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肖

摘要：沈从文及其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根源于其文化谱系的复杂性。沈从文出生、成长于传承楚巫文化，交融苗、土家、汉等多民族文化的湘西，在创作过程中，经由苗族身份激活和消隐，沈从文“乡下人”自我想象形成。这位“乡下人”标举“自然人性”，成为现代文化的批判者和建设者。

关键词：沈从文;文化谱系;“乡下人”

沈从文及其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根源于其文化谱系的复杂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独特的“乡下人”姿态，作出了非主流、非主潮的边缘性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了对以苗文化为核心的湘西文化的认同。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意识根源于其天赋禀性和湘西文化秉赋，在创作过程中由一种懵懂的感觉和体验转变成坚定的理性自我认识。

一、沈从文的文化秉赋

沈从文因有苗族血统，常被简单地视为苗文化的代言人，然而其文化秉赋的多层复杂性正如在他身上还有土家族、汉族血统那样的血缘的复杂性一样。楚文化滋养下相融相荡的湘西苗、土家、汉各民族文化共同滋养了沈从文。这种文化涵融了湘西社会的“千年孤独”，承袭了楚文化的浪漫瑰奇，而模塑了沈从文情感模式、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的胚芽。

（一）交融的苗、土家、汉等湘西各族文化

沈从文的出生地凤凰厅城镇竿是当时湘西的军政中心。据《凤凰厅志》载，“厅地旧属苗疆”[1]，为解决“退守一隅常作‘蠢变的边苗叛变”[2]，康熙三十九年（1700）满清人在此处设置凤凰厅，厅城建在一座明代废城之上，名曰镇竿，即今之凤凰县城。设厅建城之后，满汉流官修缮了明末建筑的边墙，隔离开了“生苗”（未同化之苗人）与“齐民”。所谓“生苗”是指没有被汉族同化的苗人，而“齐民”则包括汉人、被同化的“熟苗”和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了“墙内齐民，墙外生苗”[3]的隔离统治。

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曾以军功官拜贵州提督。在沈从文幼时，沈家是镇竿上层社会的显赫一族。可以说石头城里的沈从文對于“边墙”之外原生态的生苗文化知之甚少，真正影响到他的是“边墙”之内经过数百年交流互动已经融合成一体的汉、苗、土家等各民族文化。他在《从文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镇竿的情况：“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4]他15岁后参军流浪于沅水流域的湘西各地所感受的文化也正是汉与苗等其他少数民族已经水乳交融的文化。

正是湘西社会“千年孤独”的历史际遇造就了这种土家、苗、汉“锡与铅样”互动交融的湘西文化。湘西，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上，一直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历代统治者鄙夷湘西土著居民为贪残难训的苗蛮和土蛮，只有当他们扩张权力、开疆拓土时，才将湘西作为征服讨伐的对象纳入视野。严酷的生存环境浇铸了湘西土著蛮强、酷爱自由与生命，宿命的悲剧观等民族性格，积淀为当地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于生于湘西、受教于湘西人事、社会“大书”的沈从文的生命中，在给他的生命注入了一种“命定的悲剧性”[5]的同时也模塑了他执拗顽强，独立不依的个性，并启发了他充满生命灵气的“泛神”的审美思维方式。处于一种极端边缘化的状态。

（二）楚巫文化

此外，湘西文化还有另一层面，即楚文化的层面。春秋时期，楚国开疆拓土，于土家、苗聚居的五溪蛮区域建立黔中郡，其时此地“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6]，孕育了崇信人、神、鬼共生的神巫文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楚文化主体逐渐融入中原文明，这种神巫文化在别的地区渐趋消散，但在僻壤荒山的湘西苗族、土家族中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绵延千年。及至现代，神巫崇拜仍是湘西土家族、苗族的主要宗教信仰。沈从文在《凤子》中描摹镇竿城巫风盛行：“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巫者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7]。这种崇信人、神、鬼共生的神巫崇拜形成了湘西独特的文化心理氛围，孕育了沈从文敏感多思善幻的气质。而神巫文化中极富浪漫神秘色彩的傩戏表演、酬神还愿等仪式，不仅提供给他大量的书写素材，更激发了他无尽瑰奇的想象。

