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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改革成功秘钥探讨

2019-09-25胡捷魏萌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9年3期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捷 魏萌

摘   要: 四十年风雨历程与辉煌成就,无可辩驳的实证了中国式改革的艰辛与功成。细数中国式改革于时机、心理、旨归、方式、步骤、保障等六方面的特点优长,探寻中国式改革的成功秘钥,对于深研改革理论,慎思改革过程,创新改革方法,持续推动改革开放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借镜。

关键词: 中国式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3.012

Discussion Abou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ese Reform

HU Jie1 , WEI Meng2

(1.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China; 2.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have witnessed the hardship and success of Chinese-style reform. The Chinese-style reform exists in six aspects: timing, psychology, purpose, mode, steps and guarantee, a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reform, studies reform theory, thinks about the reform process, innovates the reform methods,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revelation for the great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Chinese-style refor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据不完全统计,改革(Reforms)一词在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工作报告中高频出现60余次。可以说,十九大报告通篇体现着改革的气度与精髓,汇聚着改革的力量与支持,思索着改革的方法与策略,筹谋改革的任务与进路,葆有着与40年前初始改革时同样的血性与豪气,指引着中国这艘社会主义巨轮踏浪前行。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篇向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伟大中国将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持之以恒,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式改革的时间表、任务单和宣言书。

改革,作为一种成型制度自我调整与完善的重要方式与手段,于上个世纪下半叶蔚然兴起,今天业已被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民众所普遍接受与采纳。然而,纵观各国、各政体、各政府改革进程,可谓风格各异,方法万千。没有哪种改革思路,四海皆准,没有哪种改革方案,百试百灵。各国改革实绩,亦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因改革重振民心国力者有之,因改革不成亡党亡国者有之,因改革乏力导致社会停滞倒退,甚至四分五裂者也有之。而中国式改革能独树一帜,欣欣向荣,40年持续向前向上,推动政党、社会、国家、民族不断进化,呈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與生机。其源何来,其因何在,其志何往,均值得深入的审问、慎思。

就方法论而言,中国式改革乃是我党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品质与精神,对中国传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内容进行的一次多角度扫描,多层面重构;是中国人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技武器认识与改造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尝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之中,不仅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硕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同时还于方法论、实践层面实现了伟大创新——中国式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不仅可以体现为科学完备、系统融合、开放包容的庞大理论体系,同时还能够展现为兼具哲学意味与实用价值的方法手段。具体成型的理论成果随时空转移,新陈代谢,常变常新,而改革作为一种独特的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途径、创新机制则可能常态化存在,可复制再现。40年改革实践中,我党就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如何实现自我突破、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从此角度讲,或可说中国式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就内在本质而言,中国式改革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革命、改革理论基础之上,承继中华文化关于法与改制的优良传统,结合20世纪下半叶时代主题的变迁与中国政治局势的新局面、新发展、新特点,在人民群众积极生动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渐趋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运动方式与制度调整模态。中国式改革是千年中华文化精髓,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硕果与数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碰撞渗透、交互融合、孕育而成的创新结晶。它既具有一切社会体制变革的共性特点,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下改革的个性特征。中国式改革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正在发生还将连续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求根溯源,笔者以为,中国式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根源于时机、心理、旨归、方式、步骤、保障等六方面的优长。

一、“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改革时机的选择

《周易·益卦·彖传》有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大凡事物的增益,都是随着时间的流变,遵照一定时机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作为君子,当识时务,善抓时机,“见善则迁,见过则改”,择善从之。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规律亦是如此,常常是在岁月静好的流动之中,存在着分道突变的因素。善于观察事物变化的趋势,能够因势利导促成利己的变动则是超凡政治家的看家本领。时机不到,改革过早,犹如烹饪美食,火候不够,乱翻乱炒,难免夹杂夹生。改革设计者最初的美好构想,一腔热血,也会因理想超前,现实骨感,不得人心,最终流于形式,陷于空洞,死于寂静。反之,时机错逝,改革过晚,待问题倒逼,势如累卵,民怨沸溢,怨声载道,虽主政者有旷世奇才,殚精竭虑,夙夜为公,百般挽救,奈何病入膏肓,无力回天,不可救药。因而,善于把握时机是改革获取成功的先天要义。

