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劲松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既符合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思路，又立足国内实际情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1)谢伏瞻：《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30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这是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刻把握，也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此同时，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起点。“高速增长”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取而代之的“高质量发展”上升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线和要求。

那么，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折射了怎样的经济发展逻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又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学理探索刚刚开始，已有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或者经济社会视角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3)田秋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直接动因(4)肖周燕：《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因分析——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视角》，《软科学》2019年第4期。与实现路径(5)吕守军、代政：《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蕴及实现路径》，《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而从发展经济学演变视角探讨其形成逻辑的文献较为缺乏。我们认为，作为发展经济学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命题，“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飞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追溯了发展经济学主流发展思想的演变过程，提出“以GDP为中心”是贯穿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共同思想基因。其次，剖析了以GDP为中心的高速增长与经济低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指出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原因是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再次，本文提出破局的关键是推动经济发展逻辑从“以GDP为中心”的高速增长转向“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阐释了“以人为中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以期为中国新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基础借鉴。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共同思想基因：以GDP为中心的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较为深厚的发展经济学背景，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成逻辑，必须回到发展经济学研究思想变迁的历史。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以后逐步形成起来的，是专门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综合性经济学学科。从研究内容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人口流动、对外贸易、宏观政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以及分配公平等问题；从演进历史看，发展经济学陆续产生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主流思想。他们在发展内涵(什么是发展)、发展目的(为谁发展)、发展目标(发展什么)与发展方式(怎样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观点。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等思想为代表。面对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学者们直接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强调通过提升人均产出和加快发展速度来推动国民财富增加，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和基本生存等问题。刘易斯在《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6)[美] 刘易斯：《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这样，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提高)的涵义就统一了。正如奥肯和理查森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反映出产品和劳务流量的增加”(7)[澳] 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这种将经济发展单纯解释为人均产出或者产品劳务增加(经济增长)的观点，在发展经济学先驱者的眼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此外，他们还将GDP增长视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测度指标，这样就理所应当地将经济发展进一步狭义地界定为GDP增长。于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被缩小为GDP增长这一价值取向，强调通过资本化、工业化和计划化把蛋糕做大，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提升发展速度以促进GDP增长。因此，“以GDP为中心”，寻找有利于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自然成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似乎只要经济高速增长了，贫困落后、就业不足、环境污染和不平等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推行结构主义的结果却并未实现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最终目的。依照结构主义思想，发展中国家偏重以工业化提升发展速度推动GDP增长，经济发展并未积累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大多数国家在取得短暂高速增长后均陷入长期的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普遍导致突出的资源环境破坏等低质量发展问题。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以索洛、舒尔茨、库兹涅茨等学者为代表，这些学者普遍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即经济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结构及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内容。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8)[美]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正如金德尔伯格和赫利克所指出，“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与体制安排上的变革”(9)[美] 金德尔伯格、赫利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吉利斯、帕金斯与罗默(10)[美] 吉利斯、帕金斯、罗默：《发展经济学》，齐良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7页。等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怎样发展方面，鉴于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困难，学者们对结构主义理论及政策进行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更强调市场机制、农业现代化以及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的重大作用。在这个时期，新古典主义思路和方法逐步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的主导权，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日渐式微。随着新古典主流思想的蓬勃发展，80年代以后又衍生了更多较具影响力的派别，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制度学派、新兴古典理论、新结构理论和新供给理论等，他们从多视角对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发展思想，推动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丛林的“百花齐放”。这些理论的出现，对于进一步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技术创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等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尽管大大扩展了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别是对于怎样发展经济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但依然保留经济增长甚至是GDP增长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依旧强调发展速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而与之相关的“结构-制度-文化”变革不过是实现GDP增长与发展速度提升的手段与条件(11)谢立中：《“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挑战，特别是受到此前《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的报告》与《寂静的春天》等文献的深刻影响(12)《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报告》和《寂静的春天》是20世纪60至70年代两本最为知名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著作，分别对产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和使用化学农药制品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危害提出了警告。，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之前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不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聚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视角，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并赋予经济发展“可持续增长和有节制增长”的新内涵(13)郭熙保：《论发展观的演变》，《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体现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7页。与《世界发展报告》(1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中，这两份文献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前者分析了产生环境危机的原因，指出环境危机既来自经济低速增长，也植根于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低速增长和高速增长都是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而后者则系统阐释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破坏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而环境保护却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实施恰当的环境保护政策，经济增长对环境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促使人均收入提高和国家财力增强，有助于扩大保护环境的能力，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适宜发展速度和有节制增长等思想，期望通过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等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可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依然未能脱离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这个中心，只不过添加了“适宜”和“有节制”等约束条件而已。而且，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看似美好的发展愿景和发展路径，但是由于这些思想没有形成系统可行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战略，并未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21世纪以来，以斯蒂格利茨和托马斯等学者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在以往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内涵。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环境保护以及分配公平等更具现实性的内容和目标；强调经济增长不仅包括发展速度，还包括增长质量；高质量的增长需求有更为广泛的发展标准(例如，减少贫困、环境保护、分配公平等)；成功的发展政策不仅必须确定实际收入如何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还必须确定实际收入怎样能够用来实现体现在“发展”中的其他价值(16)洪银兴、孙宁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实践、趋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不过，在新一代发展经济学中，尽管将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增长等发展质量范畴引入了经济发展的内涵，也意识到GDP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GDP增长依然处于主流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因为很难找到比GDP更适合反映经济诸多目标的其它测度指标(17)[美] 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叶静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综上，回顾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史，不难发现，传统发展经济学学者，无论是结构主义学者、新古典主义学者，还是可持续发展学者，抑或是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学者，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将GDP增长看做经济发展最为优先的部分，将提高发展速度置于其研究的重要地位。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贯穿于传统发展经济学各个主流学派，成为这些学派研究发展问题的共同思想基因。在这种发展思想体系中，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困和基本生存等问题，而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相关的高质量发展自然难以登堂入室成为主角。围绕解决贫困和基本生存问题这个终极目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将GDP增长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发展方式上则普遍采取以工业化等高要素投入方式获得GDP增长，表现为对发展速度的偏爱与痴迷。因此，传统发展经济学学者虽然对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进行了不断修正与充实，但研究的重点内容始终是“以GDP为中心”发展逻辑下的“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即探索围绕GDP增长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从发展思想演变的历史可窥一斑，而对“为谁发展”问题始终缺乏应有的关注。不言自明的是，在这种“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系中，人的内涵的数量和质量，与物质资本一样，不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和要素，难以成为真正的发展目的和发展目标。

