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孟良 方浩

摘要：方色观念是中国古代色彩观念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上承时间色彩观念，下启五行色彩观念。《周礼》最早将天地四方与色彩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通过对《周礼》等先秦文献中方色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梳理，特别是关于时间色彩与空间色彩关系的研究，以及观象授时、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方色理论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关键词：传统色彩;四季色彩;方位色彩

中图分类号：B22;J5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095-006

方位与色彩相关联，是中国古代色彩观念中的重要特点。本文希望通过对《周礼》等先秦相关文献中几个问题的研究和梳理，探讨中国古代方色理论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这可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色彩思想。

一、方位与色彩的联系

根据考古发掘，中国古代先民对色彩的认识有着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基础。早在新石器时代，如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就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黄陶、灰陶、白陶和彩陶等。差不多与此同时期的红山文化、贾湖文化的陶器与玉器，在形制和色彩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黑陶。（1）在几千年的制陶过程中，古代先民对土壤和矿物色彩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古代最早从事桑蚕养殖，丝帛制作水平非常高超，特别在丝帛的染、绘、繡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则。因此，中国古代对色彩的分辨能力和工艺制作能力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由于上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只能通过古代先民口口相传，或者师傅带徒弟式的代代相传。因此，对中国古代关于色彩的观念，只能根据考古发掘，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合理推断。对古代色彩分辨和制作工艺经验比较系统的记载，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1]640

《考工记》中画与绘的对象，不是陶器，而是服饰的印染。尽管陶器的上色和服饰的印染工艺不同，但是，关于色彩的观念则是一脉相承的。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考工记》第一次将天地四方与色彩联系起来，通过“取象比类”表现以人合天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所谓“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2]（左传·桓公二年）。

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齐国政府制定的，用以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以及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3]

也就是说，至迟到战国中晚期，关于天地四方的色彩观念已经形成了，主要是通过“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建立起了色彩与方位的联系。《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为经典的表述。虽然这是讲八卦的起源，即依据人类直接的生命经验，通过归类或类比的方式，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万物之情”的理解和把握，以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普遍的抽象的意义——“通神明之德”。中国式的思维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或者说，既是具体的抽象，又是抽象的具体，八卦、五行等都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考工记》中关于色彩与方位之间联系的思想，可能来自中国古老的祭祀文化传统。玉器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礼器，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的中晚期都有大量的玉器出土。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就有关于以玉作礼器的详细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1]281用不同颜色和形制的玉器，来礼拜天地四方，其中以青、赤、白、玄指代东、西、南、北，以黄指代地，与《考工记》的色彩使用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以苍指代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周礼》成书的时代，四方与色彩的匹配虽然基本形成，但是还没有最终确定，如与北方匹配的有玄、黑，与天匹配的有苍、玄。尽管玄、黑、苍颜色相似，然而差别也是明显的。

由此可以推定，至少在《周礼》成书的年代，五方色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五行与色彩同样也没有形成关联。

《周礼》最早将色彩与天地四方相匹配，那么，《周礼》为什么要这样匹配？匹配的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周礼》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它的上下文以及字里行间隐藏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色彩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值得深入研究。

二、四季、五方与色彩的匹配

青、赤、白、黑、玄、黄是六采，根据郑玄注、贾公彦疏的《周礼·冬官·考工记》，玄与黑，从色彩上来说，大同小异，属于同一色系。但是，说天只能用玄，不能说黑，所以，从比象的角度来说，是六采，从色彩的角度来说，则是五色。（2）不过，这个说法多少有些牵强。

《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最精炼的概括。四方上下构成“六合之内”的空间，就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六采是将色彩与四方上下的“宇”相比类，是把天和地连在一起说的。《周礼·冬官·考工记》和《周礼·春官·大宗伯》将天地四方赋予色彩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天地崇拜有关。

