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晚清时期，列强用巨舰重炮逼迫中国人签下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究其根源，除去军备落后之外，吏治腐败也是重要原因。但是，晚清吏治腐败的具体情况如何，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张集馨是晚清时期较为清正廉明的一位官员，在地方任职近三十年，其政治生涯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于晚清官场的种种弊政了如指掌。退休之后，张集馨自订年谱，详细叙述了自己宦海见闻，对于晚清官场吏治腐败的种种劣迹进行了大胆、深刻地揭露。

政由贿成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他自幼勤学刻苦，在三十岁时考取进士，入选翰林院，开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涯。三十七岁时，道光皇帝任命张集馨为山西朔平知府。赴任之前，道光皇帝亲自召见了张集馨，特地告诉他“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汝操守学问，朕早知之……慎无自暴自弃”，勉励他到地方要严察吏治。从张集馨自订的年谱上看，三十岁到三十七岁这段京官生涯，他的叙述极为简略，大多是诗词文章，并无官场细故。但是到了地方，情况便大为不同。

直隶总督系清朝“疆臣之首”，时任总督的桂良凭借岳丈恭亲王奕的显赫身份，毫无忌惮地贪污索贿。有一次，桂良和孙子麟趾一起到永定河巡查工程，一次便搜刮了三万余两白银。当地官员何道奎告诉张集馨，“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致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钱万青本是吏部书办，与桂良关系密切。桂良担任总督后，竟非法将“上等优缺”的正定知府授予他。即便是担任直隶布政使、按察使的钱香士与吴廷栋，虽官居副省级别，也只得“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贽，始得相安”。桂良总督直隶，“贿赂公行，恬不为怪”。“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京城的御史们都知道桂良劣迹昭著，却忌惮桂良的身家背景，没有一个人敢弹劾他。

张集馨内心非常鄙视这种行为。但是到了后来，他也不得不加入行贿和受贿的队伍中。因为不这样做，头顶的官帽便戴不安稳。这种贿赂在当时被称为“陋规”，是官场皆知的潜规则。张集馨后来升任陕西粮道一职，这是当时“美腴甲天下”的美差，每年有着大笔收入。可是这些钱财，大多得用于行贿。根据他的记载，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每次需送银八百两，外加各种礼物。两位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外加各种礼物。八位八旗协领，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将军、都统还会把家人推荐到粮道来当差，有些干脆只是挂名吃空饷，还要按节分账。陕西巡抚，一年要分四季送礼，每次一千三百两，再加各种礼物。至于陕甘总督，不但每年需要准备多次厚礼，还得由家人千里迢迢亲赴兰州呈送。

在清朝，地方官远离权力中心，却直接管理百姓，可以搜刮钱财。京官虽接近权力中央，却不直接治民，少有油水可捞。地方官在政绩考核、职务升迁方面通常要仰仗京官助力，双方便有了利益瓜葛。一般而言，地方官每年要向京官送上大笔钱财，美其名曰“炭敬”“冰敬”“瓜敬”，意思是些许小钱，供京官买煤取暖，买冰、买瓜消暑之用，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贿赂。地方官离京赴任，一定要到各个衙门拜访，送上大笔钱财，时称“留别”。根据张集馨的记载，上至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下至军机章京，以及各部门中下级小官，都要奉上数额不等的钱财。张集馨第一次到山西赴任时，没有“留别”，只是宴请师友。为官数载之后，便熟悉了官场规则。后来他赴任陕西、四川、贵州、河南之时，平均每次都要花上一万四千多两白银用于“留别”。

有人或许会问，如果不送礼会有怎样的结果？张集馨后来的经历证明，后果很严重。在担任河南按察使时，他曾因钱财上的事情得罪了前文所提的直隶总督桂良。桂良怀恨在心，遂找了个借口弹劾他“不听调度、滥用帑金”，结果张集馨遭到了革职充军的严惩。几年之后，张集馨升任甘肃布政使。朋友文廉说，“此老（指桂良）非钱不可”，劝其向桂良送礼疏通，免得赴任路过直隶保定时，再遭桂良暗算。张集馨虽然非常厌恶桂良，但是“畏其凶焰，又恐遇事生波”，尽管自己囊中羞涩，还是东挪西凑地向桂良奉上礼品。他共送给桂良貂尾褂筒一件，大铁箱鼻烟两件，本色貂帽二副，衣料四套，还有一大匣首饰佩件，都是名贵礼物。桂良收到礼物后，果然非常满意，对张集馨和颜悦色，还对他的家人关爱有加。贿赂与否，可称天壤之别。因此，张集馨用“政由贿成”来形容晚清吏治，可谓恰如其分。