二、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与中国经济发展困局

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烙下清晰的印记。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全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中国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被理解为以GDP为中心，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都把促进GDP增长列为经济工作的重心位置，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就是GDP增长变化的历史(18)许宪春、吕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指引下，中国经济发展呈现较为突出的双重特征——高速增长和低质量发展，形成经济增长目标与其他质量目标相互矛盾的发展局面。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发世界瞩目。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在1978-2017年间，经济平均增速高达9.5%，远远超过全球同期任何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2017年，GDP总额突破82万亿的规模，比1978年扩大55.9倍，经济总量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二位。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而且促使中国逐步走向富强之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中低收入国家和从中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两次跨越(19)这两次跨越由世界银行在2000年和2012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概括。。

另一方面，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低质量发展的特征也日渐显现，长期以来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产能过剩方面，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强调发展速度，不断加剧产能过剩问题。作为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表象，产能过剩在我国并非新问题。自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轨道，制造业产能借助内外需的强劲拉动获得了快速扩张。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和发展速度骤然下降，加剧了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为了防止发展速度继续回落，2009年中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极大加重了供需结构失衡，是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催化剂”。其后，“四万亿”投资形成的产能陆续释放和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带来的需求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尤为突出(20)国务院2013年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显示，2012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五大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产能过剩临界点水平(79%)。。在这些过剩行业中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态势。2014年，我国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较2012年继续下降3个百分点，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状态(21)李佐军：《改善供给管理：“去产能”与“补短板”》，《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6期。。为此，2015年以后的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足见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环境污染方面，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偏重发展速度，长期忽视环境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2017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我国水域污染和空气污染都呈现严重恶化。水质方面，海河陆续加重，地下水污染状况堪忧。在全国5100个水质监测点位中，地下水较差级和极差级占比近七成。其中，各大流域中，海河流域污染最重，为中度污染；其次是黄河、松花江、淮河和辽河流域，为轻度污染。空气质量方面，PM2.5和PM10污染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我国环境污染加重态势仍然十分显著，严重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

