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赵杰

“金融家不欣赏百米选手，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提起姜建清，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起这句话。据他回忆，第一次说这句话的场景是在2000年2月，当时他刚被任命为工商银行的党委书记、行长，而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市场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即将上任的姜建清面临着巨大压力。正巧那段时间北京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姜建清受到启发，希望用马拉松的精神去解决一个个难题，“五年不行十年，没想到一跑跑了十六载”。

从柜员到董事长，姜建清几乎经历了工行所有的业务管理岗位，执掌工行十六年间，成功完成股改上市、经营转型和国际化拓展，带领工行从外界认为的技术性破产扭转为全球盈利第一、市值第一的商业银行。他掌舵一家银行的时间也已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银行家。

2016年，离开中国工商银行后的姜建清华丽转身，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除了担任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及中国-中东欧基金的董事长外，他将精力转向了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投入到金融理论、金融和经济历史的研究领域之中，目前他还担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和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8年7月，姜建清新著《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丛书第一册正式出版，此书的第二册也于2019年年初面世，值此之际，姜建清接受了第一财经《陆家嘴》的采访，为广大读者分享新书亮点及创作背后的故事。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陆家嘴》：我们看到您从工商银行董事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接连出版了多本银行史和金融史的著作。您在今年7月出版的《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1》，社会反响非常好，还荣获了“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的殊荣。《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2》近日也已经出版，您为什么会对金融历史如此感兴趣？

姜建清：这两年多来，我有几本历史书籍出版。如我与蒋立场合著的《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我与樊兵、高文越合著的《非洲金融明珠-标准银行集团史》。我从多年前开始撰写的《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第一、二册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也完成了大半，估计明年年中出版。

为什么自己会对银行史和金融史感兴趣呢？回想上世纪80年代，我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办公室主任，每年春节前会例行慰问解放前银行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些八九十岁的风度翩翩的老银行家，常会聊起旧银行的往事。我当时才30多岁，对那段银行的历史并不了解，于是促使自己去读银行历史的书，从而对银行历史的兴趣倍增。

1995年我担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时，提议并帮助原信用社的老同志撰写上海信用合作社史。受参观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启发，我担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时，提议并实施了上海银行博物馆的建设。

2000年后，我担任了工商银行行长、董事长，与许多跨国银行的董事长和总裁们会面时常听他们聊起自身银行的历史，也感觉到每家银行受其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很大。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怀旧，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而银行史学是一门使银行家警醒的学问。智者爱史，善于总结，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学科相比，与相对不繁荣的经济史对照，银行史、金融史尤为“冷门”。目前中国出版的这类史著述很少，尤其是外国银行史，有也是少数几家熟悉的银行，对国外银行史、金融史的研究既缺乏深度也缺乏广度。由兴趣驱使，我寻找、阅读了许多国外银行史，对银行经营和金融风险有了更深的领悟。历史上许多银行的风险案例，其实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撰写的《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一、二册，是多年来自己阅读和思考世界银行和金融历史的随笔或札记。

《陆家嘴》：您的书以轻松的语调讲述那些饱经历史沧桑的金融币章背后的银行史，为什么选择从币章角度写金融史呢？

姜建清：记得《英雄失去了小红伞》是我写国外银行历史的第一篇文章，是一则从花旗银行的历史大铜章引发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的故事。当时恰逢次贷危机肆虐，读者对这样的银行历史札记比较喜欢。由银行的纪念章作引子，导出该银行的历史，文笔较轻松，颇有可读可观性。没想到由此給自己徒增了烦恼。此后编辑要求坚持这一风格，这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写作难度。

在撰文过程中，有章无史、有史无章、史多章少、章多史少，都成了写作的瓶颈。虽然全世界不少银行都曾在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为重大事件发行过纪念章，最早的银行纪念章发行至今已200多年。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古旧纪念章早已湮灭在悠悠岁月中。许多发行银行也不复存在，被人们忘却，不过坚硬的金属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好在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我费力地通过ebay、淘宝搜寻、购买，尽量满足写作需要。我恍然发现，这是一个人们未曾涉足的金融世界。正像竹木简牍遗史留典，这是一本由金属币章编撰的世界银行史。这部独特的，由金属币章构成的世界银行史书只有数百年的历史。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散发出耀眼光芒，铭刻在金属上的历史使它显得格外厚重。