中国式改革起于20世纪下半叶。彼时,外部世界渡尽两次世界大战波劫,痛定思痛,反躬自省,清算法西斯思想、野蛮逻辑与大国沙文主义,集中精力进行战后复建。国家实力、经济效益与科学技术与日俱进,时代主题亦悄然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努力争取本国、本民族在新一轮竞争中处于发展的优势地位。国家内部,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排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濒于险境,党组织内部凝聚力与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日渐松动,人心疲惫,精力憔悴,温饱尚不能满足,无意再行什么运动。恢复经济,重振国力,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快速发展,成为大部分党员与亿万生民的内心祈愿。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准确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审时度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与组织路线,拉开改革开放时代大幕,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成功踏上20世纪末科技发展的中兴浪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局面,实现了国力与人心的双重振奋。此次改革时机的准确选择,是国际领域各国普遍政策调整的大势所趋,是国内社会矛盾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生俱来国际化眼光的自然反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失败发展政策痛定思痛之后的主动作为。

历史发展自有其必然性的运行规律。然而,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历史规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人正是通过自己的主体选择,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来实现个人意志,给历史打上个性化烙印,并体现历史规律的。体会品味社会前进方向,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脉搏,抓住时机,促成社会历史巨大变革,这即是人的主体能动选择与尊重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两者之间有效结合的最好诠释。因而,合天时,抓机遇,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必不可少的首决要件。

二、“上下同欲者胜”——改革心理的共鸣

《孙子兵法·谋攻》有云:“故知胜有五:……上下同欲者勝。”意指,军旅上下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保持高度一致,战场之上方能凝心聚力,夺取胜利。兵法如此,改革亦如此。若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上层人士与下层百姓之间,虽都有变革现行制度之意愿,但对改革的心理构想、态度意志不尽相同,差距过大,那么改革亦难功成。统治阶层志在开疆拓土,被统治阶层却希望休养生息,上层人士期望文化繁荣,下层百姓却渴求温饱小康,人民群众改革意愿强烈,执政者却无意大动干戈,二者之间牛头不对马嘴,就无法合心、合意,更无论合力。唯有集聚社会大多数人之意愿,达成改革心理预期上的共鸣,在具体行动中才能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中国式改革心理共鸣就源于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判断相同,目标统一,态度一致。双方都对生产力落后不满,对贫穷厌恶,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善感到厌烦,对“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想束缚人们手脚心生怨气。邓小平同志自己就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先解决吃饭问题”等类似的话语。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对国情社情以及民心的基本判断。安徽小岗村18条好汉的“生死契约”则是基层群众求生存求发展意愿的具体展现。上层精英与基层百姓对改革的心理构想趋同,确保了在改革初始阶段,首发任务的一致明确,因而能集中民力,共渡时艰。待民众看到上层于改革确属真心实意,改革亦确能收取实效,自然而然对改革心心念念,鼎力支持,后续计划方能顺水行舟,推广行之。4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改革方案的重要位置设计考量,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将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变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幸福现实。改革之心,上下贯通,无往不利。因而,顺民心,上下同,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必不可少的心理要件。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能够实现上下协同,民心向往,没有出现在许多国家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执政者与广大民众同床异梦,背心离德的现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改革初期担负国家与社会管理重任者多数来源于普通民众,发迹于毫末,对群众的基本物质与精神需求,了解掌握,感同身受;领导者生于斯,长于斯,革命于斯,对祖国大地、农村、农民抱有深厚的情感与真挚的情怀;普通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同甘共苦,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终结了被奴役的命运,建立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主义事业依然保有高度的信任与必胜的决心;社会权力架构中存有较为通畅的下层上升渠道;上下之间能够利用多种渠道维系紧密的思想交流、心灵沟通等等。如此,改革设计者在进行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时,能顾及百姓利益,合乎民众需求,抓得准,办得实,见效快,而不至脱离现实,名为改革,实为误国。

