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秦陵

[摘 要]太史公在《史记》中，以凝练的笔锋，通过“鸿门宴”前后的跌宕过往，细腻地勾勒了刘邦与项羽的个性特征，对两人矛盾的由来做了初步的梳理，字里行间向后人诉说着刘邦化解风险、消弭危机的能力功底。分析、了解刘邦的风险化解能力，对客观地评价刘邦多有帮助。

[关键词]鸿门宴;刘邦;风险;化解;能力

[中图分类号]  K23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9）01-0026-04

On Liu Bang's Risk solving from "Hongmen Banquet"

Sheng Qinling

（Sha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  Baoji  721001）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aishigong delicately delineated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Liu Bang and Xiang Yu by the process of "Hongmen Banquet" ups and downs， mad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and explained to posterity the ability of Liu Bangs defusing crises and resolving risks ability. It is helpful to evaluate Liu Bang objectively.

Key word： Hongmen banquet; Liu Bang; Resolving risks ability

《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原则，将情感丰富、个性饱满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巧妙结合，完整、客观地再现了曾经的历史，《鸿门宴》就是典型的代表。关于《鸿门宴》的记载，《史记》分述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其中以《项羽本纪》最为详细，让我们领略了“鸿门宴”前后各色人物的心理动态，咀嚼了军事强弱团队对峙的英武与无奈，也让我们看到了刘邦以自己独有的风险化解能力，应对风险的自信与豪迈。

一、刘邦与项羽矛盾陡生的背景

公元前209年，刘邦兵起芒砀，攻丰夺沛，成为沛公，不久由于雍齿的背叛而投靠秦嘉、景驹，但秦嘉、景驹被项梁顷刻间打回了原形，刘邦在项梁的帮助下如愿复丰，成为项梁集团的一员，与项羽携手取得城阳、濮阳、雍丘大捷。两人的友情与日俱增，“每一次胜利，都会增加两人的情感”。[1]项梁战死定陶后，刘邦成为怀王集团的中坚，从项羽北伐、刘邦西征开始，两人分离，直到项羽鸿门设宴才再次相聚。从这段经历看，刘邦与项羽是友好的战友，也是兄弟。那么，为什么在经历了一年生与死考验后的老朋友，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呢？简单地概括就是刘邦西征入关中后“王关中”与“有天下”的政治追求与项羽取得巨鹿胜利后“霸天下”的政治追求南辕北辙，产生了分歧。

（一）从刘邦的角度看，进入关中后，“王关中”且萌生“有天下”的意念成为他的政治追求

项梁定陶战败，楚怀王心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领袖，怀王一方面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另一方面以刘邦率军西征咸阳，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不负众望，于公元前206年十月进入咸阳，在咸阳期间，刘邦不仅以“关中王”自居，而且有了“图天下”的想法。首先表达了自己“王关中”的内心世界。刘邦西征进入咸阳，召集诸县父老豪杰直白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2]（P362）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一心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其次，以不二的坚决，举起关中王的权杖。一是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法是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制定是国家权力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组织，按照法定程序开展的活动。刘邦虽有怀王之约，但还未得到怀王的最后确认。“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3]（P362）就是等给他一个正式“关中王”的名分。但他还是按捺不住急迫，“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4]（P362）以“关中王”的身份开始了不应他所为的立法活动。二是接收前秦官员，建立自己王关中的行政机构。刘邦在约法三章的同时，明确“诸吏人皆案堵如故”。[5]（P362）颜师古对此解读为“不动迁也”。即“承认秦王朝任命的县以下各级基层官吏仍具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与行政权力”，[6]并“乃使人与秦吏行乡县邑，告喻之”。[7]（P362）组织行政机构，参与行政组织的管理。再次，决然封关无内诸侯，控制关中。刘邦一门心思王关中，有人谏言。“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8]（P364）刘邦接受这个建议，封关无内诸侯。这个决定流露出刘邦对关中之地神圣不容侵犯的“关中王”心态。第四，产生了“有天下”的意念。刘邦进入咸阳后，被秦帝国的华丽富裕所吸引，樊哙谏言，你是欲有天下，還只是想做一个有钱人。刘邦的答复是：“吾欲有天下”。[9]（P2038）“有天下”的政治目标已在酝酿。

