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富

学界对于元代书院的研究表明，元代书院数量不少，但官学化的情况很明显。元代书院表面上在蓬勃发展，但内在的学术活动却处于衰颓状态。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鹅湖书院等著名书院在元代的情况来看，当时均鲜有可圈可点的人物及学术活动。官学化与书院之内在不盛，两者是否具有必然联系，似可进一步研究;说元代书院缺乏实质性的兴盛，则是事实。但在众芳零落之际，位于贵溪的象山书院却例外地显得比较热闹，这一现象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

元代象山书院的兴盛局面

南宋时期，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象山精舍讲学，山名亦改为象山。南宋绍定四年，袁甫在贵溪三峰山建造了象山书院，开展教学，象山精舍逐渐冷落下来，但仍有不少活动，进入元代之后，三峰山象山书院的教学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象山精舍也持续得到关注，两者共同造就了元代象山书院的兴盛局面。

1.元代三峰山象山书院的活动

位于贵溪三峰山的象山书院，肇建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入元之后保存完好，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才毁于战火，存在了130多年，甚至有人认为明初尚存。元朝统治南方只有90余年，但元代三峰山象山书院可知的山长有10人：徐杰、陈麟孙、舒卓、岳浚、翁仁实、汪垕、罗与可、江瓒、裴与大、杜茂实，远较其他著名书院可知的元代山长为多。他们处于元朝的不同时期，表明元代三峰山象山书院具有较好的延续性。

据《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十八记载，徐杰，字杰之，浮梁人，早年以聪明颖悟著称，成年后更加致力于学习，因人举荐，担任了象山书院山长，学士卢挚称之为“南州高士”，荐举为江西儒学提举。元朝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五《婺源州重建书院记》：“至元二十六年，江东按察副使卢公挚行部次县。”卢挚在至元二十六年以前出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荐举象山书院山长徐杰为江西儒学提举，也就在这段时间。

汪垕，字德载，绩溪人，象山书院院长，见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六《次韵象山书院山长汪德载垂访》。方回是歙县人，去世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可知汪垕担任象山书院山长，就在元世祖至元年间或元成宗大德年间。方回以朱熹的老乡自居，受朱陆之争的影响，对陆九渊及其后学持有很深的成见，对自己的老乡汪垕担任象山书院的山长一事颇为不满。方回又有诗《吾乡朋友比多诗人，宜進一步，大则文公，小亦龙溪可也，于汪德载、杨复之归，赋此意并寄刘元辉、黄仲宣》，诗中夸赞朱熹是南宋以来无与伦比的大儒，撰写《苕溪渔隐丛话》的胡仔堪称一代冠冕的“词臣”，两者都是徽州人，足以成为汪德载的学习榜样。言下之意，汪德载完全没有必要到象山书院担任山长，讲习陆学。这种牢骚话反倒显示了象山书院的兴盛。当时科举未开，象山书院的诸生自然不是冲着科举来的。

据《雍正江西通志》，瑞安人陈麟孙曾担任象山书院山长，时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元时又有宁海人舒卓任象山山长。民国陈汉章《象山县志·名宦传》云：“《宁海县志》有舒卓，任象山山长，盖即《本堂集》所云‘邑教舒竹西’。道光《志·表》云有传，而名宦中无传。《浙江通志》又有瑞安陈麟孙，延祐元年举人，任象山山长，表亦失之。”这段考述把象山山长理解为浙江象山县的书院山长，这是不妥的。据民国陈汉章《象山县志·教育考》，象山县在明代以前仅有丹山书院，在象山县西栖霞观东，宋代嘉定年间县令赵善晋建，久圮。又据申万里《元代庆元路书院考》，象山县在元代属于庆元路，而元代庆元路书院分布很不平衡，在12所书院中，鄞县有6所，占总数的50%，奉化州、昌国州、慈溪县均为2所，定海县、象山县无。因此，象山县丹山书院在元代是否存在，是否还有教学活动，还很难说。若把县学教谕、训导说成“山长”，也同样不妥。据此推测，瑞安人陈麟孙、宁海人舒卓，均为贵溪县象山书院的山长。

