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浩浩 王力 高子梦 师良

摘要：本研究基于不同文化存在势差这一事实，选取甘肃省合作市为研究案例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Nvivo软件对访谈到的样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得出民族地区主客交往的三重关系：主客交往是文化常态与变态的辩证统一;主客交往是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相互博弈;主客交往是镜像透视的自我内省和对刻板印象认知偏差的纠正。结论借以给民族旅游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族旅游;主客交往;文化势差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交往是社会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人类通过交往，可以感知彼此的信息、态度和情绪，达到对另一方施加影响的目的。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着交往的机会，发展着交往的能力。在旅游活动中，游客由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向经济落后的地区是旅游流市场的一个客观规律，也是开展旅游主客交往活动的途径，而且这种交往不仅产生的是人员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是文化流的相互交织和碰撞。民族旅游作为五种旅游类型之一，强文化、强差异性等特征使得其主客之间、客客之间的交往，成为研究旅游跨文化交流的典型和代表。

1民族旅游主客交往研究述评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交流的相关研究分析，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对旅游主客交流进行了不同内容的研究，主客关系也成为旅游理论研究最具生命力和学术价值的命题之一。现阶段，旅游学界对东道地与游客的相互作用有主客交互、交流、交往、接触等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定义，这说明该领域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领域来研究这一主题，更深地拓展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目前形成关于主客交往的理论有社会交换理论、凝视及双向凝视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和舞台真实理论等，同时对主客交往的影响分别形成正负效应两方面的论点。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因为交往负效应的出现而阻止旅游的发生，旅游实践的发展将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交往阶段研究上，Doxey的愤怒指数理论成为大多学者较为接受的主客交往演进规律。在研究视角上，可以概括为主客交往的态度和感知视角以及行为和过程等。旅游交往具有双向互动性。游客虽然离开了惯常居住地进入目的地，摆脱了固有束缚，其具有的“地化”属性并未因此而改变，即游客身上携带的固有客源地文化特征不因旅游而改变和消失，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更应该关注不同文化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上，这是民族旅游研究的内核。而目前研究的实际情况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和给彼此带来的影响上，对交往的性质和结果研究较多，表现在不同文化交往会产生文化认同、变迁、瓦解、复苏、示范效应、商业化等。要深入探讨主客交往的互动，分析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还要从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不同文化的表现来解读。

2 “文化势差”的由来及在民族旅游中的表现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首次提出了“文化势差”这一概念，他指出，由于不同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和状态不同，其在文化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渗透力、辐射力以及文化标识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接触，先进的一方成为施者，落后的一方成为受者，這种现象好比水之趋下，不可逆转。

文化依附于经济而存在，经济形态影响着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在民族旅游活动中，民族旅游客源地的强经济性促使了强势文化的形成，东道地弱经济性使得文化处于从属地位，形成弱势文化。游客在空间上表现为对异域不同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好奇，在时间上表现为对后向文化，即传统文化的向往，从社会交换理论和经济学供给——需求关系角度下分析，东道地供给的是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恰恰正是游客所需求的，而游客供给的是经济资本，也是东道主所需求的。游客的行为逻辑是花费一定量的金钱，以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东道主以自身文化和符号的优势来换取经济资本，但是两种资本的转换比率是不对称的，经济资本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对文化资本进行着盘剥，由此引发了旅游主客之间文化势差的存在。

3 民族旅游主客交往情境的假设

主客交往是地区之间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旅游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客源文化与东道主文化的交往不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非此即彼关系，而是通过旅游这一形式，主客从凝视走向对话、由异至常、由陌生走向熟悉，在相互对话和相互倾听中走向和谐与共荣，并获得各自存在的意义。基于旅游主客文化势差的存在和访谈资料文本的分析，本论述提出了以下三点假设，并构建了主客交往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①主客交往：文化常态与变态的辩证统一

②主客交往：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相互博弈

③主客交往：镜像透视的自我内省和对刻板印象认知偏差的纠正

4 研究设计

4.1案例背景

合作市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的交通要道，合作市自建市以来，大量汉、回民族迁徙至此，成为儒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三教交融之地，使得主客之间的交往很具代表性;米拉日巴佛阁位于合作市，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原建楼阁已毁于“文革”，现存建筑重建于1988年5月，米拉日巴佛阁是为纪念米拉日巴而修建的佛阁，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在安多藏区的代表寺院;当周草原风景区位于合作市郊南山脚下，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主会场，2019年7月在此成功举办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因此，选择甘南合作市作为案例地，对民族主客交往研究具有代表意义。

4.2研究方法

本论述利用质性的研究方法，通过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与互动，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等进行了解，进行解释性建构;主要应用Nvivo 12plus分析软件，达到词语云、中文的词频以及编码可视化的展示;将访谈到的资料进行整理，使其符合Nvivo软件分析的文本，导出分析结果避免过多的人工操作和干预。

4.3数据来源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作为实证地域，主要选取了人文宗教类景观米拉日巴佛阁和自然草原类景观当周草原两个旅游景点的游客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证实以上三点假设。调查时间为2019年7月28日～8月5日，本研究访谈和问卷的人群主要有三类：一是合作市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二是由于工作等原因迁居至此的“边缘人”（注释：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边缘人”概念，指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不同文化的边缘，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任何一方），三是游客。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选择当地居民（20名）与游客（20名）以及“边缘人”（10名）进行了深度访谈。样本选择的目标应尽可能反映总体的特征，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中可知：在被调查和访谈的对象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和44%;民族以藏、汉、回族居多;年龄段26岁～59岁为主;学历方面，大专及本科教育程度占比近一半;月收入5000元及以下占比82%;从事各类企事业、政府机关占比70%。从被访谈对象对合作市旅游环境的评价（见表2）得知：游客对合作市的环境卫生评分最高，均值为4.18分（总分为5分），其次为当地文化氛围和与居民的交往情况;评分最差的是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商品，分别为2.83分和2.81分。此外，从访谈中得知，大部分游客来源于以合作为中心的300km以内的甘南、临夏和兰州等省内地区，少部分游客来源于陕西等地。在访谈内容上，对当地居民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旅游业发展前后的变化，包括心理、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对游客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与当地居民交往的难易程度、对藏文化的接受度等方面。

