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

[摘 要]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加上“两个凡是”禁区，致使党和国家难以前进。在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下，胡耀邦勇于思考，大胆探索，在中央党校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进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声势浩荡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了思想路线。这次讨论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从而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大潮。

[关键词] 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7-038-09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公报有如下一段：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段文字，记载了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端于1978年，距今已经整整40周年了。当时，笔者46岁，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愿作一些回忆，与大家分享。

一、解放思想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当时很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是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此明显，后果如此严重，从上至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都深受其害。但在当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却异常艰难，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多年来形成的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造成普遍的严重的思想僵化。

“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尤其是神化毛泽东，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革”早期还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搞“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前三者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样一些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个人迷信仍然盛行，严重地束缚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党内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权威方式，发表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论。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首先要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定式；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刘少奇的冤案和其他一系列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按照“两个凡是”，还是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且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一个继续坚持极左错误路线的政治总方针。

当时的中国，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由于不能拨乱反正，又加上“两个凡是”的禁锢，国家仍然难以前进。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排除干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扭转延续多年的“左”的路线，才能开辟中国发展的新路。因此，推倒“两个凡是”，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在当时确实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二、“两个凡是”是怎样被推倒的？

如何推倒“两个凡是”，如何破除个人迷信？这需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的启蒙。当时，所谓解放思想，进行思想的启蒙，关键是要给干部和群众提供一个分辨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思想武器。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勇于思考，大胆探索。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实践标准。于是，人们着手撰写文章，慷慨执言。据笔者了解，当时，北京和外地都有人酝酿撰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胡耀邦同志当时在中央党校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大胆排除了当时的文件标准和语录标准。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同志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最后同《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合并成文。这篇文稿经过胡耀邦同志两次审阅并定稿。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耀邦同志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随即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许多地方报纸相继转载。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此展开。

思想敏锐的人立即注意到“唯一标准”的提法。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学过哲学的人都比较熟悉，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它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标准[1] 153-15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哲学常识。但在长期个人迷信盛行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一种观念：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实际就是最高标准。一切都要以毛泽东特定时期说的话来衡量。强调“唯一标准”，就是排除任何其他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通俗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有针对性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这句话，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这个认识论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犹如一声春雷，中国大地开始苏醒。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强有力的支持下，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开展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78年，各地相继举办的讨论会、座谈会、报告会有近70次。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阐述真理标准的文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统计，1978年，首都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章有600余篇。北京和各地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书籍。中国大地出现了议论纷纷、思想空前活跃的大好局面。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新华社的电讯：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实际是一个省级党组织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影响很大。此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和参与真理标准讨论，“两个凡是”陷于孤立。197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形势。

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与会者冲破会议原定议程，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深入揭露和批判“两个凡是”。会议最终依据实践标准，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许多老同志依据实践标准，提出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有关同志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定，从而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大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标志着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揭露和批判了“两个凡是”，进一步辨明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又在全国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圆满结束。

纵观这一场大讨论，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已经载入党和国家史册。这表明历史发展是合力的推进。

三、打开思想闸门以后

有人撰文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促使广大民众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们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理，掌握了实践标准，摒弃了多年束缚禁锢思想的权力标准、语录标准、最高指示标准。人们不是泛泛地讨论实践标准，而是紧密结合实际，对“两个凡是”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予以具体的剖析。比如，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有些人坚持“两个凡是”，不许平反由原最高领导人定的冤案。胡耀邦就提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2] 99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推倒了平反冤案中的“两个凡是”。

在山西省，多年把农业学大寨政治化，把大寨、昔阳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提出学习大寨不走样，要求各地一律照搬他们那一套。凡是按大寨、昔阳那一套办的，就认为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照搬大寨、昔阳经验的，就认为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寨、昔阳的经验当成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山西日报》发表了《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的文章。文章阐明，大寨、昔阳经验是他们实践活动的总结，是属于主观的认识。而路线正确与否，不是凭主观认识如何判定的，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倘若把大寨、昔阳经验当作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必然违背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见《山西日报》1979-10-19）《山西日报》的文章以实践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

