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锋 刘静贤

在王永福大约24岁的人生里，他一直都在寻找，一是想找到亲生父母，二是想找到他自己。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幼时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3.39亿的户籍人口中，王永福并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国内一家公益寻亲组织负责收集寻亲资料的志愿者刘恋（化名）统计，2017年仅是该公益组织就有160个寻亲人登记没有户口，2018年又增加了82个。“像王永福一样的寻亲者，他们70%以上都是因为被拐卖，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而选择流浪，最终导致没有户口。”刘恋说。

尽管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面临的轨迹却完全一样——他们是“黑户”，没法上学，没法打工，没法买火车票，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办电话卡，没法去网吧上网，甚至不能合法结婚。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像隐形人一样游走在社会规则的夹缝之中，生存艰难。

丢失的孩子，变成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土屋，晒坝，一簇竹林，蜿蜒的小路，起伏的坟包，还有收藏各种石头的邻居村长。这是王永福关于家最后的记忆。

弄丢自己的那天，王永福记忆犹新。当时他大约8岁，因为淘气，酗酒的父亲拿着棍子撵他，奶奶护着，让他出门躲一躲，他爬上一趟公交车，被拉到了县城。他隐约记得县城名叫达县（今四川达州），他在游乐场待了一整天，夜里蜷在火车站邮局睡觉。第二天，一个带着几个小孩的大人叫醒他问，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你家大人呢。“没大人，我自己跑出来的。”王永福对那人说。

那人领着王永福吃了饭，让他跟那几个小孩学，“你看他们做啥，你就做啥。”有时尚女子经过时，几个孩子就蹦起来拽女人的耳环或者项链，还有包。王永福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可他刚跳起来，就被警察抓住了。因为年龄太小，他很快被放了出來。

那人在派出所门口等他，把他带回家，还买了新衣服。翌日吃完早饭，王永福忽然意识模糊，昏睡过去。等醒过来时，他人已在广东深圳。

王永福回忆在深圳的日子，他和十几个孩子被锁在一栋两层楼房里。白天，两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出门，男人走左右，孩子夹中间，跟在行人后边，偷偷拉开他们的背包。王永福说，他们被要求一天偷2000元的东西，完不成任务的小孩会被皮带抽、扇巴掌，把架蚊香的铁片烧红，在双手上烙。至今，王永福两只手上的两块伤疤仍然清晰可见。

挨过几次暴打，王永福计划逃跑。半夜，他捡起床底下一块砖头，破门而逃。他边哭边跑，一个好心的女人看到他浑身是伤，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让他带路，把所有的孩子解救出来。王永福没有找到把他带到深圳的那个人，警察联系不到他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到了深圳市民政局救助站，后来又到了深圳市金平少年儿童助养中心。

今年大约40岁的杨海军，也是在公益组织平台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龄上大很多，两人却有着相同的遭遇。杨海军还记得，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他因为迷路，被一男一女带到饭馆吃炒菜，他同样昏睡过去，醒来后人已坐在火车上，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到了安徽蚌埠。在养父母家，杨海军跑了十几次，被追回来打了十几次，柳条抽，棍子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而史小军的记忆，一开始就是空白。他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天津火车站饿了一天，他大约记得父母坐着火车把他带到这里，之后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个男人用箩筐把他带到了河北霸州。起初刚到养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着。可自打养父母生了亲生儿子之后，他便不受待见，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

“他（养父）要打我一顿，我会觉得他在乎我、疼我，我会好受点，不冷不热才最痛苦。”2019年3月6日，大约46岁的史小军躺在病床上恹恹地说。

“那个年代谁不想要个儿子。”史小军的养父史国强（化名）告诉记者，史小军是朋友从天津火车站捡来的，当时自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给他了。后来我有了儿子了，我跟他说，我有亲生儿子了，你也这么大了，我不需要你了。”

吉林白山的张金宝，对亲生父母和自己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他刚懂事时，只是从养母口中得知他是别人的“种”。养父去世后，养母动辄打他，用挑柴火的铁钩抽，用炒菜的铁勺砸，抽耳光，手撕嘴。每次挨揍，张金宝就离家出走，直到七八岁，他终于跑了出来。