岳飞九世孙岳浚，字仲远，号美任，宜兴人，博学且好藏书，家中积书万卷。据元朝危素《上饶祝先生行录》记载，岳浚曾任象山书院山长，非常赏识贵溪人祝蕃，还请祝蕃到自己的义兴（即宜兴）老家训导子侄，后来又以“茂材异等”的名义荐举祝蕃，“延祐四年，江浙省用岳君言，授绍兴路高节书院山长。”可知岳浚担任象山书院山长，就在延祐四年（1317年）以前不久。元人张伯远有诗《象山山长岳仲远美任归浙》：“道学宗风陆夫子，故家遗泽岳王孙。”（《元风雅后集》卷二）儒学教授吴养浩，上饶人，作有《象山山长岳仲远美任》：“象山天下秀，中有陆公祠。圣道开千载，皇天粲一仪。垣墙空草树，礼貌见尊牺。惟有岳山长，三年今在兹。”（《元风雅后集》卷一）

据吴澄《贵溪翁十朋故妻李氏墓志铭》，翁仁实，贵溪人，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举人，次年考进士失利，特授任信州路象山书院山长。其母李氏治家严谨，不许儿子看闲杂书籍，还要经常背诵《孝友传》等书。翁仁实担任象山书院山长期间，严谨谦和，深得士心。吴澄说他：“才可得仕，而欿然不以己能自足，亦其渐习贤母之训而然与。”（《吴文正集》卷八十一）

元代婺源人汪泽民，在其编撰的《宛陵群英集》卷二中收有自己所写的《送罗与可象山山长》诗。这个担任象山山长的罗与可，也应该是徽州人。因朱陆后学的门户之争，汪泽民对陆氏之学怀有成见。他希望罗与可能够在象山书院讲一讲朱熹的学问，言下之意是反对罗与可沾染陆氏之学。汪泽民于延祐四年登进士第，罗与可担任山长，当在此以后。

除此之外，元代象山书院山长尚有江瓒、裴与大、杜茂实三人，具体任职时间不详。

据《同治贵溪县志》卷七，裴与大，字宪卿，举明魁，初授象山书院山长，再任湖州长兴教谕。江瓒字殷卿，贵溪湖陵人，曾任象山书院山长。

杜茂实，黄岩人（其子移居浙江天台），元代象山书院山长。明代杨士奇《封翰林编修杜君墓志铭》：“翰林侍讲杜宁缞绖奉宗人经历童孟韬所述其父编修君事状，求铭其葬。按杜世居黄岩之澄江，其先与宋丞相清献公同宗，编修六世祖存矩，秘书少监，清献从弟也。五世祖澥，军器库使。高祖讳茂实，元象山书院山长。曾祖讳叔埜，庆元路学录，徙天台。祖讳顺翁，考讳舜道，皆隐居不仕。”见《东里续集》卷三十六。

除了十位山长之外，元代象山书院还有其他活动见诸记载。据清朝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元朝大德年间，信州路儒学刻《北史》一百卷，版心有“象山书院刊”等字样。可知元代象山书院参与了《北史》的刊刻工作。此项工作工程较大，颇能反映象山书院的实力。另外汪泽民《宛陵群英集》卷六还收录了元朝吴锳的《象山书院即事》：“我本闽中客，因人得胜游。泉声晴亦雨，山气夏先秋。旧友能青眼，新知岂白头。开怀尽樽俎，更为月岩留。”吴锳，字子彦，宛陵人，曾任福建钞库提举，历知耒阳州。总结起来，元代三峰山象山书院颇为热闹，一直有教学活动，学生数量当在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贵溪境内自发传播象山之学。元末危素《说学斋稿》卷一有《静明书塾记》，作于至正九年（1349年）。文章说南宋之时袁甫担任江东提刑，在贵溪徐岩建造象山书院，祠祀陆九渊，以象山之学造就人才，影响深远，直至元末还有很多陆氏传人，如贵溪人陈立大就是其中一位。陈立大虽然隐居不仕，终老田园，却能坚守象山之学，在家中藏书上千卷，并把藏书之所题名为“静明书塾”，悬挂陆九渊的画像，春秋两度虔诚祭祀。陈立大的行为，或能说明象山书院的陆氏传人也注重藏书。又如上官璪，字伯润，饶州安仁人。据元朝李存《上官氏古修墓志铭》记载，上官璪早年在徐岩读书，为象山书院学生。他身材瘦长，胡须飘逸，又常常穿着宽大的衣服，看起来就像一个仙人。上官璪喜欢写词，词风清新俊逸。又喜欢煮茶，与人清谈，终日不倦。上官璪的家离陆九渊讲学的象山大约有百里之遥，天气晴朗之时，可以看到象山苍翠隐约的样子。因向来倾慕陆九渊的学问，他就在苍松翠竹间建造了一个小阁楼，面对着象山，并题上“翠南山人”四个大字，附近有很多人来跟他交游。