在湖南韶山，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干部和群众澄清了把理论与实践颠倒，把理论当僵死的教条等糊涂观念，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要热爱和尊重领袖，但决不能造神，不能把领袖神化。干部和群众弄清楚了坚持实践标准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系。（见《湖南日报》1979-

7-23）

以上生动的事实表明，真是春风直度“玉门关”！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们开始以实践标准检验“文革”。在十年“文革”期间，几乎每天都高频率地向人们宣讲“文革”的“伟大意义”“伟大胜利”，反复要求正确对待“文革”，绝不允许对“文革”持怀疑否定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出现“两个凡是”，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束缚和禁锢。实践标准的提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闸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断提出的质疑，进而从质疑到否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都是对“文革”的评判和检验。四千多名老干部讨论《决议》初稿，摆出大量事实，剖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批判“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谬，揭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恶果。以上会议和讨论，为彻底否定“文革”作了重要准备。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屆六中全会的这个《决议》，用实践标准彻底否定了“文革”，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们很自然地以实践标准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付诸行动。首先，农民深感人民公社体制的先天弊端，他们自发地搞起了承包制。甘肃省定西地区陇西县红崖湾生产队十几户人家，在1978年秋悄悄实行了“大包干”，把全队500亩土地划分到户。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订“大包干”协议，分田到户，影响很大。安徽实行“大包干”责任制遭到非议和指责，但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什么事都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大家可以到大田里看看庄稼，到农民家访访农户，一看便知，一问便知，让实践来回答。1978年11月11日的《贵州日报》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报道安顺市关岭县顶云公社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办法。文章的大标题是《“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姓“社”不姓“资”》。这大概是姓“社”姓“资”争论的最早版本。该文“编者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顶云公社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定产到组”根本不是单干或半单干，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切有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就应该大胆实行。当时一位省委书记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就是正确的，就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人们用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彻底否定了“文革”，必然进一步用实践标准检验过去搞的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进程。

四、坚持实践标准，不断推进思想解放

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转折作了思想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40年来，每一项重大改革，都以思想解放为前导，都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要以思想解放为前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次解放思想运动，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

其一，打破思想禁锢，打碎精神枷锁，首先要有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年，这个思想武器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概括语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标准面前，“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等谬说，就无立足之地。我们欣喜地发现，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被历史留下来了，成为人们辨析真理与谬误、判断是与非的锐利思想武器。

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创造性地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三大至十九大，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动。党的思想路线中写进了实践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按党章的规定，自觉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自觉拿起实践标准检验理论、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纲领、路线、政策、方略、规划、指示、办法、意见等等。这样，我们才能越来越切合实际，越来越接近真理。坚持实践标准，贵在自觉，要有自以为非的勇气和精神。

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然是推进思想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但是，实践标准也要结合实际有所发展，或者说具体化。

1983年10月，胡耀邦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會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2] 477胡耀邦从改革的实际出发，将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是否有利于”。

针对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姓资姓社”争论，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 372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排除了“左”的干扰，有力地推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为我们坚持实践标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其二，发扬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另一条重要经验。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有强烈的民主诉求，但多年专制的惯性仍在，其表现就是采取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大家发表文章、展开争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既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又尖锐批评扣帽子、压制讨论的恶劣做法。他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往后拉”[4] 345-359。他还支持谭震林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以上这些，都是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有效举措，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说得很透彻：“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说：“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他强调指出：“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5] 145解放思想就是要让大家讲话，就是要允许争论，就是要尊重大家的民主权利。邓小平还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5] 143他把真理标准讨论称之为争论，是很有道理的。

发扬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当前，我们正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也郑重提出，深化改革需要推进思想再解放。我们重温4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很有意义、很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胡耀邦.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邹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