事实上，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问题，与我国长期以来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密不可分。首先，从凯恩斯宏观理论来看，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投资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引擎，但投资盲目扩大与不理性繁荣又是催生产能过剩问题的幕后元凶，带来无效产能日益增长和供给质量持续下降。张军扩和赵昌文认为，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的现象与我国推动投资扩张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及发展方式密切相关(22)张军扩、赵昌文：《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分析——政策、理论、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从发展的体制机制看，我国政府以GDP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例如，过度的宏观调控措施和地方招商政策等，带给企业错误的价格信号，促使企业过度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发展方式看，我国企业应对市场需求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规模扩张而非效率提升，则是导致许多行业产能日益过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源于以GDP为中心的粗放型低质量发展方式。粗放型发展方式就是以GDP增长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我国人口众多且环境承载力小，建立在粗放型发展方式基础上的高速增长，不重视绿色技术的创新及采用，更助推了资源难以为继和环境不堪重负的发展趋势(23)郭亚飞：《粗放型增长方式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2005年6月6日。。按照新古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个数值之前，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环境质量将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逐渐恶化；在越过收入拐点之后，环境质量自然会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逐步改善(24)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3年，Panayotou正式以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受此影响，我国传统主流学术观点和各级地方政府大多也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正常阶段和发展代价，坚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关系。这也成为各级政府放松生态环境监管、任由粗放型经济泛滥恶化生态环境的理论依据(25)向国成、邝劲松、邝嫦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因此，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强调发展速度，是导致产能过剩和环境危机的直接原因。偏重发展速度，将促进企业投资扩张，推动中低端产能过剩，导致产能过剩的低质量发展路径，以致于人们需要的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不需要的中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偏重发展速度，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不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导致污染排放增加，造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伴相生，导致环境污染的低质量发展链条。与此同时，产能严重过剩与环境污染恶化反过来又会破坏经济后续发展的动力，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从而催生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形成(见图1)。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中，GDP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当其他目标与这一首要目标发生冲突时，必然选择放弃或者牺牲其他目标以确保GDP高速增长这个首要目标的实现。GDP高速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一则可以带来国民财富增加，提高人均收入；二则片面强调发展速度又容易催生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低质量发展问题，强化高速增长与低质量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反过来又制约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其实，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之所以催生中国经济发展困局，其根源在于它漠视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为谁发展”问题，即忽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主要症结是，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发展目的上，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视解决人们的贫困和生存问题；在发展目标上，以GDP高速增长为首要目标，环境质量和供给质量等其他发展目标则被放在次要地位，当GDP增长目标与环境保护、供给效率等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为了保证GDP的高速增长，人们所需要的其他目标就可能作为增长的代价被牺牲掉；在发展方式上，主要依靠要素投资驱动和粗放型方式，突出表现为资源能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特征，折射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高速增长与低质量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发展思想仍然停留在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的阶段，就会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背离和脱节。由于忽视对人本身的关注，从而忽视人对资源环境和产品质量的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转移到人以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上，从而加剧了经济增长与发展质量之间的矛盾。

三、经济发展逻辑的创新：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上述研究表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思想根源。要从理论研究上厘清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内在关联，需要回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问题。从经济发展的本质看，“为谁发展”问题是发展的根本方面，而“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问题应该围绕“为谁发展”这个根本方面而展开。发展的真谛应该是为人而发展，GDP只是为人而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发展不应该是为了GDP而进行，离开了为人而发展这个根本，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就会在GDP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形成发展困局或者“发展悖论”。破局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发展逻辑从为GDP增长而发展转向为人而发展，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在发展思想方面，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发展目的方面，从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从GDP增长转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发展方式方面，从低质量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式，其特征由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等转向注重质量、效率、可持续和公平性等，由黑色发展、不平衡发展转向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才能将发展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有机结合，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发展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方方面面，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目标与环境保护、供给质量等发展质量目标的协调统一。

基于此，本文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它主要由发展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三部分组成(见图2)，其主要逻辑关系如下：

发展目的部分。在发展目的上，强调经济发展回归到为人而发展的发展本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然包括物质上的生活富裕和精神上的公平正义等内容。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一脉相承(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3页。，也契合阿玛蒂亚·森“发展是为了扩张人的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思想精髓(27)[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发展目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统领经济发展的准绳和主线，为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规定了方向。