2.元朝象山上的活动

三峰山象山书院建成之后，陆九渊曾经讲学的象山精舍逐渐荒废，但到了元朝，又有不少兴复的活动。

元文宗至顺年间、元顺帝至元初期，贵溪人祝蕃重修象山上的陆先生祠堂，并在这里多次举行祭祀。据危素《上饶祝先生行录》及李存《祝蕃远墓志铭》记载，祝蕃为贵溪县西昂里人，早年服膺陆九渊的“本心”之说，“县人有陈先生某者，独得陆文安公本心之学，蕃远从之游。”祝蕃又“购求当时陆氏师友遗书，特抄广传，期以大明此道”。延祐四年，祝蕃出任绍兴路高节书院山长，转饶州路南溪书院山长，再转建康路儒学正，任满之后退居乡里。他见象山上的陆先生祠堂荒废已久，就请求郡守秦从龙复建祠堂，率领周边数郡的士人上山行“释菜礼”，不下百人。又见陆九渊的后代只剩下一个陆文美，极度贫困，五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就设法筹集资金，让他娶妻生子。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祝蕃迁饶州路儒学教授，至正七年（1347年）卒于浔州路总管府经历任上。

元朝之时，陆学传人还在象山上建造了象山樵舍，读书其中，又建灵谷书院，授徒讲学。象山樵舍为贵溪人程伯来所建，宣城人贡师泰《象山樵舍记》云：“昔宋文安陆先生居是山，以乐圣贤之道，故山名益显于天下后世。今县士程伯来父筑屋读书其中，自署其颜曰象山樵舍，盖闻先生之风而兴起者也。”“仙岩、云台、逍遥、琵琶诸山，去樵舍近在咫尺，伯来乃无所取，而独惓惓焉惟兹山之慕，其真有见于先生者乎？”“今伯来仰兹山之高而闻其道，读先生之书而知其要，将不待言语文字之间，而超然日进于圣贤之域矣。”（《玩斋集》卷七）根据这些叙述，可知程伯来是陆学的传人。灵谷书院为贵溪桂氏家族所建。据明初王祎《灵谷书院记》，灵谷书院在麈湖山中，位于象山精舍旧址附近，为贵溪人桂本所建。桂氏在南宋时为贵溪大姓，其中如桂昭然等人曾跟随陆九渊学习，成为象山弟子。桂本于延祐中建成灵谷书院，有屋三楹，王祎称他“讲学兹山，知道之在己者为既重，而不以世好动其虑，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其子孟元方“尤力学善文章号能称其家”，桂本去世之后，桂元方“与其徒仍讲习于兹，丽泽之益久而不替”。（《王忠文集》卷八）

与象山毗邻的龙虎山道士，对象山文化也十分推崇。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作有《张真人象山图》，诗歌说贵溪的象山是江右的名山，遥望之中还仿佛有哲人在那里徘徊流连。张天师的道行闻名于人世，张天师的子孙布满了此间。天地消磨，岁月迁移，陆九渊已经随着朝代的更迭变得黯然无光，只留下张天师的子孙独占鳌头。但从朝廷回来的张天师，却依然会“归来烂醉东西坞，更为文安理故园”。这表明元朝的龙虎山道士还在持续地关注着象山精舍。安仁人李存服膺象山之学，与贵溪祝蕃同游。延祐初一试不第，遂杜门著书，以教授乡里为业。他作有《游古象山一首赠别陈又新入京》一诗，此陈又新为龙虎山道士，或在应天山上建有道观。元代诗人杨载有诗《次韵陈又新真人北上》。李存诗歌的后半部分描述陈又新的仙真气度，但前半部分却充分表达了对陆九渊的缅怀之情。他说近来自己跟随师友，登上象山，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景象。坚固的石阶还在，但象山祠却荒芜了;房屋的栋梁依然矗立着，但只有荒草相依相伴。李存虔诚地上了一炷香，香烟袅袅，仿佛陆夫子的神灵还在身边。环顾四周，只有打柴人还知道先贤的遗迹，而象山上的一切都已被僧人所占据了。为此李存希望陈又新能够关注象山，为陆夫子做一点贡献。这种期望，反映龙虎山道士对维续象山精舍的文化是有功劳的。

