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走廊产业扶贫的行动逻辑及运行机制

2019-09-17陈敬胜

江淮论坛 2019年4期

陈敬胜

摘要：精准扶贫战略下，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利用田野调查方法对这些瑶族村寨产业扶贫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可将其行动逻辑概括为：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激发了农民主体性作用，扶贫指向兼顾个体脱贫与社区发展、共同富裕，以小众化产品为行动工具，把扶贫行动嵌入地方化的社会人文环境。其运行机制是：以平等的协商机制组织貌似松散的农民，借助平等的扶贫企业及核心产品链接城乡，依靠共同的分配机制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激活本土资源、劳动力、文化资本要素。

关键词：南岭走廊;瑶族村寨;产业扶贫;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035-005

一、引言

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包括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南岭走廊从行政区域看，主要包括粤北、湘南、桂东北等区域，其特点一是民族居住区，该区域居住着瑶族、苗族、侗族、水族等十多个南方少数民族;二是贫困区域大、贫困发生率高，为深度贫困区，“在2013年2月公布的《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的贫困村名单中，这个地区一共有765个村寨榜上有名，占到全部3万个贫困村比例的2.55%”[1]。南岭走廊贫困地区基本上是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如何实施产业扶贫，摆脱贫困，这是各扶贫主体着力思考的一个问题。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后，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的产业扶贫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徐翔、刘尔思认为：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集聚为依托，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工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专门化服务，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经营机制，把贫困地区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统一为产业链体系，通过产业链建设来推动区域扶贫的方式。[2]龙永华依据湘西州内产业化扶贫实践，把产业扶贫模式概括为六种，即：专业合作社带动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产业园区带动模式、基层组织引导模式、融资平台引导模式、对口扶贫单位引导模式。[3]贫困区域的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扶贫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和问题。陈希勇认为山区存在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不准、政策支持不准的困境。[4]胡振光、向德平把产业扶贫的问题概括为：地方政府行政主导权过强，政策执行缺乏约束;龙头企业自我逐利性过强，社会责任难以兼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能力孱弱、发展活力不足;贫困农户弱势地位突出，主动参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产业扶贫需要提高主体参与能力、激发主体参与动力、突破主体参与障碍。[5]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对农业产业扶贫机制讨论不足，在精准脱贫攻坚阶段，思考产业扶贫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对精准脱贫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南岭走廊深度贫困区代表性的瑶族村寨为研究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深度剖析，总结产业扶贫内在运行机制，服务于同类贫困山区的扶贫实践。

二、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实践

南岭走廊山区瑶族村寨因其位置偏远，生活艰苦，早在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际，就被扶贫主管部门纳入定向扶贫范围，但一拨接一拨的扶贫始终无法帮助他们远离贫困。精准扶贫背景下，该区域部分瑶寨在社会力量支持下，采取以激发农民内在动力为主的产业扶贫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农民的组织化

梁漱溟先生把乡村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认为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农村发展，农民脱贫需要组织合作被普遍接受。问题在于农民怎样才能实现合作？吴重庆等人认为农民合作“需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自愿选择，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6]。精准扶贫对象是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外来扶贫主体往往无视贫困群体的内生力量，把他们置于扶贫过程的边缘。与这些扶贫主体不同的是，南岭走廊产业扶贫典型瑶寨，主要致力于解决扶贫主体驱动力问题，自始至终把组织农民投入扶贫过程，激发农民参与扶贫的动力列为题中之义。组织引导发动农民自愿合作，需要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为支撑。以合作社为扶贫利益共同体组织农民参与扶贫是这些瑶族村寨的首选。与那些优势群体控制农业合作社资源不同的是，南嶺走廊瑶族村寨不管是旅游扶贫还是特色产业扶贫，几乎都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利益均等化的合作社，股权均等、权益平等，这些合作社管理人员都是按照历史上推选“瑶老”的民主方式产生。如此，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地方新乡贤脱颖而出。这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合作社，体现了农民意志，突出了农民中心，发挥了农民主体作用，得到了农民的高度拥护，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企业的有机衔接，提升了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把各扶贫企业引入了与现代农业企业共生共荣的发展轨道。

（二）资源的资本化

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来源。静止的资源产生不了效益，资源与资本有机结合，潜在效益方可显现。土地是农业、农民的根基，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资源，学者们在研究“三农”问题时，对土地流动关注较多。李红娟将“农村土地资本化”定义为：利用法律和经济等手段，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使农村土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在生产、分配等流通环节中实现土地增值的一个过程。[7]

