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琛

摘要：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在描绘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同时，对于丑恶、阴暗的社会现象和人物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直面现实世界的黑暗，洞察人性内心的丑恶。笔者拟从夸张、对比、白描等角度来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分析讽刺艺术给小说所带来的文字表达效果。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士林;表达效果

鲁迅先生曾多次谈道“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鲁迅先生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中部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可见鲁迅先生给予了这本书以极高的评价，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它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真实——讽刺文学的生命

《儒林外史跋》载：“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批沿着科举阶梯艰难攀爬、丑态百出的人物，展现了封建末世围绕科举制度的各层文士的众生相，揭示了受科举文化腐蚀的士人心态和浮偷浇薄的世风。周进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第一个人物，60多岁还是个童生，在薛家集做塾师，生活过得较为魄落，更辛酸的是遇到一个少年新秀才尖酸刻薄的挖苦，忍受新科举人王惠的嘲弄，胸中蓄积了无穷的怨苦，一头撞在贡院号板上不省人事，幸亏得到了几个商人的帮助，为他捐了个监生，才总算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官僚阶层。周进任广州学道考童生时，遇到了54岁、面黄肌瘦、花白胡须的范进，便生了怜悯之心，有心提携，于是范进科场中举，导致喜极而疯。周进的坎坷和范进的侥幸，是封建时代许多达官贵人仕途的缩影，迁腐、胸无点墨，凭借着满腔的执著、赤诚和运气，从受人作践的人变成了可以作践他人的人了。

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扭曲人性的讽刺还深入到对程朱理学滞塞人心、戕害人性方面。马二先生是一位八股制艺的虔诚信徒，他本性善良厚道，仗义疏财，一片热肠，

“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但是对于八股利.举仍迷恋不疑，他评论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决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在马二先生看来，文章选本才是书，做八股文才是为学，为学的目的就是做官，所以当科场失意后，他便操起选政，刊刻墨卷，还是围着举业转。马二先生信奉的是程朱理学，批选墨卷也是“采用《语类》《或问》上的精语”，程朱理学似乎已经使他完全失去人的灵气和生命活力，显得迂腐不堪，这种现象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写得鞭辟人里。

二、夸张——讽刺文学的放大镜

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习气所造成的生活中可耻的卑鄙龌龊。”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作者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物的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例如第六回写严监生之死。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小号哭起来，准备入脸，将灵枢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严监生临死前因为一茎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通过这一细节描写将严监生吝啬的一面表现得形象而又具体。

再者，写范进中举后发疯时的情景，“范进不看（报帖）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作者沉静地描绘着范进喜极而疯的过程，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让人在哑然失笑之时深悟人物的可怜、可悲。作品不露声色、不着笔墨地从一个可笑又可悲的人物身上让读者看清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对人精神的摧残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以小见大，把读者带进喜剧里却又把读者置身于浓浓的悲剧中。浴血生《小说丛话》中说：“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精到地概括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征。

三、对比——讽刺文学的显影液

作者运用了正反对比、反反对比、前后对比、言行对比等方式来刻画人物，两相映衬之下将人物卑劣不堪的一面刻画得尤为突出。例如作者写匡超人对别人吹嘘自己出版过许多书，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不瞒二位先生说，北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匡超人说到这里，牛布衣就笑着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牛布衣一句话点出了他的漏洞，从而暴露出匡超人是个浅薄无知而又恬不知耻的人，真是十足得滑稽。作者让讽刺对象先自我标榜和吹嘘，然后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暴露其丑，每多说一句，丑恶就多暴露一层，最后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一个更加卑劣的人物形象。另外，作者采取所写人物的行为品质与他人的评论之间的乖谬舛悖来增强讽刺力量，甚至达到了一石二鸟的讽刺效果。例如在写匡超人曾经在危难之际受到马二先生的资助，然而在与冯琢庵评论马二先生操选政时却说：“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这一对话既通过匡超人的口表明马纯上的评选只知程朱理学那一套话头，毫无才情妙趣，又讽刺匡超人的忘恩负义。《儒林外史》中运用對比来表现人物丑恶的现象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还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通过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鲜明对照，来增强小说讽刺力量，使正面人物代表正义，形象更显高大，反面人物代表丑恶，形象更显渺小。这些正面人物有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杜少卿、王冕等，他们大都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代表着对社会正义力量的呼唤，反面人物有胡屠夫、严贡生、潘三等，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丑恶的人物形象。

四、白描——讽刺文学的灵魂

直接对人物本身刻形绘相，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借助于环境气氛的渲染和静态的心理分析。如第四回，写范进母亲去世，刚谢了孝，他就与张静斋去高要县见老师。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著。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著，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著。”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著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著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昊敬梓尊祟古礼，十分厌恶这种违制悖礼的行径，因此用谑语诛之，疏疏几笔白描，前后行为自相否定，揭露了范进虚伪的道学面目，这种讽刺方法，通常是运用对比方式表现出来的。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特意引述了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读书人大多不讲“大端”而“苛索于末节”，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可谓是“深远”。

五、总结

《儒林外史》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继承了《诗经》开创的“美刺”传统，为后来晚清谴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吴敬梓早年也曾热衷功名，醉心举业，他饱尝了科举的艰辛，特别是在经历了由富及贫的生活变故之后，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八股制度和功名利禄的厌恶情绪也日益强烈。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毅然辞去“博学鸿词”科廷试。作者以自己“才大眼高而心细”的优势，洞察世情，把许多熟悉的人物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十分自然地写入书中，托明代之名，而道清朝之实，形成了《儒林外史》含蓄、深婉、意蕴深隐的讽刺特色，对于这些陷入功名富贵中的人，我们更多的是感到悲哀和怜悯，因为这并非是他们的原罪，他们也是科举制度下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黄安谨评《儒林外史》说：“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可谓是诛心之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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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培恒，駱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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