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古远清

问：

只听说有记者访问你或学生访问你，文坛上从没有过自己访问自己的做法。

答：

你这真是少见多怪，李敖年过半百时，就发表过《五十而不知天命——自己访问自己》。

问：

可你不是李敖呀。如果你谦虚一点的话，还是请别人访问你好。

答：

报纸上登的许多由记者出面写的访问记，其实都是被访者草拟的。

问：

但也有确实是被访者所写。

答：

别人访问我，总感到他问不到点子上。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莫过于自己。

问：

你太自恋了！

答：

别人访问我，稿成后还要自己动大手术改一遍，还不如自己写来得干脆！

问：

你正在向耄耋之年大踏步向前迈进。回顾这辈子，你认为人生最爽的境界是什么？

答：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

问：

请你注意，广东人送书等于送输，打牌时不能送书。

答：

我是“广广”，可从不打麻将，欢迎你送书！

问：

从网上查到，你近年来在海内外多所高校讲学，有的海报写你是博士或博士生导师，这算不算伪造学历呀？

答：

这是好事者写的，应与我无关。赶紧坦白交代：“文革”前我在武汉大学读了五年，只拿到毕业证书，连学士都不是，何来博士？我更没有当过一天博士生导师，倒当过华中师范大学评博士生导师的评委，如此而已。

问：

你没有博士帽又没有博导的光环，退休前一直在没有中文系的中南财经大学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定感到很失落吧？

答：

某文化名人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中，这样蔑视我：“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一位文友建议我回应他：“某文化名人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戏剧学院从事散文创作，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写作水平。”

问：

像你这种在一个学校待一辈子从不跳槽的人，真是稀有动物。

答：

20 世纪90 年代时任武汉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李进才前来商调我回珞珈山，一些博导和我说：“你现在多么风光，在‘财大’享受‘独生子’待遇，每年出国几次均可报销，一回母校就成了‘大家庭’成员，再无此特权了。”还有人则用“一流教授”的纸糊假冠忽悠我：“钱锺书说得好，一流教授到三流学校，三流学校因一流教授而增光；三流教授到一流学校，三流教授因一流学校而荣耀。”

问：

你回家卖红薯多年了，还一直笔耕不辍吗？

答：

我一直在写，仅2018 年在境内外就出版了《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等三本书。

问：

这使我想起古代官员为附庸风雅，提倡“未妨余事做诗人”。

答：

他们把自己写诗看作是“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结出的果实。欧阳修的“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则比上面说的“三余”更具体、更生动。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余”，退休多年的我，《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只能说是“二余”：“退之余、休之余”的产物。

问：

不少人希望你写一本把陆台港文论打通的“中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在文论、诗论基础上写一部“台湾文学史”。

答：

我后来想，与其写一本有可能自费出版将三地文论贯通的文学史或“台湾文学史”，不如弄点银子写一部有新意的书，于是便前后两次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那时我早已告别杏坛，一位朋友劝我说：“退休的人几乎无人再做科研更谈不上报课题，就是报了也很难批。”何况2006 年申报“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课题时，合并后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还未正式成立，无学术资源去“跑题”，但我还是未听他的忠告，只不过是申报后就束之高阁，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学当作附庸或尾巴然后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

问：

有人说退休就是“沦陷”，你赞成吗？

答：

“沦陷”？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我一直在“进攻”，而未退却过。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如果连自信心都没有，那就枉对自己不断的思考、开掘和突破，那退休就真变为“沦陷”了。

问：

你写的众多境外文学研究著作，除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属教材型外，其余均是所谓专家型吧。

答：

专家型的台港文学史由于过于冷门，在教育界和以大陆为中心的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占主流地位，鲜有人问津，以致变为无人理睬的孤儿，因而那位友人好话说尽后跟我泼了瓢冷水，认为我的台港文学研究即使搞得再多再好，也与“沦陷”无异。这使我想起香港某教授有一次在《中国青年报》谈香港文学研究，引用学界流传的顺口溜“一流的搞古典，二流的搞现代，三流的搞当代，四流的搞台港”后说，这话当然不对，但现在研究台港文学最有名的刘登翰和答：“还不就是这个水平！”我不甘心自己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尤其是不愿退休后学术生涯就此“被沦陷”，我竟不顾身体的承受能力，近年来多次穿梭于宝岛南北两地，并采购了大批书刊，以致去年过七十七岁生日时，帮我打字的“老秘”即内人为我做了三个书架庆贺。