资源的资本化可助推农村发展。“适度的农村资源资本化不仅能引导城乡资源合理配置，同时也是驱动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8]“优势资源本地资本化，能够让资本化收益更多地惠及贫困人口，让贫困人口拥有更多的获得感。”[9]

贫困群体的组织化，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产业扶贫行动离不开资源的合理利用，如何化地方性资源为资本，是南岭走廊瑶族村寨产业扶贫的积极实践与探索目标。南岭走廊贫困山区是湘江、珠江的发源地，掠夺性的资源利用带来的将是生态灾难。合理利用资源，离不开生态产业的支撑。郴州市宜章县跳石子瑶寨产业扶贫过程就是不断合理利用资源，把森林、山场等本土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过程。通过农业合作社，跳石子瑶寨集中流转了山场5000多亩，这为选择具有运动属性的黑豚放养项目作为产业扶贫的起点奠定了空间基础，也是实现本土资源资本化的关键。永州市井头湾瑶寨、勾蓝瑶寨的旅游扶贫产业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区域性地方品牌的秘密在于与旅游合作社共谋，整合了古村落建筑遗产资源。

（三）产业的市场化

通过农业合作社实现农民的组织化，资源的资本化，为产业扶贫提供了资源及劳动力生产要素。南岭走廊瑶族村寨农民把握市场竞争能力先天性不足，依靠自身能力难以有效对接市场。要使这些要素在市场交换中获得利益，则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平等进入农业市场，在市场中参与分配获得利益的载体。在合作社基础上成立的扶贫企业即是产业扶贫进入市场的跳板。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与以前的产业扶贫不同的是，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主体组建的扶贫企业在政府推动下，扩大了村民的参与权，承担着组织农村要素参与市场分配的角色。事实上，之前在贫困山区出现的诸多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比如“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这些扶贫模式貌似民主平等，实质是“公司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到农户头上，同时控制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环节并获取利润——只能进一步巩固贫困农户对公司以及资本的依附性”[10]。在这种扶贫模式中，贫困群体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主体性没有凸显，内在潜力也就无法激活，成效难以遂愿。而南岭走廊产业扶贫企业，如跳石子产业扶贫企业“莽山黑豚跳石子公司”是一家以农民为主体的扶贫企业。合作社与投资方各占50%的股份，互不控股。在该扶贫企业里，合作方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分工。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主要负责生产的管理和公司内部的日常运作;而资本投资方——莽山土里巴吉生态农业公司负责生产质量标准的制定与管控，以及利用成熟的市场网络链接城乡，把农产品销往城市，延伸农业产业利益链条。

（四）产业扶贫的效益分析

提升农民收入，实现脱贫目标。检验产业扶贫成效的标尺是农民的获得感。南岭走廊瑶族村寨因其良好的生态、独特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区域特色，促进了生态农业、旅游扶贫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了农民幸福感。在我们调查的多个瑶寨，都实现了整村脱贫。跳石子瑶寨，2015年启动产业扶贫，2016年岁末，参加合作社的25户农民，每户分红4500元，实现整村脱贫。永州市勾蓝瑶寨、牛路平地瑶寨等其他几个实施了产业扶贫的村寨，也都如期脱贫。

社区发展、社区治理迈向“善治”。就社区发展来说，促进了南岭走廊瑶寨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这些瑶寨在产业扶贫实施之前经济社会地位不断被边缘化。随着产业扶贫的推进，发生了可喜变化。首先，一批懂技术、懂管理和生产，在地方极具影响力的新乡贤脱颖而出，为地方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人才储备;其次，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合理分享了全产业链，提高了当地的生活生产水平;再次，普惠性社会组织得到培育，并在“共享共治”中成为扶贫主体，社会治理步入“善治”轨道。

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生态意识显著提高。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核心标准之一是生态意识提高。南岭走廊瑶寨虽偏居一隅，由于科技知识缺乏，相信商家过度宣传，滥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现象普遍。产业扶贫实施以来，不管是以生产安全食品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还是旅游产业扶贫，扶贫主体都坚守、坚持“生态、环保、绿色、安全”理念。跳石子瑶寨在实践中总结出“猪、鸡混牧”，建立排泄物自清理生态闭环系统，以混牧密度為生态闭环系统控制节点，以石蛙繁殖生长状态检测混牧承载力的生物参照样本监控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和旅游扶贫产业的高附加值让底层民众意识到了生态、绿色、健康食品的价值，生态意识随之慢慢提升。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绿水青山是山区农村绿色发展的最大资本，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增加，生态意识提升才是产业扶贫奉献的最佳效益。

