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梦鸽 戚涛

摘要：从霍妮的神经症理论入手，阐述了文化和环境对人格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分析了小说中威尔赫姆的顺从型人格。指出威尔赫姆趋众的神经症需求与崇尚物质主义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美国社会格格不入;又因其神经症人格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迫使他盲目地执着于“趋众”这一神经症趋势，如此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自我危机。

关键词：神经症理论;威尔赫姆;顺从型人格;趋众;个人主义;自我危机

Abstract： In light of Karen Horneys neurosis theory， the thesis expound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o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nd further analyzes Wilhelms compliant personality in Seize the Day. It points out that Wilhelms neurotic needs based on his compliant personality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American society which advocates materialism and individualism values. And the lack of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in his neurotic personality compels Wilhelm to obsessively persist in the dominant tendency of moving-toward people. Such a vicious circle further aggravated Wilhelms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ultimately led to his self-crisis.

Key words：Neurosis theory; Wilhelm; Compliant personality; Congregation; Individualism; Self-crisis

贝娄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格洛里亚·克罗宁认为“贝娄在战后美国的文学地位只有本世纪初期的海明威或福克纳才能与之相比”[1]2。美国评论家约翰·克莱登指出贝娄捍卫人类尊严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实现的。他在描述人类生存状况之前，总是先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况， “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和道德法则的代言人”[2]4。

贝娄的小说《勿失良辰》以20世纪50年代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纽约市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威尔赫姆遭受自我危机的一天。既往研究对此部小说的解读已较为完备，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有学者从民族身份视角，分析贝娄作品中隐含的焦虑意识与犹太民族境遇的关系，马克·科恩在其论文《显而易见的犹太人类型：贝娄的塔莫金医生和瓦伦汀·格斯贝奇成为犹太社会历史》中指出，贝娄《勿失良辰》中的主人公塔莫金和《赫索格》中的人物格斯贝奇都是典型的犹太人，并与犹太民族历史存在某种关联[3]355。也有学者讨论贝娄创作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马克·桑迪在《用金钱织就：索尔·贝娄的浪漫主义》一文，通过描写威尔赫姆经济崩溃之时回忆济慈的诗歌，分析了主人公的“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将贝娄的小说与英国浪漫主义的诗歌和哲学交织在一起[4]11。除上述提及的研究視角，一些学者还从自然主义、存在主义、成长小说引路人等角度解读这部小说，但对人物的精神分析却少有涉及。因此，本文从卡伦·霍妮的神经症理论入手，探究威尔赫姆偏执的神经症人格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进而探讨这种神经症人格引发的自我危机。

一、霍妮神经症理论阐述

霍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别与以生物决定论为导向的传统精神分析流派，她强调环境和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认为“人的内心冲突发自于困扰人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5]2。换言之，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体所立足的社会文化状态，并与其社会性息息相关。如果个体心理及行为模式未能良好地适应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失调的人际关系和充满矛盾的社会文化环境便容易引发及加重个体的基本焦虑。

霍妮在其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强调了西方社会三种内在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的矛盾;二是不断激起的享受需要与现实无法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实际受到局限的矛盾[6]7。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置身于一系列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观之中，使其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并解决这些矛盾，内心的冲突油然而生，进而产生焦虑，陷入恶性循环。

霍妮认为神经症人群为远离基本焦虑，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建构保护性结构来应对内心的需求。他们采取“趋众、逆众、离众”的防御型行为策略应对外界环境。但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无法排除个体相互之间的趋就、反对或逃避等态度。因此这三种倾向本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共同构成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三种防御策略恰恰互不相容且相互排斥。在基本焦虑的作用下，这三种倾向对患者而言就走向了极端。例如，关爱变成了依附，妥协变成了姑息。

霍妮认为，无论文化背景如何，神经症患者都具有两种特征，一是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我所谓的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反应”[6]9。虽然正常人也会因为一件重大而难以抉择的事犹疑不决，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随地对任何事情都处于疑虑状态。例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神经症患者无法因地制宜，灵活应对外界，只能强迫性地执着于某一防御策略，无论其在具体条件下是否适当。患者态度之盲目和固执的程度与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病态地拘泥于某一神经症趋势的人可以被称之为神经症患者。按照主导倾向的不同，霍妮将其划分为顺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及超然型人格。

二、威尔赫姆偏执顺从型人格的表现形式

（一）趋众需求与爱的幻象

霍妮指出，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而所谓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5]6。《勿失良辰》中，主人公威尔赫姆采取的防御型行为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与强迫性。其主要表现为，他对现实的外部环境视而不见，受基本焦虑的驱使，强迫性地执着于“趋众”这一神经症趋势，并对温情和赞赏有着盲目的神经质需求。这一性格倾向的持续发展最终塑造了威尔赫姆偏执的顺从型人格。