二、民族意识的变迁

湘西多层多元的土著民族文化构成了沈从文生命和创作的根，熏染于这种文化的沈从文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对现代政治充满隔膜和怀疑，对自由独立精神倾心神往，在人生、政治和文学态度上与有着浓厚学院派色彩的京派达成默契。然而向京派的靠拢，引发了沈从文认同的危机。受沐浴了欧美风雨的京派文人的启发和推动，他的苗族身份意识开始觉醒，他选择以一种独特的求异而非求同的策略来消解认同的危机。在应对和消解这种认同危机的过程中，他首先标举继而淡化了自己的苗族族属，而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苗族身份也由彰显而渐趋消隐。

（一）苗族身份意识的激活

沈从文最初得知自己有苗族血统是在他1923年离开湘西去北京之时。当时在辰州做军医的父亲告诉他嫡亲祖母是一位苗人，然而“讲的人十分平静，听的人也十分平静”[8]，沈从文并没有幡然彻悟而自视为苗族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沈从文登上大学讲台，开始了融入京派的过程。此时，它一方面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而感到喜悦和自负，另一方面在面对作为知识精英活跃于上流社会的京派文人产生了认同的危机。在对这种危机的消解中，他标举了自己的苗族身份。1930年他在《我的二哥》一文中首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苗族血统，1931年他再次在《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宣称自己是与苗族的龙朱同出一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对苗族的“民族歧视仍极严重”。在湘西，汉人“凡见丑陋之物件，动辄以‘苗为比拟”。就在沈从文发表《龙朱》的1929年，奉行三民主义提倡民族平等的国民政权还颁布了如“禁止苗语苗俗”、“取缔奇装异服”[9]等一系列针对苗族的歧视性法规。可以说，在一般汉族人眼中，苗人是愚蛮可怖而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异族。设想如果沈从文没有走出湘西，他难免会持当时湘西社会以汉人为贵，以苗人为耻的普遍观点，更不会承认自己有苗族血统。然而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的京派中人却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待苗族这类远离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传统社会原始地区的民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了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其最终指归是建设一种能挽救颓败的中华民族的新的、更有活力的文化。在拥有世界眼光的学院文人京派眼中，像苗族聚居的原始地区的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外另一种建设新文化的源泉之所在。受此启发，沈从文站在了当时一种前卫的思想上肯定了自己的苗族身份。依据这种思想的逻辑，现实社会中低人一等的苗族恰能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重建提供灵感、智慧和创造力，而沈从文一旦确认了自己的苗族身份，他便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从地区的愚昧无知变成了先驱者”[10]。

与沈从文标举其苗族身份紧密相关的是他在此阶段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浪漫色彩的苗族传奇：《龙朱》（1929.1）、《媚金·豹子·与那羊》（1929.2）、《神巫之爱》（1929.5）、《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5）、《凤子》（前九章作于1932年，第十章作于1937年）。沈从文以一种全新的文体叙述这些苗族传奇。他根据民间传说，加以瑰奇的想象，用华丽的词汇、雅致繁复的比喻、赞美诗般的抒情口吻创造了一个前文明时期的原始部族。

（二）苗族身份意识的消隐

将沈从文关于苗族写实性描摹的作品和浪漫的苗族传奇加以对比可以发现，沈从文正是在周作人等京派学者的启发下，将现实中苗族忠诚质朴、野蛮天真、爱美爱歌唱的民族性加以审美的诗化升华，再将其置于遥远的前文明社会的人类童年时期，过滤其存在的世俗内容，从而创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洋溢着原始生命力、充满爱与美与和谐的神圣部落。这个失落了的神圣部落所呈现的人类理想的生命形式不仅为现代社会的完善提供了范本，也提供了动力。正是伴随着在文学作品中神圣苗族的创造完成，沈从文标举了自我苗族身份，把自己的血脉和精神与这个神圣部落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了一种升华了的苗文化作为其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然而在现实层面，处在优势的汉文化与劣势的苗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中，沈从文更倾向于自己的汉族血统。此外，自1929年进入高校执教，在与京派学者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沈从文知识视野得以扩大。而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全面系统研究使他的创作思路得以拓宽，在不断地“做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11]中他逐渐弃置了自己的苗族身份，消解了作为苗文化代言人的书写立场。