明初张宇初《故上清宫提点了庵李公墓志》（《岘泉集》卷三）记载番阳人李弘范学道于上清宫之紫微院，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度为道士。“會乡先生祝直清父创陆文安公祠于里之象山，因从之游，仲丁与舍菜礼，以是遍究儒道家言。”时祝蕃在象山上建造陆文安公祠，春秋致祭，李弘范随之上山祭祀，遂成为祝蕃的学生，精通象山之学。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李弘范在金溪祈仙观与诸儒会讲，大谈陆氏“本心”之说，令人叹服，有人甚至把这次聚会称为“小鹅湖之会”：“己卯春，觉庵授玄学，尝游金溪之祈仙观，会黄先生殷士偕儒彦讲学半山池上，公极谈陆氏本心之说，或异之，指曰：‘此小鹅湖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李弘范又“以师命买田若干，立儒道二书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去世，享年八十。李弘范对象山的推崇，颇能反映龙虎山助力象山文化的事实。

元代大儒吴澄，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陆九渊的学问。南宋时期，杨简的门人陈埙曾在贵溪象山书院刊刻《象山先生语录》，到了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金溪学者又在青田书院重刻此书，请吴澄作序。吴澄在《象山先生语录序》指出，陆九渊的学问，不是依靠单纯的言传就可以学到的，为此要谨防把陆九渊的思想理论“学问化”，把他局限在书本里，因而抛弃了其重视践行的精神。陆九渊强调，反观自身，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天性;天性是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找的，而除了扩充之外，天性也是不需要外物来做加法的。总而言之，陆九渊的思想精髓就在于“简易而切实”。文章见《元文类》卷三十四。这种推崇，也有利于象山文化的延续和传播。

陆学在乡村社会的道德效用

元代象山书院的兴盛，从各种情况中可见一斑。祝蕃率领士人上山行“釋菜礼”，随从者不下百人。桂本于延祐中建成灵谷书院，“一时学者翕然从之”。李弘范“会黄先生殷士偕儒彦讲学半山池上”，参与的人也很多。这些文化活动很少有官方色彩，为此可知，除了象山书院山长由官府委派之外，象山书院在元代的兴盛多半与官府无关。祝蕃在象山上举行祭祀，程伯来在象山建造象山樵舍，桂本在象山建造灵谷书院，陈立大在家中建造静明书塾，龙虎山道士对象山文化的推崇，也都属于自发的行为。相比其他著名书院在元代寂寥冷淡的情况，象山书院可谓一枝独秀。

自宋代以来，书院的兴盛通常与科举制度有关。在书院的诸生，并不掩饰参加科举考试的学习目的。一般书院都会兼顾科举应试教育，清代书院则更是惟科举是从。这些都对书院教育的兴旺发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元朝初年，科举停开，元仁宗延祐年间重开科举，但取士人数很少，对广大读书人尤其是南方文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在科举不兴的情况下，象山书院反而兴旺发达，就应当有其他原因在内，并非科举推动的结果。例如贵溪人翁仁实中举之后，考进士失利，从此绝意科举。担任象山书院山长期间，严谨谦和，深得士心。吴澄说他“才可得仕，而欿然不以己能自足，亦其渐习贤母之训而然与”，或能反映跟随他学习的学生也不以科举为目的。《同治贵溪县志》卷八记载南宋末象山书院诸生龚霆松，“得闻象山先生本心之旨，超然有悟。”元有天下之后，“特授汉阳教授，不就。建书院于所居之南，聚徒讲学。”足见龚霆松并不在意科举，且能够以教授乡里为生。又据李存《上官氏古修墓志铭》记载，上官璪早年在徐岩读书，为象山书院学生，入元之后，既未参加科举，亦从未出仕，但附近有很多人来跟他交游，也跟他学习象山之学。上官璪常说，古代人只是“修其天爵而已”，即致力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没有必要去求“人爵”也即功名利禄。为此人们又称他为“古修先生”。这些均能反映象山学者能脱离科举而独立存活，表明当时的乡村社会对于象山之学有较好的需求。

