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容，刘忠萍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强调支持着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新欧亚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度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①。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19年4月28日就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接受媒体采访指出，与会各方对此普遍予以支持，同意在伙伴关系引领下，本着多边主义精神，合力推进全方位互联互通，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并加强各国政策、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

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以广西作为出海口联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重庆实现与中欧班列（重庆）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形成新的亚欧大陆桥，实现“一带一路”完美闭合。2017年8月，渝、桂、黔、陇4省区市签署《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框架协议》；2018年6月和8月，青海、新疆相继加入合作共建“南向通道”工作机制；2018年11月，中新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陆海新通道”，进一步拓展了通道建设的内涵、意义和重点领域②。2019年5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上，陕西签署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协议，这标志着陕西正式加入现有的“陆海新通道”共建合作机制，“陆海新通道”朋友圈”扩大到西部9省区市。

1 通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点轴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提出，点轴开发模式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这种经济中心既可称为区域增长极，也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就是轴线。这种轴线首先是为区域增长极服务的，但轴线一经形成，对人口、产业也具有吸引力，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统。因此，点轴开发可以理解为从发达区域大大小小的经济中心（点）沿交通线路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2.1 通道经济文献综述

王瑛（2004年）提出发展通道经济是依据点轴开发模式，以交通运输项目的投资改善区位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流通经济、服务经济和产业经济，影响发展通道经济的因素有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与区域互补性等多个因素。朱其现（2009年）提出通道经济是随着通道的变迁而发展演化的，其基本的发展轨迹是从简单的通道到封闭经济空间内生产要素交流的通道、开放空间中内外连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通道再到由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产生的对其进行规范及更好服务的制度通道。它经历了陆上通道经济、海上通道经济、交通通道经济、产业（转移）通道经济和制度通道经济5个阶段。朱其现（2010年）从交通通道的基本形式、功能定位，交通通道的演化与发展，交通运输与地域经济运动3方面分析通道经济的基本载体内涵，并对中国交通通道建设规划作了论述。

杨一达（2018年）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意义与内涵较为显著，相关国家的陆续加入证明了其在国家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郑志来（2015年）从区域经济不均衡、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区域经济分层优化等方面论述“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内在关系，进而从“一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国家区域战略融合、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融合、区域产业链融合、区域通道经济双向融合、区域经济平台融合等5个方面，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苏斌（2015年）就我国在建设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6大经济走廊中，规划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大通道。

综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基本可以明确通道经济的含义及其基本形式、功能定位等相关内容，以及通道经济在“一带一路”互联互联建设、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等所具有的重要角色。上述文献可以为今后通道经济的深化发展，区域之间通道经济建设具体规则的实施等提供研究和拓展的创新点。

2.2 西部共建陆海新通道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必须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激发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西部地区发展通道经济，要发展壮大民族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要增强贸易集聚中心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拓展交通通道，强化信息通道、人才通道、贸易服务通道，加速“点—轴”渐进式扩散，尽快真正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高新才，2014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增长较难的区域。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来看，该区域需要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在探讨发展通道经济对培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基础上，提出发展通道经济，培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对策（莫晨宇，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发展全方位外向经济的总体方略，其实施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契合性；战略方针政策契合民族地区外向经济发展，共同地缘特征降低民族地区边境通道经济成本，双向要素流动推动民族地区资源经济增长，低端经济范式倒逼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化心理认同拉动民族地区贸易经济大繁荣（章文光、田茂运，2017年）。“南向通道”是中国西部联通东盟地区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一带一路”的合拢工程。南向通道”建设的重点是成渝地区和北部湾地区，这一段如同一条主轴，向北连接亚欧大陆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通；向南通过北部湾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在重庆与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李牧原等，2018）。

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9个西部省份2019年5月16日在重庆签署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协议（见图1），标志着陕西省正式加入“陆海新通道”共建合作机制，“陆海新通道”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助推我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③。在此，通过总体综述在历年专家学者对我国西部共建陆海新通道文献，笔者认为西部地区新通道的创新发展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为未来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贸易联通、信息联通等通道经济具体如何实施联通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

2.3 西部各省建设陆海新通道高水平、高质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1）重庆市。南向通道以广西作为出海口联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重庆实现与中欧班列（重庆）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形成新的亚欧大陆桥，实现“一带一路”完美闭合（陈翔，2018年）。重庆作为南向通道运营中心，必将有效集聚优质的资源和要素，从而显著提升重庆国际贸易的集聚辐射能力（马路社，2018年）。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介绍（2018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常态化运营近一年来，目的地已覆盖55个国家和地区的107个港口。“南向通道”已实现与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的无缝衔接，初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衔接。