三、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的行动逻辑

（一）农民成为扶贫行动的主体

贫困区域贫困原因是什么？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经常听到的解释，一是把贫困归因于资源短缺，社区资产不足，交通不便、生态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等;二是以“缺陷视角”为参照物，主观地为贫困群体扣个或懒惰，或受教育程度低、素质低下的“帽子”。这种解释即便有合理之处，也是对贫困群体的误读，对贫困区域地方性知识的偏见。鉴于这种判断，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为主的外来扶贫主体，大都漠视底层农民主体性的存在，从“客位”视角出发，按照各级扶贫主管部门设置的验收标准开展扶贫。这种按照“考核标准”进行的扶贫只对“上”负责，以数据应付考核，淡化甚至忽略了贫困主体的内生力量，把他们拒绝于扶贫行动之外，成为扶贫红利的被动接受者。扶贫主体角色的模糊，直接后果是造成贫困村寨久扶不脱贫。

与漠视贫困主体力量不同的是，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的驱动力是内生性的。农民意识到自己是扶贫行动的主角时，才会释放出能量。中国农民从来不缺乏创造精神，缺的是让农民释放内生动力的机制与平台。农民主体性的激活，非一句口号可代之。

（二）行动目标指向共同富裕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自然要遵循社会行动要素的规约。一个社会行动能走多远取决于它的目标是否为行动主体认可。国家扶贫政策从过去的“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种转向符合扶贫实际和发展态势。南岭走廊贫困山区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没有东部农村明显，受统计指标限制，叠加贫困成因复杂，扶贫对象识别不准问题难以避免。而附属于精准扶贫对象背后的各种政策红利颇多，涵盖了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全部，无形之中引发了新的不公平，给贫困村的和谐带来了隐患。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指向不仅是政府按照各种程序筛选出来的贫困对象，而是全体村民，行动目标是共同富裕。该目标的确立化解了各种内部矛盾，增强了村民的归宿感，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上来。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与乡土社会相生相随的“均贫富”意识，只要乡土社会的基因存在，就会以某种潜在的价值理念左右农民的社会关系调整和价值判断。共同富裕是应然的理想状态，也是农民社会行动的灯塔。

（三）行动工具是小众化产品

扶贫行动目标的达成还需本土化的平台与工具。农业产业扶贫的核心在于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发展缺乏技术含量、大众化、品质低下、一哄而上的农业难逃出局命运。

在南岭走廊瑶族村寨扶贫历程中，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下，他们曾经发展过茶叶、水果等产业。但因市场波动、品质不高等原因导致效益低下，难逃失败。不管是粤北、湘南还是桂东北的瑶寨，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行动之初的工具都是生产小众化、品牌化、高质量的农产品。莽山跳石子瑶寨扶贫企业的主打产品是莽山土里巴吉农业生态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猪——莽山黑豚。该物种系土里巴吉公司科研人员选用湘西优质黑猪与莽山野猪杂交而成，肉质鲜美，品质优良，天然具有极强的疾病抵抗力，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永州市廊下瑶寨的主打产品——瑶山雪梨，连南排瑶、上甘棠等瑶寨的核心产品——瑶族古建筑遗产，都是区域化、地方化、民族化的品牌。

（四）本土化的行动环境

社会行动是行动主体与客体的具象互动，发生于特定的时空场域。社会行动的有效性不能背离行动主体所处的历史及现实语境。南岭走廊瑶寨的“穷根”是被大山阻隔，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政治经济的边缘往往是文化的中心，生态的核心。乡村发展的希望在于绿色引领，乡愁乡音是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的行动环境。封闭的瑶寨多为华南“绿肺”，森林密布，烙上了深深的“南岭”印痕。从绿色可持续性扶贫产业的选择到扶贫行动的主客体，扶贫行动的工具直至扶贫目标、人文社会环境，都是本地化本土化的，与南岭的历史人文、生态环境、地方性知识相吻合，这为他们的扶贫行动提供了持续动力，储蓄了脱贫的希望。

四、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

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的成功为国内同类山区精准扶贫提供了可借鉴与复制的模式。这些核心要素中以平等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主体的扶贫公司为平台的协商机制是产业扶贫的基础;以小众化产品沟通城乡市场是产业扶贫的核心;利益链接机制的形成发挥了纽带作用;新乡贤的参与则起到了引擎作用。