顺从型人格为主导倾向的人主要表现为善良、无私、谦卑、软弱和慷慨顺从，从而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指导、保护和关心。他们对友爱、温情及归属感具有强烈的渴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来照管他的生活。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所共有的特点，即“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变得颓丧”[5]21。患者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同而时高时低，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他们对爱的渴求实则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神经症患者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其渴望被爱的困境中。

《勿失良辰》中，威尔赫姆的趋众需求成为他人际关系的主导策略。威尔赫姆对温情的神经质渴求驱使他结识江湖骗子塔莫金，对他来说，找到像塔莫金那样能“谈论有意义的事情”的人是一个巨大安慰，后者代替父亲给予威尔赫姆精神上的慰藉，满足其对安全感的需求。正如霍妮所指出的，顺从型人格患者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5]22。医生主动向威尔赫姆表示关切，通过说教、讲故事等行为开导他、指引他。他的真假灵魂之说正中威尔赫姆的下怀，而他崇尚爱的价值观也与后者如出一辙。当威尔赫姆得知医生在悄悄给他治疗，并关心着他的健康时，“他不禁满心欢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7]86。

霍妮认为爱和对爱的病态需要这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对安全感的需要[6]85。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任何形式的爱，都只能带来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威尔赫姆将真正的爱与他趋众的神经症需求相混淆，打造一种爱的幻象。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并不相信爱的存在，并对此表示疑惧，甚至不自觉地将别人的关怀和友爱设想为来自种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塔莫金医生的善行唤起了威尔赫姆内心的希望与温情，然而片刻的感激后，威尔赫姆所表现出的神经质举止揭示了他爱的幻象：“他十分古怪地把他那粗实的肩膀缩了回来;两只脚在桌底下烦躁不安地挪来挪去——另外，他也很焦虑，甚至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塔莫金有什么权利，不经许可就乱管闲事呢？[7]87”

霍妮认为，在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求中，引人注意的一个特征便是这种需求的强迫性。只要一个人是被强烈的焦虑所驱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6]92。对患者来说，爱的获得甚至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因此，虽然塔莫金满口无稽之谈，让人不可信赖，“威尔赫姆心里一直很清楚塔莫金是一个江湖骗子，而且胡作非为”[7]112，但在趋众的神经症需求下，威尔赫姆依然对父亲的劝告置若罔闻，将仅有的积蓄交与他投资，期待塔莫金“偕同他到达安全的彼岸”[7]112。威尔赫姆趋众的防御型行为策略以及对爱的盲目需求左右了他的判断，经不住塔莫金天花乱坠、甜言蜜语的哄骗，最终遭遇破产，面临生存危机。

（二）压抑自我的“受虐狂”

顺从型人格伴随着“趋众”这一属性并与其重叠交叉的，是另一种特性，它主要表现为委曲求全、逃避争吵、躲避竞争。患者竭力避免任何攻击性行为，并总是以他人为中心，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表现出一种“受虐”的倾向。霍妮指出“他倾向于主动地承担罪责……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是说，不管自己是否真正感到有过失，他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5]23。

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强迫性的受虐倾向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保护手段，用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威尔赫姆内在的软弱感导致了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驱使他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总是采取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防御型策略，以满足内心对爱和温情、赞赏及安全感的神经症需要。实际存在的内心冲突导致的外显焦虑使威尔赫姆表现出明显的道德性受虐倾向。

伯拉德·伯林纳指出：“受虐狂现象通常源自一个拥有爱和权威的人物，通常是父亲”[8]38。艾德勒医生在物质主义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美国社会行走得游刃有余，是现实的完美代表及理性的化身。他认为在物质至上的商品社会，多愁善感是可笑且不成熟的标志。艾德勒医生俨然以主流者的眼光审视儿子的无所事事、多愁善感与焦虑不安，并觉得“他儿子过度伤感了”[7]58。然而威尔赫姆却十分渴望与父亲之间的爱与温情，强烈希望父亲能够成为他依赖的对象，尤其需要父亲充当他的保护者，并完成他“对生活的一切希望”[5]21。威尔赫姆三番五次地向艾德勒医生倾诉衷肠，吐露自己的苦难遭遇，希望得到亲生父亲的怜悯与同情，即使他十分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他要把这种东西给与那些真正有疾患的人”[7]61。尽管艾德勒医生总是对他一副“既吝啬又仁慈的冷漠态度”[7]60，并多次无情地拒绝给予威尔赫姆精神及物质上的慰藉，后者仍没有减弱对父爱的渴望。威尔赫姆在父亲身上找寻温情的尝试不仅屡屡落空，还承受着父亲的冷嘲热讽。他本想控诉艾德勒医生对家庭责任的缺失以及对亲情的淡漠，然而他压抑、掩饰和调整了自己的愤怒，并为自己的父亲开脱，称其“需要考虑自己的难处，并准备自己的归宿”[7]21，告诫自己“还是不要挑起争执为好，不要同自己的父亲争吵，要体谅老人的缺欠”[7]38。威尔赫姆如此主动妥协，回避冲突，以避免对父亲产生敌意，由此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焦虑。