《陆家嘴》：您认为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对今天的金融有什么借鉴作用吗？

姜建清：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回首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然而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不平衡依然没有改变，发展的模式依然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债务杠杆依然居高不下。

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来的变化，感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惊涛骇浪的时刻。我在此书中关于证券交易所的两文中写到，500多年来，世界金融经历了郁金香狂热、法国密西西比和英国南海公司事件，华尔街股票崩盘、亚洲和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危机，带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贫富分化、道德沦陷。

经历无数次的政治抨击，无数次的监管整治。为什么人们会不断地重复错误？是因为失误的政策、失效的监管、失衡的社会和贪婪的人性。金融危机只是通过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来惩罚和纠正这种失衡。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危机史，人们痛恨危机却喜爱“繁荣”。追求短暂“繁荣”往往导致繁荣的终结，自以为“理性”和“善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因而历史回顾，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以史为鉴，可以知興替，起到警醒的作用。

金融业是马拉松行业

《陆家嘴》：全世界周而复始、循环出现的金融危机，是否其中有共同的逻辑联系？

姜建清：世界金融沧桑变迁，背后有其逻辑关系。我在《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2》的文章中写道，百年前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响，德意志银行作为新兴列强的代表超越法国的里昂信贷，成为了全球最大银行，当时世界前20大银行集聚欧美。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工业国的美国，在银行排行榜中仅列2家，排名较后。而已呈疲态的英国仍以8家大银行傲视群雄。二战期间，除美国本土之外，世界多数国家遭受了战火的蹂躏与摧残。战后其他国家忙于重建和复苏之际，美国才替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霸主。

从近代世界列强的演变进程看，工业强国、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的地位取得及失去就是遵循这一顺序的。因战争的肆虐，危机的摧毁，昔日的德国贴现银行、达纳特银行、奥地利贴现银行都倒闭、合并或重伤于1930年前后的世界金融危机。加之银行体系固有的脆弱性，百年前20大银行中只有美国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德意志银行、英国劳埃德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五家银行犹存。

全球金融业产生、发展、强盛和衰落的一般规律还告诉我们，当把视野放宽、视距拉长来看世界金融历史时，更易看清金融演变发展的逻辑规律。百年轮回，岁月流转，大国金融地位的变迁，与各自母国政治经济金融实力以及在全球格局中地位与影响的消长变化密不可分，折射出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复杂而深刻的背景。

今日世界银行排行榜上，金融之风开始东渐，工商银行等四家中国银行跻身世界金融前列。一位印度的著名银行家在次贷危机前的一场“达沃斯”论坛上预言，亚洲国家可能在经济总量或制造业方面超过美国，但不可能在金融方面超过美国。不过才三年，这位银行家同样在“达沃斯”论坛上沮丧地承认自己错了，“因为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了”。金融格局发生历史性变迁，固然是基于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的历史必然，又是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周期轮回。然而金融业是马拉松行业，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兴衰沉浮、“剩”者为王，谁又能预测百年后的全球银行榜单中的剩者呢？

《陆家嘴》：您在工商银行担任过多年董事长，您认为商业银行的成败得失有规律性吗？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怎么样？

姜建清：银行作为货币经营信用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银行不仅易于受到外部政治、政策环境干预和金融市场波动影响，而且银行经营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和风险偏好，资产负债组合的错配风险、重大投资和涉外购并等因素，都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风险。全球百年间银行的沉沉浮浮，“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中国金融结构先天失衡，资本市场短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又因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储蓄率偏高，资金流向银行领域，造成银行业资产增长过快。信贷过度增长、资本短缺压力、风险内控及流动性管理难度大。若控制不当，则可能产生局部或系统性风险。百年金融的成功者，无不是跑“马拉松”的好手。发展与风险平衡，耐力与速度兼备，稳健与创新并存，才能基业长青。