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旨归的笃定

为何改革,因何成事,改向何方,是推行改革前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是为了维持统治者个人一己私利,守卫摇摇欲坠的统治权柄实施改革,则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仅用三两人智慧,行四五处变动,隔靴搔痒,不及根本;是为了装点门面,追赶时髦进行改革,则看似繁华似锦,光鲜亮丽,绣花枕头,一包杂草,既逃不过懂行人的目光,也经不起时间的磨砺,终会被看穿看透;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变革,则目光如炬,才思如电,不计个人得失,不避亲贤敌仇,集天下英才,用举世智慧,内服外敷,标本兼治,根除病灶,功效长远。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笃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奉人民群众为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初心为民,执政亦为民。[2]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包括改革在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党所制定的所有路线方针政策,颁布的全部法律法规法则,选用的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均应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应有任何私心杂念。党组织在对待自身存在的任何问题与缺点,对待所有不合时宜的制度与措施上,始终抱有一种敢于自我揭露,勇于接受批评的基本态度,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毅力与决心,坚决改之,迅速改之。党和国家领导者锐意改革的旨归不在于为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利益集团,谋私权,赚私利,蝇营狗苟,而是基于对最广大人民负责,让亿万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良好意愿。

因为无我,因而无私。有了如此坚定且崇高的改革旨归,改革过程才能听民声、集民智、为民利,从群众中获得改变国家、民族面貌的智慧与力量。改革行动才不会变为少许精英人士玩弄股掌的政治游戏,个人权力争夺的攻防武器,而改革的成绩才不会记入某个人的功劳账簿,改革的成果才可能惠及每一名普通民众,改革也才可能成为最大多数人普遍认同、广泛参与、鼎力支持的社会性巨大运动。因而,汇民智,达民意,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必不可少的价值旨归。

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改革方式的决断

改革之所以艰难,有时不在于建立什么新东西,而在于必须破坏一些旧东西。从本义上讲,改革,就是变动,就是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能顺应时空境界快速转换的旧思想、旧体制、旧方法。它们普遍生命力强大,占有大量生存资源,但整体趋向保守僵化,有的甚至退步到成为延缓或破坏事物进化发展的大障碍。对此类事物必须及时调整,修正剪除,否则会压制新生命生长,遏止新事物生成。

革命是改革,改革亦是革命。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制度细枝末节简简单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对一切不合时宜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3]从根本上讲,改革就是在坚持原有基本制度、理想信念、目标追求不变的情况下,与旧体制、旧政策、旧逻辑来一场彻底性的告别,也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历史上,因改革主导者缺乏魄力,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导致改革进程受挫,改革内容不彻底,以致陈腐势力死灰复燃,改革夭折的案例数不胜数。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不改则已,要改就要见真章,动真格,出实效。

党和国家一经确立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就矢志不移,坚定迅捷的推行开来。在态度与方法上,斩钉截铁,雷厉风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与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一切旧制度体系彻底决裂,并以时时创新的理念、制度、方法代替陈旧落后的观念、系统、手段,体现出超强的自我创新能力、政策执行能力与组织群众运动能力。在所有制领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非“资”即“社”的“二元化”思维与单一性所有制模式;在分配领域,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改变了“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理想化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国家与社会发展基本方略层面,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拓展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趋科学合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高投入、低回报、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单纯追求高速增长的“死循环”向追求更好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政治领域,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改进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治理智慧与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用人理念,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鼓励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废除党员领导干部终身制。每一条方案都深思熟虑,每一项举措都掷地有声,确保了每一次改革都能见之于实践、实效。因而,求突破,常创新,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必不可少的方式保证。