问：

你觉得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充实否？

答：

一般说来，在珞珈山求学才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期，可我现在仍然有强烈的求知欲，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好的休闲方式，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用台湾作家胡秋原的话来说：“写作是一人麻将。”日读万言，日写千字，并不觉得厌倦和疲惫。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写作，竟把饭烧糊了，身心完全融进新世纪台湾文坛，人在此岸心却在彼岸，能不快哉！如此说来，我真该感谢台湾文学，是它使我多了一块精神高地，同时也应感谢对岸朋友送来的和自己采购的众多繁体字书刊。没有它们，我的日子就不可能过得这么充实，就不可能感到精神上如此富有。

问：

你姓古，可你并不崇尚发思古之幽情，将自己的精力全埋首在古文学堆里呀？

答：

我出版的文学史明显带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特点。我受老师刘绶松的影响，写“史”似乎上了瘾，现在仍和历史的情缘未断，真好像是走上“不归路”了。可我写的“史”并不属于古文学的亡灵，其中进史的作家不少还健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当代”命名的缘故。

问：

中国古代有江郎才尽的故事，放眼内地学界，也可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你已坐“七”望“八”，快成“无齿之徒”了，难道没有“才尽”之感？

答：

“才尽”应与年龄无关，而与对研究现状、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失却敏感有关。“才尽”的人往往找不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为了将自己和“江郎”区隔开来，近几年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出书和写论文时均尽可能做到出新，不至于“把破帽，年年拈出”。例如，我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和《学术研究》上发表的《偷渡作家：从越境港澳到定居珠海》，以及在《南方文坛》发表的《厚得像电话簿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就曾被一些报刊竞相转载。

问：

你这种年龄老化、思想钝化、连打字都不会的人，竟然成了“新锐批评家”，真是少见。你写的境外文学史的确很多，有人建议你改换门路，因为这些不成为“史”的著作，很容易被他们用后现代的非中心论进行解构。

答：

我的确想改换门庭。武汉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百万言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就是用辞条写的文学史。对拙著提出任何批评意见，我都表示欢迎，但不应由此认为“当代事，不成史”或否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要性。我这八种境内外文学史，均是基于自己的史学意识和文学观念，对境内外文学存在的一种归纳和评价，与现代性尤其是与现代的教学和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富有强烈的当下性与现实感，这既是由选题决定的，也与我的研究兴趣和评论取向分不开。

问：

有位资深学者看了你的《台湾新世纪文学史》校样后很不爽，他强烈反对用“史”命名。因为以“史”的名义显得过于庄重，还不如用“现场”一类的词好。

答：

这是很不错的建议，“现场”的命名既有学院派的严谨，又有作家智慧的灵动，读之能带给人学术震撼和审美享受。我为此动摇过，很想按他的意见改。不过，后来掂量了一下：蓝海的《抗战文学史》，不就是当时创作的编排和归纳？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框架上与作家作品汇编并无多大的不同。至于今人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纯粹是批评史家论组成。可见，“史”并不神秘，何况拙著前面有整体勾勒，有史的线索，有不少地方阐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与20 世纪末文学的不同之处。不敢说拙著已全面总结了台湾当下文学发展的规律，但起码描述了当选票变成台湾所有核心价值的新世纪文学发展之轮廓，其中不乏“两岸”框架下文学对象的经验总结。

问：

你2012 年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曾考虑过“台湾新世纪文学”能单独成为一个阶段来写吗？这样论说，能得到对岸的认可吗？

答：

在台湾，除《文讯》杂志2004 年10—12 月策划过“台湾文学新世纪”专辑外，鲜有“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而在大陆，“新世纪文学”成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竞相打出的新旗号，还成为各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不管别人如何评说，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

问：

你为什么对台湾新世纪文学如此情有独钟？

答：

作为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且偶尔写点文章参与台湾文坛论争的大陆学人，我也认同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我在上海《文学报》发表过《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的文章，这大体上没有错。在祖国大陆，已有不少人在研究新世纪大陆文学，我觉得台湾新世纪文学也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最近到台湾岛巡回讲学归来，我感到越来越需要研究，尤其需要“拜托”有志者跟踪书写。