问卷说明：本问卷发放40份，有效问卷37份。调查方式：偶遇抽样。时间：2019年7月30日-8月2日。地点：九层佛阁和当周草原。表格中间为被问卷的个案数。计算方法是：以很好计5分，较好计4分，依次类推，很差计1分，计算出每一个问题项的加总平均值。得分越高、表明答卷人对该问题的肯定程度越强。

4.4 实证分析

本论述截取了被访谈游客、东道主和“边缘人”的10个代表。应用Nvivo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高词频分析，去掉无意义虚词和词汇，结果显示（如图2所示），文化、生活方式、藏族、差异等词汇具有较高出现频次，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到了生活方式的变化。通过对访谈材料的进一步的编码（见表3），由表及里，層层“剥离”现象，抵达实质，力求证实前面论述假设的真伪。

4.4.1主客交往：文化常态与变态的辩证统一

在旅游业发展之前，合作市藏文化未受外来文化影响，表现为单一的文化元素，文化发展、变异仅通过自身东道主内部的结构变化来表现出历时态的差异性，正如访谈中提到的内容“旅游发展之前，我们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思维等方面比较符合传统，社会关系不复杂、年轻人说藏语、穿藏服，一切都感觉合情合理。”说藏语、穿藏服，这种露出文化“冰山”之外的穿着和语言，就是藏族文化最外显，也是最具表现力的特征，如今游客大量涌入，不同文化的游客的差异诉求，造成了目的地居民的无所适从，藏文化单一文化被打破，合作市居民开始模仿、比较与游客的差异，文化形态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正如访谈所提及的“旅游让有些人开始重新穿上了藏服，也让有些之前穿着藏服的人脱下了藏服，开始穿汉服。”

东道主文化在无外力（这里主要指旅游业）参与的情况下，表现出一种文化自在的发展和变迁，这种发展和变迁是比较缓慢且让当地人较容易接受的，在民族文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延续于历史长河中，很少有人在短时空段内发现其实质性的变化，有“因其不证而自在”的特征，故在此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常态。旅游业的发展打破了这种特征和常态，本地居民在与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游客相遇之后会先出现学习模仿，然后比较，在与“他者”文化比较，获得参照的同时，其民族文化的新鲜感重新凸显出来，是为文化变态。当地居民正是在这种缓慢变化的常态文化和对异域文化学习、模仿、比较的变态文化中达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变态和文化自觉在逻辑上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其相互作用的深层原因，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此外，来源于不同地域的游客群体，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元素，他们本身也是文化变态的群体，他们与当地藏族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促使了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民族文化得到重视重新焕发活力，或者在与游客的交往中将彻底消亡，但是某种文化或者某一元素的解构，也许正是建构的开始。

4.4.2 主客交往：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相互博弈

在案例地合作市，旅游发展之前，文化形态较为单一，藏文化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文化结构完整，稳定性强，层级分明，表现为系统独立的特性。现如今，不同游客所代表的不同文化浸入到合作市，形成一元和多元相互博弈的局面。

东道主是东道地的文化使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体现着民族标签，在民族旅游活动交往中，他们更是“行走的活文化”，小到衣食起居，大到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等都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东道地的藏族文化吸引了来自其他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游客，形成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相遇，从而彼此体验、感知对方的文化，出现赞赏或不屑，肯定或否定对方文化的心理或行为，这对于一元文化的结构稳定性是有剧烈变化的，得到肯定的文化元素会因赞赏而被无意放大，产生强烈文化自信，而遭到否定或不屑的文化元素，会因此而很少人去践行甚至舍弃。这种主客交往的零和博弈或正和博弈模式在旅游目的地显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们遭受游客多元文化的侵入是长期且不间断的。游客对东道地的文化抱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要获得更为真实且有别于自己文化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对于“异文化”而产生本族文化较为优越的文化中心主义。东道主对此也是无所适从的，只能出于经济的目的，展示游客喜欢的，隐藏甚至丢弃游客不喜欢的，让利游客，漠视自己文化的式微，对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舍本逐末的举动。因此，无论对东道地还是客源地来说，要想获得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游客想要得到真实的民族文化，主客交往应该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4.4.3 主客交往：镜像透视的自我內省和对刻板印象认知偏差的纠正

有学者指出，两种不同势差的文化相遇，一方会产生“见过”效应，另一方会产生“见贤”效应。在旅游业中，游客会有带着先验情绪进入东道地的习惯，在旅游之前就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对东道地的感知，无视东道地整体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一味将我者与他者进行比较，倾向于注意和发现东道地文化社会的消极方面和问题病症等负面因素，并由此扩大为对东道地文化的误读，体现出一种霸道的文化价值观，是谓游客“见过”效应。“见贤效应”正好相反，即东道地居民对强势经济地区的游客所产生的完美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失真想象和羡慕情绪，甚至出现“他们的月亮比我们的圆”这种荒谬思维。不管见过效应，还是见贤效应，都是一种内省的表现方式，只不过是错误的，对彼此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读情绪，对“他者”文化不是鄙视就是崇拜，也是双方长期处于某一文化势的影响下，思维局限性所致的表现方式。在旅游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主客交往在不断深入之后，将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视域，以一个普通生活者而非外来者的眼光看待周围一切，降低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