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攀

摘要：林纾是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其译作对我国近现代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林译作品在广受褒誉的同时，译作中的大量误译也受到质疑和诟病。林纾在翻译时常常增添或删减原作内容，有学者认为林纾不懂外文且翻译“落纸如飞”，从而信手增删以至于减损了作品的情味;也有学者认为林纾此举使林译作品别具一格，令这些独具特色的译本广受读者欢迎。林译作品中的确存在大量的误译，这其中的相当部分都是译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时国情而作出的调整。这些误译可视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作，赋予了译文新的审美价值与实用性。

关键词：林纾;误译;再创作

翻译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可以称之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关于翻译的关注核心应当是文本风格和文学性，还是语言的语义功能，这个争论直至今日也未尝有定论。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自然应当以美学功能为首，翻译文学亦不例外。一般来讲，两种语言的结构和习惯用法是不尽相同的，翻译时也就难以寻求两种语言的完全对等。这样一来，译者必定也就根据各种因素，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与再创作。林纾在翻译时，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林译作品必然会与原作文本有出入，这是误译的一种情况。至于林纾翻译时有意为之的改写和创作，则是误译的另一种情况，这也值得探究和关注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林纾误译的原因

首先，林纾翻译中的大量误译与他不通外文且翻译极快速有一定关联。林纾并不通外文，他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和他人合作：通晓外文的人向林纾口述翻译，再由林纾落笔成文。“他不懂得任何的外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1）在此过程中，原文本经过口译者已是第一道语言的转换;林纾根据口述再写成中文，这又是第二道转换。经过这两道程序后，译文与原文除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别外，还难免多添了林纾主观上的些许改动。同时，林纾翻译的速度非常快，甚至快到“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2）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林纾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翻译作品179种，单行本137种，未刊18种，可以说是非常高产的。“他写得非常的快，他自己说，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3）这样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速度，必定会带来林纾翻译中的误译。这些误译，一部分属于对语言语义理解的不得当，还有一部分则来源于林纾带有个人主观性的加工和再创作。对于这些误译，林纾本人曾解释为：“急救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4）在此，林纾将自己误译的原因归结为“不审西文”与“急就之章”。

其次，林纾的误译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林纾于1897年在友人邀请下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此后林纾与他人合作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时值晚清王朝遭受列强入侵，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林纾在翻译作品时，常常试图借外国文学唤起国人同胞救亡图存之意。《<不如归>序》中，林纾写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5）因小说内容涉及中日甲午战争，译者对战事惨败、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之事心生不平，愿为“叫旦之鸡”。十九世纪末，美国由于经济危机竟掀起反华浪潮，大肆虐杀在美华工。林纾因此翻译斯托夫人揭露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揭露美國当局残暴的真面目，并控诉其无耻暴行。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写到：

“则谓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6）

由此可见，林纾在翻译小说时带有爱国教育目的，希望借此鼓舞国人抵御外辱。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无疑对林纾的翻译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那么，当林纾带着明确的目的进行翻译工作，他的翻译作品也就极容易与原作发生出入，甚至成为带有林纾特色的改写，这也就成了林译作品中误译的一种。

二、林纾误译所受到的质疑

林纾翻译对作品的大量改动、增添、删减，林译作品的忠实性是其受到批判和诟病的主要原因。尤其林纾使用古文进行翻译，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便对林译作品提出了较大的质疑。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提出林纾的著作“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7）在这篇文章中，刘半农指出林纾不通外文，在与朋友合作翻译时将晦涩难懂之处“含糊了过去”（8），同时林纾又在难译之处信笔删改原作内容，致使“笑话百出”（9）。对于这一类的质疑，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有所论及，他认为林纾翻译中的删改皆因口译者外文水平不高明、文学修养不高雅。

“他不懂原文，这是他最吃亏的地方;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其过恐怕还在口译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约是口译者不见全文，误取了书坊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来译给林先生听了。至于说是林先生故意删节，则恐无此事。……尚有如把易卜生的国籍挪威改为德国之类，亦系口译者之过而非林先生之误。总之，林先生的翻译，殊受口译者之牵累。如果他得了几个好的合作者，则他的翻译的成绩，恐怕决不止于现在之所得的，错误也必可减少许多。”（10）

刘半农等对林译的批评大多是语言语义层面的，例如语法不通、翻译内容不够精准等等，而对于译文对原文的增添删节情况说明也较为笼统，并未有十分具体和深入的讨论。郑振铎则将林译的这些错误统统归结于口译者，这样的说法并不妥当，未免有偏袒林纾之嫌。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对于林纾的误译从表浅的语用层面进入了文本内容的探讨。钱钟书把翻译中与原文有出入和不够贴合的现象称为“讹”：“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11）林纾翻译中的增删错漏也都属于“讹”。钱钟书在谈及林纾翻译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时，认为其中描写鳄鱼和狮子搏斗处不合情理且太过含糊。“书里并未明白交代，我真心痒难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样糊涂了事。”（12）此处可见钱钟书认为林纾的删节已经削减了小说的精彩，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这里对于林纾误译的评价，已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涉及误译对文本内容、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对话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