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珅珅

清代京师贤良祠是朝廷祭祀王公重臣的专祠，清代官员以巡抚身份入贤良祠的，徐士林是第一人。徐士林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有名的廉吏，被乾隆誉为“一代之完人”、“千秋之茂典”。

徐士林（1684—1741年），生于山东文登（今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一户贫寒农家，自幼奋志励学，29岁取得“进士及第”称号，获授内阁中书，为乾隆讲课。雍正五年（1727年），徐士林出任安庆知府，后升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等职。他深知百姓疾苦，入仕为官后，始终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反对奢靡。《文登县志》记载，徐士林“立身端方，历宦途不为干谒。其任京师，非公务未遂与公卿接比;为道府与督蕃臬交，未尝一馈送，其守身之严谨可知也”。

徐士林清廉自持，倡导节俭。他上任时，总是主仆三人，行李一肩。徐士林沿途熟悉民风，了解民情，把官吏的廉贪、年景的丰歉、灾情的轻重、百姓的苦乐记录在案，及时上奏朝廷。到任后，立即布衣私访，处理积压案件。当时江南地区县令每年都要向上级交纳“节礼”，用来弥补财政亏空。为交纳“节礼”，县令只能向民众勒索摊派。而上面接受“节礼”既不做账，也不开收条，为贪赃提供了方便。徐士林认为这是一项弊政，必须革除。于是，他不畏权贵，力排众议，免除了上交“节礼”的旧俗，刹住了贪污腐败之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担任江苏布政使时，徐士林一再发布文告，力戒奢侈浪费陋习，提倡勤俭节约之风。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他在沧浪亭设“五簋脱粟宴”，用以萝卜白菜为主料的“四菜一汤”，宴请同僚、下属和乡绅。这种招待既不铺张，又不失于礼数，被称为“徐公宴”，从此江南开始盛行节俭之风。

一般来说，地方官对进京述职十分看重，都会想方设法献上奇珍异宝取悦上司。徐士林每年有很多机会可以进京，但每次都两手空空。有一次，他终于备了一份新年贺礼给乾隆，这份贺礼竟是他的读书心得，名为《二典三谟要义》。乾隆看罷，用朱笔写道：“语不云乎，‘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也’。”徐士林对这条御批特别珍爱，遇到阿谀行贿之徒，他便拿出这条御批驳回。后来，徐士林将这道御批传给了做知县的儿子徐朝亮，徐朝亮也效仿父亲用其拒绝礼品。

徐士林为勉励自己、警醒属下，在安庆谯楼亲题楹联：“供长生位，刊德政碑，莫非世俗虚文，试问哪件事轰轰烈烈，堪配龙山皖水;贴盟誓联，挂回避牌，都是官场假象，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愧白日青天。”对仗工整、掷地有声的58字长联，展示了他为官清正的风范。

徐士林还精于断案，史书称他“治狱如神”。徐士林断案态度审慎，明察详审，重调查、重证据，在任知府、按察使、巡抚期间，判明了很多疑案大案，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活人无数，而又无一幸免者”。徐士林把一生审理案件的记录整理为72则，装订成册。这批文献现保存在文登区图书馆内，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司法历史资料。

徐士林为政极为勤勉，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公事上，处理公务常常达到忘我的程度。他每次吃饭只顾着快点吃完，好接着处理事务，有时就连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安庆市志》记载，徐士林曾因听讼耽误用餐，家人送来粽子，他边判边吃，笔和筷子交互使用，误将朱砂当作红糖，弄得胡须、双唇尽为红色。

乾隆六年（1741年）六月，徐士林病重。他想到自己为官多年只忙于公务，却没能好好侍奉母亲，心中愧疚不已，于是告假返乡探母，行至淮安不幸病逝。闻讯后，苏州百姓自发穿上孝服，为其送行。乾隆破例将徐士林这个地方官祀于京师贤良祠，并将自己这位老师誉为“忠孝性成”的一代楷模。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