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摘 要：晋商，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富甲天下，享誉海内，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在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由于长期受到重农抑商等制度和文化的压制，商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商人总是通过财力来结营官宦来和政治靠拢，依附于政治，服从于政治来获得政策支持和资源垄断等经商致富所必需的因素。本文阐述了晋商在明清时期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状况并以此来分析晋商的政商关系。

关键词：开中制 盐引 票号 晋商

一、明代晋商的崛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明王朝为了其边境安全在长城一线设立了九边重镇，这也意味着在这一带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军政消费地域，明王朝需要支付军饷和粮草开支，此外还有这些军需物资的运输以及采购武器装备等费用，这些费用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为了最大程度保障这一系列军事体制的军需物资，明政府主要采取了三种措施即边境屯田、民运粮饷及开中制。

开中制实行后，山西商人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大量收粮贩盐，很快就集资巨富。同时为了最大程度规避长途运输物资所遇到的危险，减少人力资源的巨大消耗，山西商人逐渐开始在边境地区自己雇人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商屯应运而生。商屯与开中制相辅相成，山西商人既是边境地区坐拥大量田土的大地主和粮商，又是官盐的转运商，又垄断了边地驻军物资的供给者，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辗转变化，财势无可阻挡。开中制成就了山西盐商的兴起，此外晋商还通过马市茶市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二、清代晋商的兴盛

清乾隆以后，清王朝的国力进入鼎盛时期，此时晋商的商业帝国也大致构建完成，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然而几乎所有的晋商都把商业大本营设在山西老家，每逢年终结账或各商号调配资金之时总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关外地区送大批现银，费时费力又难以保证安全。道光初年，雷履泰继承和借鉴了前代商业形式中的汇票，并吸收了同时期其他山西商人开办的以经营工商业和官僚权贵存款放款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经验，将颜料庄改造为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此后半个世纪，山西商人都开始涉足票号行业并经营汇兑业务。构成了一张强大的金融网络，谓之“汇通天下”，至此晋商闻名于世。

三、晋商与清政府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沙俄侵华的野心急剧膨胀，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俄国商人进行对华贸易的地域范围，他们凭借条约中的特权与晋商在内陆地区直接展开竞争，给晋商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同治元年陕甘回民暴动使外蒙晋商元气大伤，逐步收缩在外蒙的经营并渐次退出外蒙市场。蒙古市场的丧失对晋商整体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致命打击，蒙古市场的崩溃彻底断绝了晋商的财源，使他们丧失了造血输血的能力，再加上数逾万记商业人才的损失更是令晋商对后继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其失败已成为注定的结局。

随着蒙古市场的崩溃，晋商只能将剩余的资本和最后的希望转向票号行业，试图以金融业为依托实现自身的救赎。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原大地一片狼藉，对山西票号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这些危机仍不足以对票号这一行业整体造成彻底的伤害。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催生的大量官督商办企业及新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都使得票号这一全新的金融机构大有用武之地，清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国家经济管理体系的整体瘫痪更是令整个国家财政不得不依赖于票号的资金周转。票号业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晋商挽回了一些损失，大大延缓了他们走向衰亡。但好景不长，甲午与庚子两役后，中国内政全局糜烂，经济全盘崩溃，富商大量破产。虽然票号在国家政权金融活动的某些方面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这已是回光返照之相了。尤其是西方列强先进的银行业大量进入中国之后，使得票号的业务进一步被蚕食，山西商人中有很多有识之士此时幡然醒悟准备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为时已挽。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主要在南方大量放款的山西票号遭到了空前的挤兑，山西票号长期处于无限责任经营的状态，如此危机立刻就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些资本稍弱的财东纷纷破产，且1913年之后，中国政治核心地区也相继陷入战乱，与前清权贵多有通融的最后数家晋商票号彻底丧失了官权的保护，只能逐一歇业，曾经辉煌无限的山西票号一蹶不振，成为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殉葬品。

参考文献：

[1]易顺，刘梦华，韩江波.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32（05）：82-92.

[2]万黎明. “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7.

[3]王帅. 晋商兴衰的政治学分析[D].山东大学，2017.

[4]卫青红.晋商文化的启迪[J].现代国企研究，2017（02）：276.

[5]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学习习近平有关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3）：37-45.

[6]孙丽丽.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J].经济问题，2016（02）：32-35.

[7]陶德臣.晋商与清代新疆茶叶贸易——新疆茶叶贸易史研究之二[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04）：55-65.

[8]梁鑫鵬.清末晋商家族经营的发展与衰落[J].兰台世界，2015（03）：117-118.

[9]赵海涛，胡海桃.近十年晋商研究综述[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01）：76-80.

[10]闫景宏.明清时期晋商历史兴衰之根源[J].兰台世界，2014（09）：110-111.

[11]徐名琳. 明清晋商资本积累及流向探究[D].山西大学，2012.

[12]王璋.近十年晋商研究综述[J].中国城市经济，2011（15）：70-72.

[13]武文娟.晋商徽商比较研究综述[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27（01）：65-67.

[14]李洪波.明清时期晋商发展历程探微[J].黑龙江档案，2011（01）：119.

[15]韩玮.明清晋商研究中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02）：87-90.

[16]张琳. 晋商经营思想对其兴衰的影响[D].山西财经大学，2006.

[17]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62-66.

[18]赵荣达，郭玉兰.晋商兴衰原因的辩证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01）：38-40.

[19]刘建生，丰若非 ，冀福俊 ，石惠 ，马文静.晋商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30-37.

[20]欧式雄.浅论晋商与晋商精神[J].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03）：20-23.

[21]王竹萍. 晋商成败鉴析[D].清华大学，2004.

[22]殷俊玲.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72-76.

[23]刘建生，燕红忠.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15-20.

[24]郭学军 ，孔祥毅.解读晋商——孔祥毅教授访谈录[J].企业管理，2001（12）：5-22.

[25]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J].安徽史学，1997（03）：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