此外，威尔赫姆对玛格丽特寄过来的账单总是照单全收，即使它们不具法律效力;他因感情受到伤害，便有失体面地主动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他明知塔莫金是个江湖騙子，却仍听之任之，将仅有的积蓄全数交出，最终破产。乔纳森·威尔逊认为“贝娄的主人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某种程度上靠近乎自虐的快乐来支撑自己…..读者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主人公深陷在与专横的妻子、情人、伙伴或亲戚的关系当中不能自拔……但是他明显地从被命令、被照看、被支使中获得了某种乐趣…贝娄的主人公在屈服于‘别人的安排时最自在”[9]122。

三、威尔赫姆神经症人格引发的自我危机

（一）物质主义浸润下屈从个体的异化

威尔赫姆自我危机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物质主义话语暴力下的异化。迈克尔·格伦迪认为，“贝娄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描述，揭示了一个道德和精神都崩塌了的文化，以及金钱驱使下的极度市侩的现实”[10]95。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被称为“财富时代”，金钱取代上帝，成为世人迷信与膜拜的力量。处于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美国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人道主义价值观正经历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肆虐横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异化——“异化已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11]28。置身于物质主义话语暴力下的个体强烈感受到社会物质化对心灵的压迫，从而产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与陌生感。

在《勿失良辰》中，贝娄以当时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正值盛行的纽约市为背景，描绘了“一幅神经质的、道德薄弱、人性枯竭的城市居民生活图”[11]25。在物质主义浸润下，主人公威尔赫姆深受异化之苦，由于其人格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他的神经症进一步发展，陷入精神困境，并引发自我危机。

威尔赫姆经常流露对纽约的不适应感和想逃离的冲动。他觉得整座城市就像一种“有毒的气体”[7]63，对他来说，“这儿危机四伏，使人精神过度紧张”[7]56。物质主义的话语暴力驱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忠诚信徒;温情、友爱在与物质主义的交锋中节节败退。“威尔赫姆在暗暗思量，他们崇拜金钱！神圣的金钱！迷人的金钱......除了金钱以外，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了。你若手中无钱，你便是一个笨蛋！你就不得不对这个花花世界敬而远之[7]53”。威尔赫姆反感金钱的支配性力量，然而却为金钱所困，寸步难行。他认为是金钱导致了父不父、子不子的尴尬处境;是金钱使他有失体面地离开了为之奋斗多年的公司，造成中年失业的窘困处境;是金钱使他轻信塔莫金，最终导致破产的生存困境。

威尔赫姆偏执的顺从型人格使他在金钱至上、人情淡漠的物质社会无所适从，并深受异化之苦。埃里希·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切人，都是异化的人……异化和自动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神经错乱。生活失去了意义，人们没有了欢乐、信念和现实感”[12]340。在物质主义至上的商品社会，金钱的价值被夸大，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磨灭。竞争和随之而来的敌意、孤独感、荒谬感及异化感使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紧张的焦虑之中。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系列病态的防御机制，企图吞噬个体的自主性。以趋众为人际关系主导策略的威尔赫姆，显然在这样的社会寸步难行，遭受着心灵的异化，陷入焦虑难耐的自我危机之中。

（二）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内心冲突与焦虑

威尔赫姆自我危机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其顺从型人格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相矛盾而引发的冲突与焦虑。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当代文化的副产物，而现代文化在经济方面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之上[6]242，这在无形中造成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物质社会，竞争、冷漠与潜在的敌意，导致了个人的孤独与异化。《勿失良辰》中，自私冷漠的父亲、落井下石的妻子及不念旧情的老板使威尔赫姆趋众的神经症需求屡屡受挫。威尔赫姆与小说中其他人的交谈也仅流于形式。无论是报刊柜台的鲁彬、办事处的经理卡尔还是交易市场的拉巴包特先生，都是一副精明冷漠、老于世故的做派。他们面无表情无所不知，却对他人的遭遇无动于衷。紧张的人际关系加剧了威尔赫姆的内心冲突与焦虑。身处这一情形之下，威尔赫姆产生了一种用爱来作为补偿性需求的渴望。乔纳森·威尔逊认为：“因为既无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又不能拥有他们渴望的世界，贝娄的一些主人公（利文萨尔、威尔赫姆）养成了一种孩子似的任性，很多时候这种任性表现为个人的痛苦和愤怒……因为压抑自己的冲动而焦虑，因为得不到想要的足够的爱而痛苦，贝娄主人公在挫折中苦苦挣扎。他们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们对爱的极度渴望”[9]15。