（一）协商机制：产业扶贫的基础

产业扶贫之初，凭借政府背景工作组带来的资源，能获一时之成功，工作组一旦撤离，产业扶贫的产业大多式微，其重要的原因是得不到贫困群体的支持。如何化产业扶贫的受益者为主动者，是多数扶贫主体的困惑。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主体的经验是打造对话平台，引入对话协商机制。协商的范围一是合作社成员内部的协商，内容包括给谁入社，怎样入社，合作社负责人的产生方式，村寨集体资产流动方式，效益分配等。二是合作社与资本投资方之间的对话。涉及扶贫企业的财务，业务发展，市场定位，效益分配，风险防控，人事录用等。“如果我们肯定扶贫对象是扶贫过程的主体，就要弄清楚他们的处境、想法、考虑等，否则非但他们参与扶贫过程的动机不能提高，而且还会造成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关系紧张。”[11]南岭走廊产业扶贫过程中协商对话机制和平台的建立，在不削弱扶贫主体地位的同时，凸显了底层群众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获取尊严的同时获得了利益，为精准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链接城乡机制：产业扶贫的核心

农产品比较效益低已是共识，提升农产品效益的选择之一是链接城乡，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山区农村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源匮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业产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农产品价格低廉，无形之中贬抑了农业劳动力价值。随着城乡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对立变得理所当然。如果城乡之间仍然在对立中前行，那么既违背中央“城乡融合发展”的精神，也将使得农村贫困难以阻断。伴随着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交易主体，农村经济结构日渐家庭化、原子化和分散化。与规模化、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国内外大农场、农业合作社联盟、农业跨国公司相比较，高度分散、缺乏组织的农户常处于弱势的市场地位，在市场交易定价中处于被动的谈判位置，很难获得较高的价格和收益，更难以分享到由于初级产品增值而产生的二、三产业的利润”。[12]显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效益，促进城乡融合有序发展，仅依靠贫困山区村寨自身的力量难以企及。南岭走廊瑶寨的做法是借“壳”出海，通过组建扶贫公司，实现城乡合作，把优质、生态、健康的山地农产品以及具有浓郁瑶寨特色的村落遗产链接城乡。

（三）利益联结机制：产业扶贫的纽带

平等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通过优质农产品链接城乡最终指向是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在激烈市场中获取利益不易，形成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共同体更难。如何使农户、合作社、扶贫企业等扶贫主体联结起来，建立稳定、持续利益关系的过程是产业扶贫成功与否的关键点之一。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过程就是扶贫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资源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流转、劳动力平等参与分配扮演了重要角色。

资产流转形式是入股。农户将政府承包给个人的集体资产以及个人所有的建筑遗产流转到合作社，由合作社进行集中管理，在坚持地方性资源产权不变原则下，进行使用权的流转，实现了地方性资源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变，把贫困群体的利益与扶贫企业的利益联结成共同体。

资源、资产流转实现的是自然资源的有序合作。此外，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模式还实现了劳动力合作，为农民劳动物化为商品提供了平台。在扶贫企业内部，甚至在企业辐射范围内，农民凭借辛勤劳动，便可参与农业市场竞争获得与自己劳动等值的利益。这种平等的利益联结机制激发了南岭走廊瑶寨农民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产业扶贫的成功。

（四）新乡贤参与：产业扶贫的引擎

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的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在短短几年获得成功，跟新乡贤的积极推动有直接联系。莽山跳石子瑶寨产业扶贫的倡导者之一的何勇先生，是一位在学界、商界都获得成功的人士，他不仅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也懂农民、爱农村，对乡村充满情怀。他与农民开展产业扶贫，初衷是想以此为乡村实验的场所，弘扬农理，探讨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探索思考发现一条新时代如何与农民合作，振兴山区乡村的草根模式。为此，他秉持让农民有尊严的理念，还权于民，与农民平等合作，不做资本的绑架者，成为跳石子瑶寨产业扶贫的顶层设计者、推动者、组织者。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成功的村寨背后都有新乡贤的影子，他们因袭传统“瑶老”的禀赋，热心公益、办事公正、为人可靠，在民众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号召力，成为与农民合作的推动者、示范者。

南岭走廊瑶寨逐步摆脱贫困之后，这些新乡贤在更高层次上探索山区农村，尤其是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之路。在这些新乡贤看来，山区农村滞后的根源之一是传统优秀文化流失与被遗忘，为此他们在村民中普及南岭走廊的农耕文明，传播瑶族优秀文化，期望通过复活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以活态传承优秀文化的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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