五、“循序渐进,水到渠成”——改革步骤的递进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事物运行自有节奏规律,不可揠苗助长,人为过度干扰。社会变革亦如此,其运行方法、实现步骤等均应顺乎社会运转客观规律,契合各地域、各民族个性特点,遵从科学方法,渐次展开。一哄而上,贪大求全,寄望立马收效,往往事倍功半,难遂心愿。更何况社会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历史进程,更应小心谨慎。其情其境犹如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中所描述:“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峡容一苇。”舟行峡中,亦步亦趋。

中国式改革,发端于农村,起意于农民,概与中国农耕为本,吃饭第一的千年农业传统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以下促上,问题倒逼,从村到城,由农至工,则是中国式改革起步阶段的基本进路。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奇思妙想,而是基于中国国情社情民情的必然顺序。而以某一地区或领域作为改革试点,开设特区,进行实验,中央及时汇总情况,改进不足,继而推广,则是中华文化不求冒进、循序而行的为人处事方式与党和人民“治大国若烹小鲜”慎重小心的步骤选择。待之后,改革理念逐步接受,改革经验日益丰富,改革进程愈渐加快,先行试点领域、地区、种类,也由一到多,由点及面,日益扩大,最终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层面实施变革的基本模态。到如今,改革已成为全员基本共识、日常思维模式以及看待制度事物的基本眼光,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扎实稳重的风格特质,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中国不能乱的基本政治判断,改革历程的风险挑战等多种缘由,最终决定了中国式的改革不能走“休克式疗法”的变革之路,不能行“换脑式”的改革方法,也难以完全借用外部力量实现自身制度转型,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以我为主,循序渐进,稳步提高的节奏步骤。因而,循序进,逐次高,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必不可少的步骤要求。

六、“久避重罗稳处飞”——改革平稳的保障

社会改革走前人未走之路,行前人未行之策,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成败难料,前途未卜。改革过程难免过千山,涉险滩,向死求生。改革刚取得一点成绩,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又浮现出来。正如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诗中所云:“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古往今来,变法未成,损身殒命,政息国亡者比比皆是。若要保证改革过程平稳顺畅,破坏损伤、起伏波折较少,则必须在思想、领导、步调、国家机器等方面稳定坚强,强力支撑。思想认识方面,中国式改革于发端之时党就十分注意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动员工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杠杆撬动全国范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重拾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的思想路线,认清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发动群众拥护改革,投身改革,减少改革阻力。改革领导者方面,整个改革蓝图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与规划,改革的设计、组织、实施等权力集中于中央与群众各级组织手里,确保了改革目标不动摇,改革方向不偏移,改革命令指示能够得到迅速落实。改革依靠力量方面,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发挥中流砥柱、先锋模范作用。共青团与少先队组织紧随其后,充当好“后备军”与改革“助手”。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亿万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汇集八方力量,十方资源,共谋共话共商共建改革。选人用人方面,改革的发起者以身作则,带头废除党员领导干部终身制,大力选拔信念坚定,锐意进取,矢志改革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推动变革。步调节奏方面,在坚持改革大前提下,注意維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协调统一,确保快中有慢,破中有立,进中有稳,变中有不变,既使人民群众感到改革机遇难得,时不我待,又不超越人心民力基本承受能力范围,任务适中,压力适度。改革所倚重的国家机器方面,各级政府机构科学制定方针政策指引改革方向,及时总结民智上升为法律法规保障改革成果,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助推助力改革。特别是人民军队40年来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投身改革,支援改革,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效履行职能使命,迅捷处理急难险重任务,保卫人民幸福生活,守护祖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改革进程平稳顺利,贡献力量。总之,保稳定,促改革,是中国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与若想继续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胡柳娟,谭鹏.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问题研究述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15.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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