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文

《伤仲永》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很平易的一篇散文，它“指出有才能的人需要加以正确的教育，才会有所成就，对一般人的教育，就更加重要了。作者通过仲永的事迹，说明了这一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刘盼遂、郭预衡主编）对本文的主题，相信就大多数教师来说，讲得够详细了，够周到了;但我们注意到没有，方仲永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才能呢？从原文来看，“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似乎是天生的。这样说来，如果不是教师有意廓清，或许在学生心目中，已无意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方仲永是一个未知先觉的“神童”！

方仲永是否是一个“神童”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先知先觉的事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又怎样解释方仲永未上学就会做诗的事情呢？

“儿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给少儿讲方仲永的故事时做了这样的演绎：方仲永家世代是农民，没钱供孩子识字念书，仲永上不起学，他们家自然也就没有书本文具。可是方仲永对学习却特别感兴趣，他四五岁的时候，闲着没事就经常跑到私塾先生的家门口去，听先生给学生教怎么认字念书，由于方仲永特别聪明，听先生给他的学生讲几遍，听那些学生把课本念几遍，他就记住了。后来他私下把私塾里的孩子的书和笔借来看看和写写，就这么着，方仲永会写不少字了，也会哼哼呀呀地编几句诗了。

有一天，方仲永忽然技庠，跟他爸爸要书具，父亲很诧异：你又不会写，你要它做什么呢？当听说他能写诗时，父亲将信将疑，就从邻居家借来了笔墨纸砚，方仲永果真写出了四句诗。

未上学却能写出诗，自然不同凡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把他传成了“神童”。

孙敬修对方仲永后来的发展变化同样做了合乎事理的推想。

多么丰富的想象！他解开了我们读本文时的疑团，即方仲永绝不是什么“神童”，他只是由于家境贫寒，上不起学，沒有正儿八经地“上学”罢了，并不是没有“学”;但由于他天资异常聪明，再加上好学，在旁听别人学习的过程中就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并适时表现了出来。其实，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如《儒林外史》中写到的王冕就是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而自学成材的，但并不是没有“学”。

那么作为北宋著名思想家的王安石为何也“以讹传讹”了呢？这或许有以下几个缘故：

一是古代封建迷信思想还异常盛行，作者写此文时也才二十出头，思想尚未成熟，辨误力有限。

二是从文中“余闻之也久”来看，王安石对这件事也只是间接从人们的传闻中了解到（随父亲回家从外县舅家风闻而来）。方仲永为金溪县农家孩子，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方仲永当是实有其人。

据有关资料，天圣三年（1025年），方仲永无师自通，提笔写诗，震动乡里。明道二年（1033年），与方仲永同龄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回金溪探亲，在舅舅家遇见了方仲永。他请方仲永作了几首诗，但他有些失望，因为“神童作家”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聪明。康定元年（1040年），王安石再次到金溪探亲。此时方仲永已做回了农民。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王安石从扬州回到临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写下《伤仲永》一文。（《伤仲永·整体把握》，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三是本文的主题是表现方仲永的早慧，作者或许有意做了夸张。

四是王安石为文一向简洁扼要，出于文章详略的需要，对此或许有意语焉不详。但无论怎样，方仲永绝不是什么所谓的“神童”！他只不过是一个天资异常聪慧的农家孩子，没有得到禀赋的眷顾，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贫穷、愚昧和无知的驱使下，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掩卷深思，岂不痛心！

通过这个事例说明，我们在教学每一篇课文时都应该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明辨是非，深入挖掘课文中包含的丰富内容，而不应浅尝辄止，囫囵吞枣，轻易做出结论，甚至给学生留下错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