《周礼·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这里的 “五帝”， 郑玄释为“五方色帝”：“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5]虽然天地四方的思想观念中暗含着一个观察主体——人——在天地之中，但是中央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而“五帝”的祭祀很明显表明中央的观念已经确立。至于“五帝”是否就是郑玄解释的“五方色帝”，我们不能肯定。但是，郑玄的解释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春秋时期，《墨子》就有关于色帝的祭祀和崇拜的思想。

《墨子·迎敌祠》中有关于战争之前祭祀四方色神的描述：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墨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6]232

除此之外，还有巫师卜筮，有太祝、太史祭告四周的山川和宗庙，有诸侯祭拜太庙，等等，“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6]232。

墨子是宋国人，宋是商遗民的封地，殷商尚鬼，重卜筮祭祀。所以，墨子也非常重视战争前的祭祀活动。在《墨子·迎敌祠》中我们看到了四方色帝的崇拜，但是，唯独没有描述关于“中央黄帝”的祭祀和崇拜。这是否表明，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央和黄色的观念还没有形成，或者说五方观念还没有形成？在《墨子·贵义》篇中，同样也只言及四方色龙。《墨子》的四方色崇拜加上“天玄地黄”，与《周礼》中天地四方的色彩观念完全一致。

色帝崇拜可能是中国古代非常古老的一种崇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就有关于四神崇拜的神话，只不过四神崇拜不是四方色帝崇拜，更多的是时间性质的四季色帝的崇拜。帛书虽然是战国时期的，但是记载的内容则是殷商以前的历史传说，所以帛书关于四季色帝的崇拜更为古老。

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和《墨子》的四方色帝的崇拜，到《周礼》的天地四方的六采和“祀五帝”，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念与四季、五方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

三、时间色彩观念与空间色彩观念的关系

关于时间色彩的观念，最早见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讲述了自伏羲、神农、炎帝时的祝融、帝俊（黄帝）、共工，直到商初相土之世，其间一千多年时间，中国古代关于天时思想发展的历史。

泷泔渊澫，未有日月。四神相隔，乃步以为岁。是隹四时，长曰青榦。二曰朱单，三曰□黄难。四曰□墨干，千有百岁，日月允生，九州不平。山陵备泆，四神乃乍。至于覆，天方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敷，奠四亟（极）。[7]

在这则关于天时思想历史的神话中，四时神灵有“青、朱、黄、墨”，应该就是主管春、夏、秋、冬四季的神灵。这是最早关于时间与色彩匹配的观念，也是数千年以来人们关于季节变化过程中色彩变化的经验总结。中华文明作为农耕文明，对植物的生长周期与季节变化的关系，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每当春季来临，大地复苏，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草吐绿、树发芽，青翠欲滴，演绎着生命的神奇，于是青色和春季就联系起来了;每当夏季来临，百花争妍，万紫千红，还有那炎炎烈日就像红色的火焰，红色与夏季又联系起来了;秋天是金色的季节、收获的季节，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开始成熟，整个山川大地一片金黄，于是金色与秋天又发生了关联;每当冬季来临，枯叶飘零，色彩由金黄慢慢变成了黑色，一派萧索，是生命的死亡和回归，黑色于是和冬季形成了关联。与此同时，深冬季节，皑皑白雪遮盖了整个世界，对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先民來说，是最为难熬的季节;如果没有准备好过冬的食物和防寒的物件，那么死亡就会如影随形，老弱病残一般也很难度过冰天雪地的寒冬，因此，大雪的白色与死亡、肃杀联系起来了。

时间的经验色彩有五种主要的色彩，而季节只有四季，如何给每个季节匹配合适的色彩？《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真实地记载了四时与五色相杂的矛盾状况。所以，在四季神灵的描述之后，又有关于青、朱、黄、白、墨五种颜色天柱的描述。这五根天柱所在的方位没有明确的表述，可能就是较早关于五方色的一种探索。从青、朱、黄、白、墨五色出现的顺序来看，很明显是五方色思想已经成熟之后的观念，所以也可能是后人在传述的过程中掺杂进去的。

最早将时间、色彩与方位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墨子·贵义》：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6]184