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横行的美国社会，威尔赫姆总是处在渴求大量的爱，但又发觉难以得到爱的两难处境之中。因此，威尔赫姆虽痛感被人轻视，却总是采取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防御型策略，压抑自己的愤怒不做反击，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霍妮认为“这种被压抑的怒气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对别人的恼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恼怒，由此造成了他的倦怠无力”[5]7。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即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物质社会，威尔赫姆的趋众需求遭遇拒斥后所产生的愤怒反应;另一方面是其顺从型人格对爱和温情的极度渴求。这二者相互冲突，导致威尔赫姆内心的矛盾得到激化，从而产生焦虑，进一步引发其自我危机。格洛丽亚·克洛宁认为“威尔赫姆是一个与养育他的成人世界失去个人联系的儿童型男人，由荒诞主义的异化伦理统治的、笃信霍布斯哲学的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把天性敏感的他逼到了绝境”[13]29。霍妮认为，由于神经症患者需维持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及人为的统一性，患者被拒斥后随之产生的敌意和攻击性倾向反而会被压制，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增强，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5]27。威尔赫姆更趋盲目的神经症需求迫使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依附江湖骗子塔莫金，“医生关心他这件事又不禁使他满心欢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他希望有人关心他，祝愿他万事如意。他需要慈爱与怜悯”[7]97。因此，即使他潜意识里觉得塔莫金并不可靠，但仍将自己仅有的积蓄全数交与他，希望他可以带自己渡过危机，到达安全的彼岸。而结果却是“他跟玛格丽特一样，也要我驮着他。就这样他们手抓脚踢地骑在我的身上。他们把我撕个粉碎，足踏脚踩，把我的骨头弄个稀巴烂”[7]123。威尔赫姆抓住的“救命稻草”反倒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會、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6]6。在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商品社会，威尔赫姆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神经症人格使他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寸步难行。他盲目的趋众需求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互矛盾，导致他内心的冲突与焦虑不断，神经症症状进一步加剧，最终引发自我危机。

四、结语

本文立足于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研究分析了《勿失良辰》中主人公威尔赫姆的神经症人格。威尔赫姆偏执的顺从型人格驱使他对亲近、归属、爱和温情等具有强迫性需求。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金钱至上的商品社会驱使人们盲于追名逐利，成为物的奴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商品社会固有的典型困境导致了威尔赫姆内心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

一方面，威尔赫姆趋众的神经症需求与美国的社会现状及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他对温情和爱的需求总是遭遇忽视与拒斥;另一方面，由于威尔赫姆的神经症人格缺乏适应性与灵活性，他只能强迫性地执着于“趋众”这一主导倾向，遭遇拒斥反倒使其人格中屈从、讨好的倾向更加增强且更加盲目。威尔赫姆的神经症人格造成了他紊乱的人际关系，继而引发其内心的冲突与焦虑，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他的自我危机。

参考文献：

[1] Gloria L.Saul Bellow in the 1980s[M].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2] Clayton J.Saul Bellow：In Defense of Man[M].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3] Cohen M. A Recognizable Jewish Type： Saul Bellows Dr.Tamkin and Valentine Gersbach as Jewish Social History[J]. Modern Judaism， 2007， 27（3）：350-373.

[4] Sandy M . Webbed with Golden Lines： Saul Bellows Romanticism[J]. Romanticism， 2008（1）：11.

[5] 卡伦·霍妮. 我们内心的冲突[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6]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 索尔·贝娄. 勿失良辰[M].王誉公，译.欧阳基，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 Bernard B. Role of Object Relations in Moral Masochism[J].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1958（2）：38-56.

[9] Wilson J.“Introduction” in On Bellows Planet[M].London & 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5：13-26.

[10] Glenday M. Introduction：Saul Bellow and Humanism[M].in Saul Bellow  Decline of Humanism.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1-13.

[11] 張军. 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12] 陆梅林. 异化问题[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340.

[13] Gloria L. A Room of His Own： “Monologist and Male Homosociality”[M]//A Room of His Own：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11-36.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