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莲

摘要：金庸小说将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融入到了俗文学中，把传统思想和现代文学相结合，通融雅俗而超越雅俗。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本文将对金庸小说中体现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作简单分析，对金庸武侠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作进一步分析探究。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侠义文化;儒家思想;传统文化

一、金庸小说中侠义文化概说

上世纪50年代，金庸先生以一部《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一个武侠的神话也由此开始。随后，《雪山飞狐》大有“洛阳纸贵”之势。1957年《射雕英雄传》面世，真正确立了金庸武侠小说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本世纪以来，影视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热”，《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新旧版本层出不穷，争相上演，《射雕英雄传》更是有五个版本之多。

有句话说“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绝对是武侠世界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影响深远，是当之无愧的名作。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曾在《辞海》中被注释为“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的人”，正如《神雕侠侣》中的程英在绝情谷中路见不平，帮助杨过抵抗公孙止一样。“侠”是“仗着自己的力量帮助被欺侮者的人或行为”。2008年2月，金庸在北大第二次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确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是侠士的代名词。而儒家之侠的最大特点是关心国家大事及民族危亡，同时又愿意牺牲自我，鞠躬尽瘁。那么“义”又代表什么呢？同“侠”一样，“义”在中国也由来已久。所谓“义”大概是指人们行为处事的准则或原则。“义”的内涵在于英雄之间的推诚相见，意气相投。

由此可见，从上述对“侠”与“义”的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某些方面讲“侠”与“义”是相通的。使得“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之为“武侠”，便是有了这一个“义”字，这个“义”字便成了“侠”字的要义。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以“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为核心，他们的江湖多与黎民百姓和国家社稷有关，他们的人生信条也不只是在江湖上扶危济贫，而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无所畏惧地冲在前面“重信守诺，以义立身”是金庸小说中侠义文化的最基本的人格特性和价值标准。一是侠义人格。所谓侠义行径，一般理解为社会行为上强权，经济行为上轻财。要让天下太平，必须有强权者作为，才能助人于急需之時，只有轻财者才能帮人于困顿贫穷之中，乔峰、郭靖、杨过、令狐冲等皆是如此，这些是侠义之士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也是作为侠的义务所在。二是信义人格。“信”虽不是侠所独有的，但是任何侠士都特别强调，甚至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成为金庸侠义人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侠义文化”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并逐渐成为一种被华夏民族所一致认可的高尚品质。而作为活跃于当代文学的金庸武侠小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侠义文化”的本质，并把“侠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占据主流、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它着重强调的是立言、立功、立德，实现自我的价值。“金庸武侠小说中描写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侠义精神的阐释”。“侠”的精神在故事的离奇与巧合中完成性格的升华。在不可思议的机缘中描绘出人世人情的多彩面貌。“侠义形象”成为金庸小说反映的精神核心，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二、金庸小说中侠义文化背后的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在遇到“侠义”时，它们融会贯通交织产生的就是儒侠。“兼济天下、为国为民”是儒侠的重心所在，他们就是这样一群将自我生死置之度外去维护国家尊严、保全民族大义的侠义之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粹。

自古以来，武侠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侠客英雄。自《史记》之后，“侠”的形象就存在于人心，唐宋元明清的武侠小说中重视的是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其中宋朝阶段游侠形式的小说变少，白话公案、侠义小说则成了中下层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式样。在近代，辛亥革命后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得到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而当代武侠小说以古龙、金庸、梁羽生等人为代表。90年代以后，随着玄幻武侠的出现，传统武侠小说引申出了玄幻小说，但其小说里面的人物已经不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那么贴近生活了。

儒家“仁爱”思想体现出了孔子的“仁者，爱人”。仁爱思想不仅贯穿整部《论语》，而且还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儒家认为‘仁是‘爱人之本，认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的德行，而是指一切德行的总和，金庸武侠小说在其作品里详细地表达了其背后深藏的儒家思想。

（一）“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

《射雕英雄传》深受大众喜爱，在众多人物中金庸塑造刻画了郭靖这一“蠢、笨、痴”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传播普及了儒家强调的“勤能补拙”、“积极进世”、“为国为民”的思想。在该书中，郭靖给人的印象是天资愚钝、生性憨厚、心地善良，但由于他勤奋、肯吃苦，吉人自有天相，竟然机缘巧合，学得了一身绝世武功，正所谓“勤能补拙”。当成吉思汗授郭靖锦囊密令，要他率兵破临安、灭大宋时，他慷然而答：“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在成吉思汗弥留之际，郭靖和他评论谁是英雄时，“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人为本”、“以天下为己任”，这几句话概括了郭靖巨大的人格力量。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郭靖，虽然不及陈家洛、袁承志那般有安邦治国之鸿鹄大志，但是他以必死之心力守襄阳，只为百姓少受些苦，这种思想是标准的儒家思想。

（二）“仁者无敌”、“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政爱民”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而且“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尽显其中，如“以德治国”、“仁政爱民”、“尊师重教”等。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到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乔峰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虽为契丹人，但在耶律洪基侵略大宋之前仍一心向着大宋并最终为了国家大义牺牲自己。令狐冲虽身受重伤，但即使在被冤枉的情况下，被师父岳不群逐出师门也是毫无怨言，言听计从。

“仁”在教化上体现为“有教无类”，在政治上强调“德治”。孔子把周的“礼治”衍化为“德治”是对“礼治”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文化”。“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对封建君主而言则是“爱民”。君仁民德指在君主实行“仁政”的同时，也要求人民对君主忠孝，就是用“德”来约束民众的行为。