沈从文对苗文化代言人书写立场的消解主要表现为逐渐隐去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苗族身份。《边城》典型地代表了沈从文这种创作倾向。边城茶峒实有其地，是属于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位于湘川边境的一个小镇。它的兴建如沈从文故乡镇竿一样源于为清政府镇压统治苗民的便利，到小说故事发生的20世纪30年代时也形成了苗汉杂居的格局。这一点可由《边城》中大量的风俗、人情描写佐证。如端午节龙舟竞赛、中秋节男女通宵歌唱、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或走“车路”请媒人提亲或走“马路”以歌唱获取爱情两种婚恋形式并存等等皆显示了茶峒苗汉交融的文化氛围。但是待到翠翠出场，沈从文只是通过纯净灵秀的环境来烘托翠翠天真单纯的个性，重在对人物内在特征的刻画，除了写到表现其生命和谐于自然的肤色和眼睛外，只字不提外形，更不用说衣饰及族属。可以说，在《边城》中沈从文通过将多种民族文化因素为一体，彻底回避了风俗及人物身份在族属上的分辨、确认，从而消隐了作品人物与故事的苗族身份及特征，彻底放弃了单一苗文化代言人的书写立场。

三、“乡下人”——现代文化的批判者

（一）“乡下人”自我想象的完成

沈从文对苗文化代言人书写立场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转向对主流汉文化的认同，他只是将这种民族文化的立场扩张延异为包容苗族文化，内涵更丰富的湘西地域文化的书写立场，将自我身份由苗族人扩张为“乡下人”。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理性的加强，沈从文意识到凭借想象创造的神圣苗族毕竟虚幻，而现实中的苗文化远远地处于劣势，不足以与都市文化抗衡;另一方面，沈从文此时的乡土文学创作日益成熟，受到肯定，而现代都市文化的对立面正是传统的乡土文化，于是经由“苗族人”自我意识的过渡，在30年代初沈从文最终完成了“乡下人”的自我想象。

（二）自然人性

“乡下人”体现了沈从文疏离政治、商业的边缘性文化价值取向，其导向是对自然人性的皈依。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到，“请你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2]“乡下人”与“城里人”对立并举，沈从文标举自我“乡下人”的身份实际上正是对都市文化及生活于其中的“城里人”的背弃与否定。

沈从文多次动情地表述自己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石，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3]这种“人性”是“优美，健康，自然”[14]的，而这种“自然”，近似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的“自然而然”。由此沈从文追求的自然人性便是一种遵循着自然规律——生长、繁衍、淘汰的生命本真状态。

“乡下人”沈从文根植于湘西苗、土家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升華提炼出“人性”、“自然”等核心概念，在以“西方”、“科学”、“进步”为时尚的现代性主潮中，确立了非主流、非主潮的边缘性文化价值选择。他厌恶“文明”，崇尚“自然”，赞颂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唾弃城里人为现代文化驯化了的生存状态。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为启蒙乡土子民、呼唤变革与革命，他却在文明之前、荒僻之地的原始部族发现了融合爱与美的最高人性——神性。可以说，沈从文以“虽万人吾往矣”的执拗和独立思考超越了以进步理性主义和西方化为特征的中国的现代性，站在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和原始文化的立场，对前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为重塑中华民族文化指出了另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1]凤凰厅志·乾隆·道光·光绪合订本[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115.

[2][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312.332.

[3]凤凰县民族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164.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22.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211.

[6]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7：96.

[8]凌宇：沈从文传：生命之火长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78.

[9]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207.

[10][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190.

[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308.

[12][1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44，42，45.

[1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1984：44，42.

[15]老子：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