（二）从项羽的角度看，巨鹿胜利后，已确立霸主地位，“霸天下”成为他的政治追求

项梁定陶败亡，怀王驳回了项羽力请西征咸阳的要求，而以他北上救赵。途中，宋义不听劝阻，留滞安阳四十六日，又送其子宋襄相齐到无盐，饮酒高会。时至天寒大雨，士卒饥冻，血性的项羽怒斩宋义。“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10]（P305）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得到怀王认可。握有兵权的项羽，破釜沉舟，取得巨鹿胜利。“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11]（P307）巨鹿战后，项羽马不停蹄西向咸阳，途中收降章邯，封为雍王，当大军抵达函谷关，却见关门紧闭，顿时怒火中烧，以武力叩关。入关后，又接到刘邦麾下左司马曹无伤的报告“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12]（P311）更是怒不可遏，决定第二天起兵攻打刘邦。从这个过程看，项羽斩杀宋义的豪迈，在巨鹿战后霸主地位的确立与“霸天下”的政治追求与刘邦“王关中”、“图天下”的政治追求已水火不容。一方面项羽霸主地位已经形成。项羽斩杀宋义后，声望陡增，诸将皆服，巨鹿胜利后，项羽已经成为实际意义的共主、霸主，怀王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招牌，因此才会肆意封章邯为雍王。另一方面“霸天下”成为他的政治追求。在当时可供项羽选择的政治体制有三，一是周王朝的王业，二是秦王朝的帝业，三是战国时代的霸业。三者之中，周王朝的王业时代遥远，对于项羽而言是一个空中楼阁;秦王朝的帝业为他排斥，且刚被刘邦消灭;剩下的只有霸业。除此而外，项羽之所以选择霸业，一是项氏家族的出身与固有政治意识的影响。项羽出身楚国贵族，对春秋战国时代谋求一统，称霸一方的现实有深刻的理解，且目睹了祖国与祖父丧亡于秦帝国霸业车辙之下的一幕，“霸天下”的政治意识已烙在了脑海。何况项氏军事集团的主要组成是楚的旧贵，“这个集团以恢复秦统一前的列国割据为职志，其政治意识十分落后的”。[13]二是项羽对刚刚出现的帝制并不熟悉。项羽出生于公元前232年，尽管全程经历了秦帝国短暂的统治，但对起兵时只有24岁，且不甚喜欢学习的项羽来讲，怎会理解“帝业”与“霸业”的区别，何况秦末农民起义要消灭的是秦帝国，项羽怎会选择帝业。“霸天下”成为他的政治诉求就不难理解了。

二、“鸿门宴”前后刘邦化解风险能力的解读

刘邦、项羽这两个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兄弟，转眼间就进入了生死对决的角斗场，然而就在决战前夜和第二天鸿门两巨头会面两天一夜间的发生，戏剧般地改变了两大集团兵戎相见的不快与尴尬。对于项羽鸿门未杀刘邦的现实，多少年可谓众解纷纭。我们这里不去深究这一事实深层次的原因，只想从刘邦化解风险能力的老辣和独到的层面，解读两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本真。

（一）认知能力

能否正确认知风险的存在和奔赴鸿门团队成员的忠诚是化解风险前提。一是认知风险的存在。当刘邦得知项羽即将发兵的消息后，乱了阵脚，唯有一句“为之奈何”。他与张良在商讨中，张良“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14]（P311）刘邦第一反应是默然，他对自己十万兵力与项羽四十万兵力的悬殊对比是认知的。即便言语，也只有简单的“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连续发问：“沛公诚欲倍项王邪？”、“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15]（P2038）刘邦仍是默然良久，从牙缝中挤出“固不能也，且为之奈何？”的苍白回答。简捷的三个问题，使刘邦认知了环境的险恶，明白了坐等改变现实的枉然，激发了他积极主动、灵机机变的内在动力。二是认知赴鸿门团队成员的忠诚。刘邦经过与张良的沟通和一个晚上的思考、准备，第二天带领张良、樊哙、夏侯婴、纪信、靳强五人及百余骑组成的团队来到鸿门。在众多团队成员中之所以选择这五人，那是对他们的忠诚是有数的。张良在刘邦起兵不久就加入了他的团队，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危机爆发的前夜，张良以对项伯“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16]（P311）的回答显示了张良的衷肝义胆。在随后与刘邦的对话中对张良赤胆的又有了新的升华。樊哙是刘邦的同乡，又是连襟，两人关系的亲密除去萧何、曹参、卢绾，没有几个能够超越，可谓忠贞不二。夏侯婴同样是刘邦的同乡，早有密切来往，刘邦起兵取沛，“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17]（P2664）是刘邦的忠诚“铁粉”。纪信虽然留给我们的记载不多，也未看到刘邦对他忠诚的表述，但后来荥阳前线以死“诳”敌，帮助刘邦成功撤离荥阳的经历，证明了纪信同样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下属。靳强也是刘邦“铁骨铮铮，忠诚不二”[18]的老部下。这五个人在鸿门宴上机智果敢的表现，忠义肝胆的记录，可圈可点的言行，护卫刘邦平安出使、平安返回。刘邦的正确认知奠定了风险化解的基础。