（2）新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实现了从地理边沿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地处我国“西北角”的新疆东挽内地、西接8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发展前景豁然明朗。红淖铁路、双西公路作为新疆“东联西出”的新通道，成为新疆铺设“立体丝绸之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的重要支撑（乔文汇，2018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通道建设也迎来发展机遇期（王沥慷，2018年）。近年来，新疆加快公路、铁路和机场建设，搭建起东联内地、西出中亚的交通运输骨架，同时突出提升路网整体服务功能，将新疆由国家交通网络末端建成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新疆签署备忘录后，将与其他省市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区域联动发展、推动企业合资合作、完善国内（国际）海关合作机制，以及政策创新、协同对外、宣传推介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王丽丽，2018年）。

图1 南向通道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示意图

（3）陕西。战略通道由硬通道和软通道组成，陕西省应该依托其优势，根据战略通道总体建设构想，确立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通道中的管理者角色（卫玲、戴江伟，2014年）。胡必松（2017年）研究了陕渝铁水联运通道的建设必要性及架构方案，从铁水联运格局、能源供应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论证通道建设的必要性，预测通道煤炭及外贸物资运量，经方案比选，提出通道架构方案，通过径路比较，得出通道经济供应范围，最后从通道内铁路、港口、长江水道3方面分析得出通道能力能够满足运输需求。2019年3月25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合作论坛暨共建陆海联运大通道倡议发布仪式在西安举办，在此次论坛上，参会嘉宾围绕如何进一步加强西安及西安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沿海、沿边港口口岸及促进企业合作，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高质量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形成各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各抒己见，共谋发展（王沥慷，2019年）。

（4）云南。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部署，云南加快推进“七出省、五出镜”的公路通道和“两出省、三出境”的水运通道建设，积极推动国际运输合作，全力打造云南国际大通道，着力构建“互联互通”交通运输支撑体系（夏晓伦，2015年）。在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将近代南亚、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近代交通条件整合纳入自身对外开放格局之中，形成了以各个商埠为支点，以两条近代交通干线为支撑，三个中心集镇群为纽带的层级开放体系；形成了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外联内引的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路径（饶卫，2017年）。杨枝煌（2017年）围绕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着力打造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5大基础设施网络，提出要练好经济社会发展“内功”，夯实对外开放根基，进一步释放“面向三亚、肩挑两洋、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

（5）广西。覃合（2005年）研究了C-P-C通道经济，其是指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背景的C-P-C构架下，以交通通道、产业链纽带为基础，以全面开放为动力，以经济扩散、互补发展为特征，以接受区域核心经济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为途径，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分工为手段，以追赶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为目标的完全市场化的开放经济模式。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厅长蒋连生（2018年）介绍，广西将在搭建多式联运信息平台、优化港航通关服务、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破解基础设施瓶颈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将南向通道建设成为5个新通道，即更好联接“一带一路”的新通道。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将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发展通道经济、向海经济、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莫晨宇，2018年）。

通过对各省参与南向通道建设文献的总结，可以看出西部省份都积极地参与到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的建设中去，并针对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制定相应地参与南向通道的建设方案。现有文献主要是针对个别省区的研究居多，南向通道的全面建设需要各省区的相互合作、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才能实现各省区的优势互补，从而整体带动西部省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作出贡献。因此，今后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域的研究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更多地针对西部各省区之间如何建立共同对内对外合作机制、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通关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进行更明确、更细化的研究。

3 结论

通过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文献的总结，可以看出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是我国西部省区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成果，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有利于深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为西部地区打通了一条新的陆海大通道，有利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为西部各省区共谋发展、相互协作增添活力。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西部陆海通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第一， 争取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升级为国家战略。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涉及到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的合作，陆海新通道建设各省区可联合恳请国家出台明确“陆海新通道”为国家战略性项目的“一个规划文件”，正式将陆海新通道明确为国家战略性项目。这才更有利于陆海新通道在国内、国外的顺利推进。

第二，加强陆海新通道各省区政策互通。“陆海新通道”各省区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以市场为导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避免无序的区域竞争行为，形成陆海新通道各省区整体联动，政策互通共享。

第三，陆海新通道与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北部湾经济区等协同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衔接“一带”和“一路”，同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发展战略有机契合、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西部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后卫变成前锋，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第四，加强西南陆海新通道和面向东盟金融开放的联动。西南陆海新通道的着力建设大通道、大开放、大物流发展的新格局，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西南陆海新通道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推动西南陆海新通道和面向东盟金融开放的联动建设，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注：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网站，“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2019-05-04。

②郝多，我国西部8省份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新华网，2019-01-07。

③新华社，我国西部9省份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2019-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