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是古代太阳纪年的一套方法，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是古代太阴纪年（月亮运动周期）的一套方法。这两种纪年的方法都有其合理性，同时，各自也存在一些问题，不是很精确。所以，东汉时期把这两种方法合起来，阴阳合历，用干支纪年，从而能更准确地测算时间和节气。（3）甲乙是时间概念，是指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正东方向的时候，草木开始发芽，表示春天来了，属于二十四节气的春分，所以用青色来表示。丙丁是指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正南方向的时候，天气炎热像火龙，表示夏季到来了，属于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所以用红色来表示。庚辛是指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正西方向的时候，天气转凉，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表示秋季到来了，属于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所以用白色来表示。壬癸是指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正北方向的时候，天气寒冷，草木枯槁，表示冬季到来了，属于二十四节气的冬至，所以用黑色来表示。《墨子·贵义》的色彩——青、赤、白、黑，主要是源自四季标志性颜色的感知经验。从战国楚帛书到《墨子》，时间色彩经历了从青、赤、黄、墨，到青、赤、白、黑的演变，实际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秋季的色彩如何从黄色变成白色，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容后专文探讨。

中华文化作为农耕文化，观象授时对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观象授时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参照物，就是北斗星，因为北极星方位恒定不变，至少在上古时代北极星是相对稳定的。《鹖冠子》：“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8]这是对古代观象授时最为简洁直观的表述。《礼记·曲礼》云：“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9]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是天空四方星区的形象符号，既表示四季，又表示四方，时间和空间的结合正是在观测天象的过程中确定的。 “招摇”即北斗第七星摇光，亦借指北斗，北斗恒定不动，是四象的核心，居于中心位置。四象加上北斗构成了天上的五宫，同时，也为地上五方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指引。

观象授时也赋予了色彩以方位的意义。四季、四色、四方经验的拟合意义重大，为后来的五方、五色、五季、五行系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周礼》的体例来看，有天、地、春、夏、秋、冬六个系统，是将天地与四时相结合构成的时间系统。《周礼·冬官·考工记》则是将天地与四方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考工记》只是《周礼·冬官》中的一篇，所以从篇章布局来看，方位观念从属于时间观念。另外，《考工记》是不是就是《周礼·冬官》本来的内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周礼》是在汉武帝时期发现的，发现时《冬官》已经残缺，是河间献王将《考工记》补充进去的。所以，天地与四方相结合的空间系统的出现，也可能是在天地与四时相结合构成的时间系统之后的。

时间无形，属天，故谓天时;空间有形，属地，故谓四方。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天是根本，所以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思维中，时间比空间显然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地上空间四方的概念是由天上时间四季的概念引发而来的，所以《周礼·冬官·考工记》说：“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1]将时间色彩与空间色彩相“杂”而融合，正是这种时空观的体现。

四、五方色与中央观念形成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五方色的观念来自五方色土。《尚书·夏书·禹贡》孔安国传曰：“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10]虽然《尚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但是，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孔安国的注解中关于五方色土的观念，可能来自《逸周书·作雒》。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封人社遣，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遣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亹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则土于周室。[11]