杨海军、史小军、张金宝跟王永福一样，他们都是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大部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成了半流浪的边缘人

2010年8月，王永福大约16岁的那一年，他从深圳的助养中心悄悄溜走，要去北京闯荡，“挣了钱，就去找爸妈。”他的闯荡，其实是在北京火车站捡瓶子等废品，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捡到别人没吃几口的盒饭。一次在北京站出口的天桥下，两个男人喝啤酒，王永福过去捡酒瓶，一个男人对他说，以后别捡瓶子了，叫声师傅，跟着我混吧。

火车站有头戴小红帽的服务人员，专门帮乘客把行李运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师傅也给乘客拉行李扛包，紧跟在真正的小红帽后面，一次收取10块钱扛包费。为了多挣钱，王永福和师傅还开发了“新业务”。王永福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假警察徽章，有迟到的乘客想加塞过安检，他带着乘客，在安检员面前亮出证件，能骗过不少安检员。只要成功，他收取票面价格40%的费用，不成功不要钱。一天下来，他能挣一两百块钱，心满意足。

“黑户”问题，一度引起国家重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意见，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中国“黑户”群体调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决、无弹性”的文件，“解决无户口问题没有死角，但在具体操作上面临各种实际情况，需要逐一解决。”

万海远曾历时14个月，对15个省的1928个“黑户”样本进行调研。调研显示，“黑户”群体中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无户籍人员，“因为被拐卖、遗弃、流浪导致没有户口的，也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目前解决户口最难的一部分。”万海远说。

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村支书张名志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村里没有宅基地、土地分给史小军，他只能落到养父母名下，将来还涉及分家产，“能不能让他落户，需要村委村民开会商议，说白了，他没地没房，光棍一根，落到村里就是我们村的负担。”村支书说。

跟史小军的情况类似，警方也希望杨海军的户口落到养父母名下。近两年来，刘恋专门负责帮助解决杨海军的户口问题。“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不但养父母不同意，连杨海军也不同意，“跟他们沒任何感情，想到的都是痛苦。”

而像王永福这种没有养父母、四处流浪的寻亲者，落户的困难更大。“因为四处流浪，没有固定居住地，无法确定身份信息，各地警方反馈，需要找到亲生父母才能落户。”刘恋说。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悖论，“找到亲生父母，就可以办户口，可没有身份证出行不方便，怎么去找父母呢？”

2018年5月，万海远在对基层户籍管理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流浪人员究竟应该登记在何处，不同户籍管理部门相互推诿，从而导致个体在实际上仍然无法登记。如果要登记，登记在哪、出生地和常住地等基本信息如何确定等，都是现实中碰到的难题。而且在实践中，哪个地方登记的这种情况越多，则哪个地方的管理责任和麻烦就越大。”

志愿者刘恋介绍，2017年11月，公益组织将160个没户口的寻亲者上报给公安相关部门，各地警方办理了90个寻亲者的户口，因各种原因还未办理的有33人，这其中包括杨海军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联。2018年又上报了82个没户口的寻亲者，其中包括史小军和张金宝，至今仍在办理中。

史小军告诉记者，今年4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户籍警已向他了解无户口的情况。

今年4月11日，公安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黑户”问题整体上已基本解决，随着民间公益寻亲组织“宝贝回家”随时发现无户口者，随时上报，公安机关及时解决，“有些无户口者被拐时年龄太小，找家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也不愿落到社会福利机构，因此解决

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时间差。”所有开了头的故事都在等待结局。张金宝现在长春一家饭店炒菜，眼下，他正为健康证的事发愁，“我办个假身份证，再去办健康证，犯法不？”霸州的史小军提前出院了，他在村子里没有宅基地，也没有土地，只能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王永福去了上海，在一家游乐园门口倒卖门票。他改姓朱，跟着干姐姓。四川江油的杨海军，因没有户口，结不了婚，女朋友和他吵了多年。2019年1月17日，跟他一起生活10年之久的女朋友不辞而别。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