从各种情况来看，象山之学脱胎于乡村社会，是儒学与宗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基层社会而言具有积极的道德效用。元成宗大德五年，陆九渊的后裔陆如山在官府的批准和乡贤的资助下，在金溪建造了青田书院。程文海在《青田书院记》中指出，乡里人佩服陆九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陆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时，已十世不异爨。先代复其赋，表其闾，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师表当世，而青田陆氏闻天下。”可见陆氏“十世不异爨”与陆九渊兄弟的“道德师表”具有密切的联系，也是远近之人膺服陆氏兄弟并乐于跟随他们学习的主要原因。后来因为历经兵燹，陆氏家族“星分瓦解”，也就一落千丈，反衬出象山提倡的道德对维系家族的稳定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程文海又说：“使家皆陆氏，人皆文安兄弟，治民者岂复劳其心哉。”家族稳定，乡村稳定，对统治者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程文海指出：“今家之子孙与里之秀民，劳于作、乐于成，庶几藏修游息于永久，其亦奚所见乎，是必有所慕矣。”（《雪楼集》卷十二）总之，从倾慕陆氏家族的繁荣，到传承象山之学，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陆学可以促进家族以及乡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故而在科举不盛的元朝，象山书院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下面这些事实中，亦可以看出象山之学对于乡村社会的道德效用。

据危素《上饶祝先生行录》记载，贵溪人祝蕃自幼学习陆九渊的“本心”之说，并能致力于践行。祝蕃尚幼之时，于“岁节长者赐钱”之后，“越二日，悉归之父母。问之，则曰：‘儿幼，不敢有私财也。’”乡村里的送往迎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儿童得到长辈的“红包”，实际上以父母的支出为前提，因此祝蕃把赏钱全部交给父母处置，就等于减轻了父母的负担，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后来祝蕃丧父，“居制尽礼，有疾，或劝之饮酒食肉，先生弗从。”象山书院山长岳浚觉得祝蕃的教导颇有利于“齐家”，就把他聘请到义兴老家，“训其子姓”。岳氏家僮召棠得到祝蕃的教诲之后，“在家执礼异平时，其父母闻受教于先生，诣先生谢焉。”足见祝蕃的教学效果良好。为此贵溪倪王市的倪、周二氏也共同聘请祝蕃去讲学，“远近从学者众”。口碑流传，“闻风来学者接踵而至，学舍为之充塞”。后来祝蕃担任建康路儒学正，“教养有法，行台诸公贵人多所礼敬。”

据李存《上官氏古修墓志铭》（《俟庵集》）的记载，安仁人上官璪尝读书上饶徐岩，为象山书院诸生。在书院躬行实践的影响下，其家“亲昆弟四人，子侄数十辈，无间言。乡里或寒者，减衣衣之，饥者分己食食之，虽农圃臧获，语及公，靡有不恻恻然者。”上官璪对乡村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他在家建造阁楼，招收弟子，“傍郡佳子弟多从之游。”

据张宇初《故绍庵龚先生墓志》（《岘泉集》卷三）记载，龚继祖为贵溪里源人，“从乡先生彭公孟悦究陆文安公本心之学，尽通经传大旨，涵泳精粹，而尤切于躬行力践也。”龚继祖依据“本心”之学处理家庭关系，合理妥帖，颇为人所尊。“少孤，鞠于祖母，克孝，既殁，每言必涕下。尤笃于友弟，一门敦睦，非他姓所及。”家境贫寒的龚继祖，常以“本心”之学教授里中，能招收到不少学生，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本心”的切实效用。