五方色土的观念应该是在取象比类的基础上将色彩与天地四方相联系之后，对方色思想的进一步应用。从《禹贡》《逸周书·作雒》的五方色土观念与《考工记》《墨子》等书的方色观念比较来看，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央观念已经形成。相对于《逸周书·作雒》的五方色土观念来说，《考工记》《墨子》等书的方色观念虽然在天地四方之中有一个观察的主体，但是“我”的观念和“中”的观念还是潜藏着的。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夏至正午之时，八尺槷表的表影长度为一尺五寸，其地即为天地之中央。[1]150具有这一影长数值的地点通常被认为是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尊内底铸有铭文，记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营建成周之事，认为洛阳就是天地之中，其中有“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乂民”，“乂民”就是在天地中间的人。殷商晚期王邑定于河南安阳，也不出中原之地，商人自称其王庭所在之地為“亳中邑”或“中商”。（4）《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孟子·滕文公上》：“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国，或在口中，天下正中，国即是天之下。“ 中”就是中原之地，就是中土，中就是土。 根据考古发掘，在山西襄汾陶寺发现了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天文测影仪具——槷表和计晷的土圭，时间在4300B.C.—3900B.C.之间的尧舜时期。槷表为木质，残长171.8厘米，表面髹漆，漆分三色，先整体髹黑漆，再间断髹石绿色漆段，石绿色漆段两端再分别髹以粉红色漆条段，使其与黑色底漆相间隔。整个表体呈现黑、绿、红三色段相间的醒目图案。土圭作为测量日影的度尺共有两件，一件为青绿色，上钻一孔;一件为红色，上钻二孔。（5）测量日影本是为了测量时间，通过阴阳的变化来掌握一年四季变化的规律，用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农耕文明来说，阴阳四时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观测仪器上的色彩与数字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阴阳和四时的理解，也是阴阳和四时观念的反映。《易经》的思想，可能就是古人观测阴阳四时变化的经验概括和总结。

从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陶器彩绘的颜色来看，凡泥质盆、罐、壶、瓶、盘、豆，均施彩绘，都是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一大特色，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操控黑色、红色、白色、黄色等多种色彩匹配关系。那么，为什么在观测日影的器具上没有出现白色和黄色？同样，为什么所有出土的陶器中没有青绿色的应用？是不是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关于色彩的禁忌思想？这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观测日影的器具上的色彩与时间季节有关，只是当时五色的观念还没有成熟。五色观念的形成应该是在地“中”的观念形成以后的事情。

尽管观测日影是为了确定时间，但是在观测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形成了方位观念。“中”的观念的形成和“我”的意识的觉醒，与天上以北斗为中心的五宫星区的效法密不可分，那么，相对于北斗这个中心的观测者，就是大地的中心。天之下是“地”，大地之上谁是中心？最早承担这个通“天”的角色是巫觋，主要的使命就是传达“天帝”的旨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特别是国家的兴起，天子作为天帝的儿子，更能代表天帝的旨意，巫觋逐步退居次要角色，成为天子的辅助。《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作为大地之中心，就象天宫的中心北斗一样，统治四方，这也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我”的意识的觉醒和“中”的观念的形成，与“五”的数字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人称“我”为“吾”，如，《老子》：“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论语·先进》：“毋吾以也。”《楚辞·涉江》：“莫吾知兮。”“吾”最早见于金文，和五一样都是会意字。“五”字，从二、从乂。二代表天和地，乂表示互相交错，天地交汇为“五”。许慎《说文》：“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同时，五作为数字是一到九这九个数字的中数。（6）河图、洛书皆以五为“中”，都是这种数理观念的反映。而“口”字代表人，人是天地间居中的，所以“吾”表示天地间居中的人。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当然，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迟到春秋时期，老子明确提出“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 从而将人类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与道、天、地并列的层次，因此，人类能够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五”的数字 崇拜，在本质上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类从蒙昧到 文明的重要标志。“吾”在大地之“中”， 只有当“我”与 “地中”的观念合一之后，“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思想才能形成。地中依然是地，地是黄色，因此，“中”就承继了“地”的黄色。至此，东、南、西、北、中五方，与青、赤、白、黑、黄五色相拟合，五方色的观念正式形成。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先民将五方、五色、五声、五味、五行等等相互连接，从而构筑起了独具特色的、时空一体的五行色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注释：

（1）晏波、李慧慧：《三十年来大地湾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1-89頁。

（2）金正耀，主编：《中华大典·理化典·物理学分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26页。

（3）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4）冯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第449页。

（5）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19），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6）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历史生成与研究路径》，《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6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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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41—1742.

[3]百度百科.考工记[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3%E5%B7%A5%E8%AE%B0/1638816？fr=aladdin.

[4]王弼，著. 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247.

[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6-47.

[6]毕沅，校注.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5：49.

[8]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76.

[9][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8.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注疏（第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8.

[11]黄怀信，张懋熔，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68-571.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