朝重臣男主角的‘汉奸性，表示十分遗憾。其时张写的是一则永恒性的人间故事，发生在汪精卫时代的上海也可以，发生在袁世凯复辟时期的北京，阮大铖、侯方域时代的南京也可以，只因张自己对伪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熟悉，就采用了这个背景——她无意写人物个性忠奸立判的小说。”果然大家手笔，闲闲一笔，就一语道破了张爱玲的创作欲求与作品特色。张爱玲看到后立即写信感谢。

爱屋及乌的友人们

夏志清哥哥夏济安也对张爱玲作品推崇备至，而他在台湾任教的一些学生也顺理成章成了张爱玲的“粉丝”。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特意提到这一点：“本来在中西部与加州的事，都是济安的学生照应我，等于济安在遗嘱上添了一笔，给一个朋友一份遗产，完全想不到的。”对于夏志清的关心爱护，张爱玲自然十分感激，说：其间你出的力当然更不必说了，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只有比较小的事才可以道谢。”

刘绍铭就是夏济安在台湾任教的学生之一，他在文章写道：我自己和其他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地为她奔走。”张爱玲赴美后举目无亲，生活狼狈，无奈之下，初次见到刘绍铭等几位“毛头小子”，就放下身段，贸然求助，托他们替她留意合适的差事。刘绍铭经过一番努力，终说服迈阿密大学主管，同意请张爱玲任驻校作家，为期七个月，每月报酬为一千美金，可谓不菲。

庄信正也是夏济安在台湾任教时的学生。既然老师如此看重张爱玲，作为弟子，自然对张爱玲更加敬仰了。张爱玲去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前，庄信正充当了她和研究中心主任陈世骧之间的“信使”，张爱玲去中心报到前的手续也是他代为办妥的，他还根据中心要求，帮张爱玲压缩、修改了履历表。此后，庄信正和张爱玲的联系一直未断，他多次帮张爱玲寻找住处、搬家，甚至代办借书证等。他像弟子服侍老师那样尽心尽力帮助张爱玲。他的急公好义古道热肠深深打动了张爱玲。在一封信中，张爱玲说了这样一番动情的话：“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万神殿）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

张爱玲结束在加大的工作后，由于她性喜独居，与庄信正等友人的联系日渐稀疏。但庄信正却常常给她写信，寄书，一旦张爱玲遇到麻烦，只要她开口，庄信正也是有求必应，甚至会主动请缨。1984年1月，庄信正突然接到张爱玲的信，信中大吐苦水，说近来遭遇虫患，不停搬家，苦不堪言。庄信正獲悉这一情况，觉得事不宜迟，立即和夏志清通了电话，商量对策。之后，庄信正首先致电住在洛杉矶的至交林式同，让他就近照顾张爱玲；其次，庄信正又写信给张爱玲，劝她离开洛杉矶来东部旅行，费用由庄来承担，如果张爱玲不愿来东部，庄提出去洛杉矶看望张爱玲，“帮您看看能否解决fleas（跳蚤）和公寓的问题”。

林式同，毕业于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父亲是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1950年左右担任过台湾“行政部长”。庄信正和林式同是同一年赴美留学的，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林式同是性情中人，有侠士之风。他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此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大名，也未读过张爱玲作品。但照顾张爱玲既是友人所托，他便责无旁贷扛起这一重任。他的忠厚、踏实、热忱很快赢得张爱玲信任。一度，张爱玲寓所地址和电话号码，只有香港的宋淇夫妇和美国的林式同知道。可见，林式同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已与宋淇夫妇并驾齐驱。庄信正委托林式同照顾张爱玲之后，后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张爱玲找住处，搬家，补办各种遗失的证件，成了林式同分内之事。每搬一次家，张爱玲都嘱咐林式同将新址保密，林则守口如瓶，甚至都不向至交庄信正透露。忠厚一至于此，连张爱玲都觉得“实在难得”：“林先生答应保密，会认真到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实在难得，我真感激。”

林式同后来成了张爱玲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而宋淇夫妇则是遗嘱受益人。这说明，前者是张爱玲最信任的人，后者是她最感恩的对象。

知己如镜

宋淇、夏志清、庄信正分住三处，但在帮助、照顾张爱玲方面，三人往往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可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987年，港台同时刊登张爱玲作品《小艾》。宋淇意识到这是宣传、推广张爱玲作品的良机，于是致信张爱玲，提议将张爱玲近来发表的作品，汇集成书。在大陆时期写的，收入一册，定名为《余韵》；赴港后写的，拟用书名《续集》。夏志清看到香港《明报》刊登《小艾》后，也和宋淇一样高兴，一则，“张迷”们可以大饱眼福，二来这篇作品也有助于“张爱玲热”持续升温。同时他也关心张爱玲是否顺利收到稿费。庄信正也在同一时间致信张爱玲，提醒她留心《明报》发表《小艾》的一笔稿费。

说到关心张爱玲的人，还必须提一下美新处的主管麦卡锡先生。张爱玲在美新处担任译员时，麦卡锡听说她在创作《秧歌》，并鼓励她写完。当时，美国著名作家马宽德恰好去香港访问，麦卡锡便请他审阅张爱玲这部新作的头两章。马宽德花了一个晚上读完，随即致电麦卡锡说这是第一流的作品。马宽德回美时带走了这两章，在他的推荐下，这部小说最终在美国顺利出版。后来，张爱玲想移居美国，麦卡锡又為她在美国找到担保人，可以说，没他的帮助，张爱玲是去不了美国的。张爱玲在美国翻译了《海上花》，麦卡锡又四处托关系想为这部书找一家理想的出版社。

《秧歌》英文版首页写着：“献给理查德与莫瑞。”这里的理查德就是麦卡锡；莫瑞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张爱玲刚到美国时，过着朝不保夕、四处漂泊的生活。麦卡锡与莫瑞为此十分揪心。一次，莫瑞打电话给麦卡锡，口气里满是欣喜，她告诉麦卡锡，张爱玲结婚了，夫君为美国作家赖雅。麦卡锡听了大喜过望，连声说：“好极了。”莫瑞觉得麦卡锡高兴过了头，就提醒他：我们女儿没嫁出门，倒是招进个穷女婿。”之后，麦卡锡了解到赖雅其时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不仅无法照顾张爱玲，反而需要张爱玲的关照。从这番对话，我们也可看出，麦卡锡与莫瑞简直就把张爱玲当作自己的女儿，帮她的忙不遗余力也就不难理解了。麦卡锡被美新处派驻台湾后，曾安排张爱玲赴台湾访问旅行。麦卡锡全力帮助张爱玲完全是出于爱才，在他眼中，张爱玲是他认识的两位文学天才之一，另一位是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

张爱玲父亲生活颓废，性情阴冷，一言不合便对张爱玲拳打脚踢，还把她囚禁在家数月。张爱玲母亲常年住在国外，两人难得见上一面，再浓的母女情也经不住长年累月的天各一方，何况她俩的感情根本没有浓的时候。张爱玲第一任丈夫胡兰成，用情不专，他留给张爱玲的是无尽的伤痛；第二任丈夫赖雅和爱玲结婚时年岁已大，不久又被中风击倒，即便他深爱张爱玲，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当张爱玲长叹，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时，她内心想必溢满了苦水。正因如此，宋淇夫妇、夏志清、庄信正、林式同等几位萍水相逢的友人给予她的真诚关切与无私之爱才显得弥足珍贵。

张爱玲说：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用这句话来形容张爱玲和她上述几位友人，是十分恰当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