问：

大陆学者都像你这样了解台湾文学吗？

答：

我十次去台湾，在宝岛出版了十六本书，以致有人误认为我是台湾作家。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台湾访问、开会、讲学期间，“吸的是台湾空气，吃的是台湾大米，喝的是台湾凉水，拉出来的则是……”

问：

你这话大不文雅了！不过“拉出来的是台湾屎”毕竟说明你写的台湾文学著作与垃圾无异，难怪有位台湾诗人批评你在台湾出版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一公斤哩。

答：

随他怎么批评都可以，只要不像某名人那样将我告上法庭。本来，台湾文学现象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台湾文坛是非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尽管我认为自己了解台湾文学不过是漂浮如云，但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大名如雷贯耳者有福建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继堂。

问：

这就是台湾文坛“流星”林燿德说的“两古一刘”或“南北双古”吧。你这位“南古”和“北古”是兄弟吗？

答：

古继堂是河南人，我是广东人，我们二人是同学加兄弟，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1964 年毕业。

问：

我还听新加坡《赤道风》主编说你们“两古”是父子关系呢。

答：

我们的著作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观点，因而受到台湾“左”派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攻讦，当我们“两古”踏上宝岛时，一位学者竟惊呼“两股（古）暗流来了”。

问：

这真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在台湾有鲁迅之称的陈映真曾说你是“独行侠”，听起来你好似江湖中人，难怪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称你“古里古气，似深藏不露的武林人物”。

答：

错了，我是“文林人物”。我退休后在央视以及北大、北师大、人大、南大等近百所高校讲学，许多研究生都会问我一些难以三言两语讲清的有关台湾文学的问题，这就使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在大陆学界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台湾学界就不那么理所当然。

问：

不过，台湾已有一些书介绍过台湾文学这方面的知识，看这些书就足够了，何必要你这位“隔岸观火”者编写《台湾当代文学事典》？

答：

看来你还不够了解台湾。台湾曾组织众多学者编写大型台湾文学辞典，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问：

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

答：

不可否认，有些南部文友为我提供过一些信息和史料，但更多的是自己十下宝岛采购书籍时找到的。当然，笔者不是有闻必录，有许多资料经过仔细考虑后还是割爱了。

问：

有一位学者称赞你在台湾全精装印出的上、下册《台湾新世纪文学史》中，以尖刻和焦虑取代了昔日的幽默和宽容，肯定你不留情面，这是否显得不厚道和无情义？

答：

任何撰史者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主张，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写文学史，不应讲人情或情义，而应把还原历史真相放在首位。

问：

你这位台港文学史家太劳累了，何不去出国旅行，在欣赏良辰美景中吟诵徐志摩的佳句：

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答：

我这位“老古”还未成为又古又老的植物人，每天仍骑着一辆又古又破的自行车奔走在书店与菜场之间，自信思维还像青年时一样活跃。我“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还有许多构想来不及写出，还有酝酿多时的研究课题未破土动工……

问：

你埋头写书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一点都不会享受生活，太落伍了！须知在当今人人都讲赚钱的时代，李白的诗“桃花潭水深千尺”，竟变成了“不及汪伦送我钱！”

答：

你要我回顾过去，那我告诉你一个难以启齿的小小秘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过大学校长。

问：

收起你升官发财梦！像你这种日薄西山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仕途了。

答：

岂与夏虫语冰！我当官绝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在学校门口办一个全市最大的书店，把老师们的著作——当然也把我自己在海内外出的五十多本书都放在里面。

问：

西方谚语讲猫有九条命，我想假如你有九条命——

答：

那我一条命用来买书，一条命用来读书，一条命用来教书，一条命用来著书,一条命用来评书，一条命用来编书，一条命用来借书，一条命用来搬书，最后一条命用来卖书——在我当大官后新开办的全武汉市最大的书店当营业员。

问：

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正因为“狂”，我发觉你疑似得了妄想症。你神经异常，自称是“70后”，所以你连修辞都忘记了，如“当大官后”，应改为“发大财后”；“营业员”，亦应改为“董事长”，即“最后一条命用来卖书——在我发大财后新开办的全武汉市最大的书店当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