（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义”是儒家思想的“五常”之一，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是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之一。

“义”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权，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广泛的表现。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大侠拯救弱者和平民于水火之中来体现，侠士以匡扶正义，打抱不平为己任。金庸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和故事。我们熟知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侠了，可惜峰回路转，乔峰这个多难英雄，却远没有郭靖那么幸运。作为一个契丹人的侠，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不难，难就难在纵使牺牲了自己，在多数时候也仍然是不被主流意识所认可的“侠”。在乔峰这个人物上，金庸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义”的表达，使其备受煎熬，让他即使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孤独地坚持践行着“义”的行为。雁门关前，乔峰更是进一步打破了个人的恩怨荣辱，打破了国家的民族界限，更打破了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践行了“侠”的牺牲精神。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意气相投，肝胆相照，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墨酣畅，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如《鹿鼎记》中的杨溢之，吴三桂手下的一名武将，此人武功高强，但其深具豪情，处事大方，做人光明磊落，与韦小宝交好，他虽是吴三桂的得力手下，却没有屈从吴三桂的淫威，最后落得个“人彘”的下场。韦小宝在得知杨溢之被害的消息后不但没有置之不理，反而想尽一切办法将凶手吴之荣捉拿并交给庄家三少奶奶处置。值得注意的是，金庸武侠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增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

（四）“忠”、“孝”、“悌”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要求人们要忠君、尽孝，这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射雕英雄传》中，南帝段皇爷的四个侍卫渔樵耕读，在段皇爷出家后还尽忠于他，做了他的弟子，誓死保护师父，见了神算子瑛姑还要执君臣之礼。在《天龙八部》中，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风流成性，处处留情，而他的四大侍卫却对他忠心耿耿，以死报主。就连性情行为怪异的东邪黄药师也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甚至四大恶人之一的南海鳄神也因“师父”这一虚招牌而处处受制于段誉，坚决不做不义不孝之人，最后死于救段誉的过程中。

（五）“礼”

“礼”作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处事依据，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养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政治和伦理范畴。儒家推崇“克己”、“复礼”，它对统治的实用价值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后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精神枷锁，所以金庸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发起了对封建礼教的讨伐。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能看作是颖悟绝伦的一大奇才，他不光文韬武略，还对于医卜星相、琴棋书画、算术算法、奇门五行很是精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金庸正是借黄药师之口来讨伐“礼法”，《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五回黄药师非要做主让陆冠英和程瑶迦成亲，他对程瑶迦道：“你那小道士师兄骂得好，说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江湖上谁不知闻？黄老邪一生中最痛恨厌恶的是礼法仁义，最不屑的是先贤节义，他愤世嫉俗，非汤武、薄周孔，甚至用写诗来膺惩孟子。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汲取精神力量的珍贵遗产，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儒家思想有着值得我们延续的地方，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这样社会自然会安定和谐的发展，而这个也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伦理上最理想的目标。

三、金庸小说侠义文化的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侠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跟小农经济发展和平民心理需求有关。在底层人民受到压迫剥削，处于状告无门的状态时，侠客的到来对被欺压人民来说自然是一种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援救安慰，这在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实用性和凝聚力，能宣泄人民对社会現状的不满和焕发人们对美好、自由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侠义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在于感召。金庸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群性格独特鲜明的英雄人物，他将侠义品质给予这些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人格追求寄托在他们身上。读者在品读作品时不自觉地受到其侠义思想的感召，情不自禁的引起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人格境界。侠义精神中蕴含着许多人生的感悟，重信承诺中蕴涵着诚信思想，执着地追求公平正义与坚韧的性格一脉相承，对天下苍生的爱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快意恩仇又何必睚眦必报。

金庸小说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比如郭靖身上就体现了“内求张扬主体精神，外求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自由潇洒，不拘泥于俗礼，体现出了道家思想精华;《天龙八部》全书充溢着救苦救难的佛法精髓。此外，金庸还将传统的诸多方面，如琴棋书画、医相卜巫以及山水花草等一起融入作品，构成和谐的艺术境界，从而提高小说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层次。就艺术形式而言，金庸将传统文学的语言、表现手法、内部结构等与西方文学技巧恰到好处的进行了融合，此外还借鉴了古今中外其他通俗小说的艺术经验，结构宏伟严谨，语言生动流畅，此外金庸小说还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侠义“快意恩仇”任意杀戮，反对睚眦必报。他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肯定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庸集新旧武侠之大成，形成了其广博丰富又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其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堪称现代大众通俗小说模式的代表。金庸小说不仅武写得好，侠义写得好，政治历史、民风习俗的抒写在作品中也是精湛不已。他的小说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将侠义精神上升到普遍人性的新高度，具有了最为广泛而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意义。可以说是金庸把武侠小说带进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他也因此进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行列。

金庸的小说在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奇幻武侠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内涵丰富的侠义精神。这种精神超越了传统侠义观的桎梏，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人性色彩。金庸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卓越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这种群众性的次研究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当前，不少学者在金庸小说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侠义思想的解读也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然而蕴涵在金庸小说中那无比丰富的侠义精神和我们整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内在相通，博大精深，仍等待着人们去继续挖掘。

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压力不堪重负，一些人难免重利轻义、损人利己、工于心计。这个时候，身心俱疲的你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一种精神力量——沉静、安然。从社会主流意识角度说，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象。侠义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对加强社会各界的互信互助，平稳渡过这个时期，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金庸小說中彰显的见义勇为、追求正义、重信守诺、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其精神的弘扬，对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关系的发展，弘扬社会正气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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