骄奢淫逸

晚清时期，官场上公款吃喝消费的糜烂程度令人发指。1841年，张集馨升任福建汀漳龙道台，恰逢鸦片战争英军侵扰福建，攻占厦门，清军损失惨重，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作为闽浙前线最高长官，颜伯焘御敌无方，却扰民有术。在张集馨的记述中，多次提到当时的福建军费极其紧张，远不够御敌所用。可是当颜伯焘革职返回广东老家时，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仆人却有三千人之多，沿途都需要地方官府供应酒食和住宿。他们运输的不仅有颜伯焘自己的大量财物，还顺便帮助许多商人运货，以赚取运费。

颜伯焘人马路过漳州时，地方用来招待其一行的酒席多达四百余桌。当时大雨如注，颜伯焘命令在漳州暂住避雨，一住就是许多天。这群人吃喝到县中无法供应，县令蒋某苦求张集馨务必设法促其速走。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般吃喝，费用从何而出呢？张集馨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为了抵抗英军，当地设有一千两百名乡勇的兵额，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招兵，而是以此为名征收军饷来支付颜伯焘的招待费。知府、县令告诉张集馨，此前的招待费用“实用去一万余金，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张集馨览此，只能空发出“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的哀叹。鸦片战争惨败之缘由，由此也可略知一二。

不仅如此，在陕西粮道任上，张集馨更是亲身感受到了官员公款吃喝的触目惊心。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形容这段“肥缺”经历是“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究竟如何腐败呢？陕西粮道的职责应该是管理本省粮务，可实际上的主要工作却是招待各级过路官员。西安地处交通要冲，是藏、疆、陇、蜀等省官员往返中原的必经之地，每年的来往官员甚多。每当官员到境，粮道要随上级到官厅迎接他们，安排其食宿。然后，张灯结彩，传戏备席。通常都要準备两班戏剧，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等席必有燕窝烧烤，中等席亦有鱼翅海参。西安附近活鱼很少，每一条大鱼都要四五千铜钱，上席五桌必不能少。其他像白鳝、鹿尾等贵重难得之物，也要设法购得献上，否则就要被人笑话小气。

客人们第二天动身启程时，粮道还要到城西送行，并且根据其官职高低奉上不等的盘缠。每次宴会，仅戏价、酒席等项就要耗费二百多两白银。“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节、中秋等节日，粮道还要请将军、副都统、巡抚、省城的其他官员以及进省办事的外官们看戏宴会。即便是八旗、绿营的中下级军官，也要在春秋时节各请一次。如果连续十天半个月没有路过官员滋扰，也不得一丝清净，还得宴请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等省内官员宴会听戏，“不如是则不足以联友谊也”。根据张集馨的计算，陕西粮道每年的进项大概六万两白银左右，仅行贿、吃喝就要用掉五万多两，可留作公用的钱财简直是微不足道。

提拔重用张集馨的道光皇帝以节俭著称，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清朝的吏治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当然，要说皇帝对此一点也不了解，恐怕也有些冤枉。当时朝廷的财政极为困难，为了筹款，不得不大量卖官鬻爵，时称“捐官”。这些买了官的人进入官场后，往往肆无忌惮地腐败捞钱，更加败坏了吏治。道光皇帝对此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道光皇帝感叹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要有弹劾捐官之人贪赃枉法的奏章，“我断没有不依的”。

此前张集馨调任四川按察使时，道光皇帝曾要求张集馨严查驿站马匹不足额的情况。他提醒张集馨，“路过点查，亦恐查验不出。我说句文话你听，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我再说句俗话你听，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往查，委员回省也是期饰。我倒有一定主见：汝不必查点，遇有文报迟延者参奏一二员，自然知道儆惧。”由此可见，道光皇帝对于吏治之败也有很深的认知。道光皇帝告诉张集馨，“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站在当时的角度，道光皇帝的这番话语似有道理。然而今天看来，道光皇帝所处的恰是一个需要“动大工”，甚至是“推倒重建”的时代，他的这番修补之论自然无法令国家长治久安，空留下诸多吏治教训供由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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