（二）判断能力

刘邦在得知项羽起兵的消息后，不仅正确判断身处的风险，而且对张良的赤诚与项伯夜驰汉营的使命做出正确判断。正确判断张良的赤诚。刘邦安排人马封关无内诸侯时，张良显然不知，否則不会当风险面临，张良才问刘邦“谁为大王为此计者？”[19]（P311）如此大的军事行动，张良毫不知晓，要么是张良不该知道，要么就是避开了张良。当张良把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刘邦，刘邦突然冒出一句“君安于项伯有故？”[20]（P311）其戒备不言自明。张良坦率如实以告，“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21]（P312）并秉持忠义没有独自离去，刘邦对张良的赤诚忠心有了新的客观判断。正确判断项伯的使命。当项羽做出起兵的决定后，素善张良的“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22]（P311）从表面看是项伯告知张良即将产生的风险，但此行疑点重重。作为项羽季父的项伯在涉及双方切身利益、一触即发的大战面前，怎会因为一个只是曾救过自己的张良而丧失大的原则立场？在形势危急的两军对垒阵前，项伯怎能轻而易举没有任何阻拦奔向汉营？即便是项伯能够深夜出营，项羽又怎会不知？又怎会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还有更多被专家学者质疑的疑问。能够对这些疑问做出正确解读的理由只能是项羽与项伯在以武力迫使刘邦接受项羽“霸天下”的政治诉求上达成共识，项伯与张良有故，是传达这一诉求的最佳人选。且项伯在得到刘邦一番他入关以来，天天盼望将军到来，怎会生有二心的承诺后，擅自做主，一句“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23]（P312）就轻易改变了项羽的决定。充分说明了项伯此行真实的目的是与项羽另有图谋的一次试探、商谈、信息传递。大战在即，项伯突然造访，虽然理由充分，但对熟读《太公兵法》的张良来讲，又怎会没有警觉，何况还有一个“多大略”，[24]（P2692）“凭谋仗计”[25]（P976）的刘邦，他们会对项伯此行存在的疑点逐一分析，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正确的决策，化解风险。

（三）组织能力

一是语言组织力。不好文学且接受教育少得可怜，在紧急时刻，只会以“为之奈何”发问的刘邦，见到项伯开展一连串公关，一番流利的他入关后秋毫不犯;籍吏民、封府库以待项羽及之所以封关的原因和自己不敢也不能背项羽的语言表达，不仅时间短而且信息多，语言组织的功底与能力可见一斑。在他自己组织语言的同时，又使受教育程度少得更显可怜的樊哙领悟他的真意，熟记为他组织的一番语言。樊哙在鸿门宴上，口若悬河的陈述，不仅与刘邦讲与项伯的几层意思高度吻合，而且附加了历史的对比，且流利程度让人吃惊，以樊哙自己的能力不可想象，只有在刘邦的授意下，为樊哙组织语言，使其熟记才是唯一正确解释。刘邦与樊哙对“这种并非实情的话却如出一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结果”。[29]二是宣传组织力。在霸上大营，刘邦见到项伯后的一番话，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所言不敢背项王的宣传，加之配套的公关，项伯回去后对项羽讲，“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26]（P312）宣传起到了作用。第二天在鸿门，项羽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27]（P312）这样的解释宣传，说的项羽好不尴尬。随后樊哙入帐的慷慨陈词，又说的项羽未有以应，没了声息。先后三次对项羽的宣传，显示了刘邦宣传组织力的作用。三是应变组织力。虽说刘邦赴鸿门有项伯周旋，但仍对突发意外事件作了预防。樊哙在鸿门宴中，带剑、拥盾，以盾撞击卫士进入账内，“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28]（P312）西乡立，近距离护卫刘邦的行为，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一种预先组织。鸿门与霸上相距四十里，刘邦如果原路返回，时间的紧迫、自己不辞而别的无理和项羽军队围追风险的存在是不允许的，最后“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29]（P314）刘邦早知此道至霸上不过二十里，说明他对鸿门与霸上两地间的地理情况做了客观的了解，早就做好了应变安排。对自己不辞而别的失礼，刘邦不仅留下与项伯有故的张良善后，而且送上早已准备好的送与项羽与范增的礼物。可见刘邦应变组织准备的扎实缜密。

[参考文献]

[1]周丹麒. 鸿门宴真相初探[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5（5）.

[2][3][4][5][7][8][10]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蒋非非.汉初萧曹相位之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9][15]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12][14][16][19][20][21][22][23][26][27][28][26][27][28][29]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安作璋，等.汉高帝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7]司马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李开元.秦崩[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4]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5]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