吴澄《倪君立墓志铭》（《吴文正集》卷八十四）记载上饶人倪南杰，生于宋末，去世于延祐四年。宋末“隶业象山书院，山长黄侯器之。”倪南杰在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上表现出色，深得人们敬重。“父既丧，恭顺二叔，同门聚处，无间言。嫁遣二妹，厚资备礼，无靳色。堂构克继先志，宫讲周公书南溪扁其楼。元宋之交，群情震荡，君内外调护，宁亲以施于乡邻。当路劝诱以仕，弗应。”“年已五十，孝慕如孺，每一邱陇，恻恻兴哀。”“至元辛巳，省差徽州路学正，紫阳书院山长，不竢官满，归养慈亲。”倪南杰对于科举不感兴趣，却能安定家门，风动乡里，对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代戴表元《游乡贡墓志铭》（《剡源文集》卷十五）说上饶人游应梅于南宋末“即从徐岩，为陆氏之学者游。”入元之后，科举废，“尝有推毂为婺源教官者，辞不赴。叔大于人悃慤谠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为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来询谋。燕游谈会，经酣史薫，琴怡弈畅，恢恢然通儒达士也。”宗族乡党，凡有疑问，必来请教，表明游应梅借助于陆氏之学、躬行实践而成了乡村中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至正七年（1346年），侍御史伯温氏宣慰山南，在荆门军新建陆文安公祠堂，虞集在《新建陆文安公祠堂记》引用陆九渊告学者的话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说“伯温尝闲居，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教于其乡子弟，从之者众焉。所以建造陆氏之祠，非徒为观美要誉而已也。”意思是说陆九渊的教导对维护乡里教化有切实的作用。

两宋理学家特别重视家族制度的建设，适用于乡村社会的宗法伦理在他们手上得以日趋完善，但他们各自的关注点以及建树是不同的。

陆九渊出身的金溪陆氏大家庭，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家庭管理制度与办法，他们把这些制度和办法概括为正本、制用两大条。“正本”指家族成员从小就要接受文化教育，“教之以孝弟忠信”，让家族成员知道“正心、修身”，“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以接邻里”，而刻意于“荐举登科”。如果品行不正，“虽纡青紫，怀金玉”，“而人亦莫不鄙贱之”。因此，“学以致用”以及十分明确的“致用”目标，成为陆氏宗法伦理的鲜明特点。陆氏治家，既严格执行宗法伦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而这些宗法伦理就是陆九渊的学问起点。

朱熹阐述宗法思想的著作，以《家礼》《古今家祭礼》等著述为代表，十分强调封建礼节对于维系与巩固家族制度的重要性，诸如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家族礼仪等体现家族制度结构形态的要点，均在朱熹手上得到完整阐述。但是美国学者埃伯雷认为，对于朱熹这样的理学家来说，对把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建设和管理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热情或认同感的。朱熹在一些墓志铭中高度赞扬了那些对家政不在意的人，在他看来，男人似乎应该将精力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参与社会活動上，这与陆氏刻意强调家的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朱熹制定的家礼，比较适用于封建时代的大家族，只有大家族才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足以支撑祠堂、族田、祭祀等家族财产，开展家族活动，并形成以家法、家礼约束家族成员的权威力量。如果是较弱小的家族或一般的家庭，就不大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在一般的乡村文人看来，朱熹的宗法思想，带有浓重的学究气、书卷气，讲究繁文缛节，也很难适应乡村生活。但在统治者看来，朱熹制定的宗法制度，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管理的层面，颇有“家国同构”的意味，显然令他们更感兴趣。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朱熹的思想理论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形之下，陆氏家族的“正本”及“制用”，显然更适用于大多数乡村家庭、家族。陆九渊“发明本心”的理论，与乡村社会“做人做事凭良心”的朴素理念也实现了很好的结合。但在统治者看来，这种理论显得过于简约，因为管理国家主要依靠制度，而陆九渊对这些方面并不特别关注，阐述亦少。在科举盛行的时代，陆氏的理论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亦在情理之中。由此看来，在科举受冷落的元代，依托于乡村社会的陆氏理论比主要依赖于“御用”的朱熹之学有更强的生命力，主要传授陆学的象山书院比其他传授朱学的书院更加兴盛，就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一点或可提醒我们，在封建社会以及科举制度一去不返的当下，更适用于芸芸众生提升个人道德素养、从事道德实践的象山之学，其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作者系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