发展目标部分。在发展目标上，强调以人为中心，要求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升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如资源结余、环境友好、生态优美以及供需结构平衡等，都是这个首要目标的组成内容或者实现手段。同时，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是为发展目的服务的。

发展方式部分。在发展方式上，强调以人为中心，要求彻底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内生性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供需平衡发展，绝对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制造过剩产能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采取何种发展方式，一般是由发展目的和发展目标所确定的。

四、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放弃速度偏好，重视发展质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正是顺应经济发展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而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经济范畴，相较以GDP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而言，在发展目的、发展内涵和发展方式等方面具有崭新的内容和特征。

首先，从发展目的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中心，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各个派别发展范畴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发展目的是为人而发展，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28)许崇正：《人的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人的全面发展，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生活所能概括，更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中，发展的目的是生产和提供更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赖以生存的物质需要，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总是习惯性通过提升发展速度来消除贫困，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难题，而发展速度加快又容易催生环境危机和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这些低质量发展问题显然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初衷和目的背道而驰。

其次，从发展内涵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层含义是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意涵要求能够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最终产品、高质量的环境和公共产品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于以GDP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在发展战略方向上要体现战略思维的“全面性”与政策目标的“多维性”(29)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其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高质量引入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升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强调发展质量优先于发展速度等其他目标。前者以是否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首要目标为评判标准，后者都是实现前者的必要手段和中间环节。这样，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与其他目标的相互关系得以厘清，在发展过程中，目标发生冲突时的取舍也有了准则和依据。

最后，从发展方式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高质量，强调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逻辑。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推动发展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各种重大关系实现行业、区域和城乡的稳定发展，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同发展提升绿色生产力水平，坚持共享发展方式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30)邓子纲、贺培育：《论习近平高质量发展观的三个维度》，《湖湘论坛》2019年第1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为中心，就不能再用牺牲环境的发展方式去换取GDP增长，因为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等发展质量较高的体现，就是人们美好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果经济增长导致环境破坏，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是本末倒置。同时，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也内在要求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发展，着力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在供需结构优化方面，需要将高质量的供给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总之，经济高质量发展脱胎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时代背景，它在发展目的、发展内涵和发展方式等方面，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具有典型的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含了以人为中心、目标多维性和发展质量优先等基本特征，这种特征显著区别于以GDP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思想和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协调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摆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桎梏。

五、结语和启示

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中国直面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作为发展经济学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亟需理论界深入研究。反思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史发现，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共同思想基因，但是，这种发展逻辑主要是为指导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起飞而诞生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对于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的新时代中国经济而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变化使得以GDP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体系中，因为贫困，所以总是追求发展速度，但高速增长又造成环境破坏与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和低质量发展之间日益激化的经济发展困局。

理论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摆脱发展困局的关键，在于推动和实现经济发展核心逻辑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强调GDP增长转向注重为人而发展，从重视发展速度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即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成功实现这种转变，在发展目的上首先必须坚持为人而发展，在发展内涵上必须涵盖全面性的战略方向和多维性的政策目标，在发展方式上必须注重发展质量。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就不能采取可能导致供需结构失衡和产能严重过剩的低质量方式进行生产，也不能再选择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换取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要以人的高质量需求为导向，以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度为基本准绳，就可能有机统一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优化、改善民生等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有助于破解植根于传统发展逻辑下的经济发展困局，为推动中国新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思路(32)任保平：《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阐释新时代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从经济发展实践而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转向“以人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从强调GDP增长转向注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重新考量“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聚焦人的生活需要，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有效协调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产能过剩化解等具体问题之间的冲突，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化解产能过剩等一系列艰巨任务，转向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坚定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显得更为必要。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第4期。。因此，围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就是要将优美生态环境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要求彻底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和主旋律。通过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转型，促进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和产业升级的绿色化，开辟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向、新战略和新举措。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指引下，将绿色发展贯穿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中，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基础上推进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的落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分别转化为结构性问题与供给侧方面，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位匹配。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供需结构的有效匹配，扎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需要将高质量的投资与供给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优化有效供给的结构和潜力，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协调供需两侧的平衡发展。其中，特别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有效减轻产能过剩，避免重蹈以投资刺激换取发展速度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