难以磨灭的金属记忆

《陆家嘴》：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姜建清：我在书中讲述了两幢工商银行海外机构的大楼和相关银行币章的传奇故事。被称为“祖母的明珠”的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大楼美轮美奂，令人联想起西班牙昔日的辉煌。这幢160年历史的大楼，始建者是西班牙伊莎贝拉二世银行创始人，著名的萨拉曼卡侯爵。这家银行与圣·费尔南多银行合并，成就了今天的西班牙中央银行。大楼和币章记载着百年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沧桑变迁，又成为中国和西班牙、工商银行和西班牙央行的历史交汇。思古抚今令人感慨万千，百年银行，夕阳野草，燕子易主，昔日王侯今何在，唯留下难以磨灭的金属记忆……

成功银行的故事大致相同，失败的银行各有各的故事。金融风险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在奥地利国家银行200年的生涯中，多数时间滥发票子成为一种痼疾，饮鸩止渴的陋习难改，困扰于货币滥发导致的通货膨胀中。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致单一银行危机演变成全国性货币危机，近现代最大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有两次都是奥地利点燃引信或是始作俑者。

1864年成立的法国兴业银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从希腊脱身，然而一个小小交易员的违规交易，让该行损失48.2亿欧元巨款。这个交易员盖维耶尔只是落入了同诱捕其他交易赌徒一样的经典陷阱——他追逐着自己的损失，将赌注越增越大以求填补亏空，直到损失大到失去控制。事后银行高层痛心地回视，无论是哪一次预警或异常，只要能及时、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都会尽早揭露问题，就是愚蠢的轻信和不可原谅的内控漏洞，使法国兴业银行最终陷入了危机深渊。

《陆家嘴》：您在新书中讲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可以说是“普惠金融”的前身。对于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您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姜建清：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普惠金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议题。以微型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成为政府、社会和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结合，甚至成为了资本追捧的风口。然而普惠金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新事物。原始金融的产生，就带有“普惠”的目的，帮助弱势群体或不富裕的人群。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矛盾凸显，阶级分化加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金融互助合作理论兴起。

1810年被誉为英国储蓄银行之父的亨利·邓肯，在自己教区的鲁斯韦尔地区建立了储蓄银行。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德国赖夫艾森信用社诞生于1848年。它们的诞生为政府支持和社會拥戴。百余年来，德国与欧洲的赖夫艾森银行、大众银行、荷兰拉博银行、法国松鼠储蓄银行兴旺繁荣，曾被奉为业界典范，推动了金融普惠事业。

然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储蓄银行及合作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遭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它们已经严重落伍，且半官半商的体制，无利润压力的机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质疑在全球化社会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解决信息不对称还没有现实意义。

从新中国几十年的合作金融实践看，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些合作金融组织合并改制成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一些农村合作金融异化或破产，农村基金会消亡，不少农村资金互助社倒闭。许多信用合作社或合作银行已背离合作制的原则，成为了地区性的商业银行。

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服务及扶植弱势农村群体的金融仍是严重缺乏的，普惠金融能否接过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接力棒，实现真正的“普惠”和可持续发展，历史上普惠金融的兴衰又能为今日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什么有益的参考？能否凭借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坚持本心？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陆家嘴》：您书中讲述了众多金融家的故事，您如何看待和评价金融史上的这些金融家呢？

姜建清：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与金融家分不开。虽然金融和金融家的兴衰沉浮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环境，但也与金融家的性格、努力密不可分。讲述金融家的故事，使稍嫌枯燥的金融史显得有血有肉，使惊心动魄的金融战中凸显了背后人的因素，人们或许更能了解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有一次去英国，我还专门去参观了这家世界上最小的乡村储蓄银行，同事们打趣说，世界上最大银行的董事长访问世界上最小的银行。从资料上看到，该储蓄银行四年的存款，才1000英镑，不到造币厂长牛顿半年的工资，然而这是穷人自立互助的开端。今天我们去欧洲，还会看到许多国家的银行招牌上写着：赖夫艾森银行。150多年前的合作银行名称，依然为大家所共用，尽管这些银行之间没有任何股权或其他联系，历史会记着在金融历史上作出贡献的银行家。

鉴往知来，现代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忘记了银行业的历史，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整理世界珍贵的金融文化遗产，发掘前人创造的金融文明成果，回顾金融的兴衰成败及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更好地推进现代银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