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赫

现在，那些离开老家帮儿女们带孩子的父母，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老漂族”。他们一面正努力地融入子女的新家和看起来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城市，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一面又对已经有些渐行渐远的老家生活念念不忘，毕竟那里才是自己的根。

这一远离家乡的特殊群体，被称为老年流动人口。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历程。该报告显示，从2015年开始，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连续3年下降，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却在持续上升。在这组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的孤独和另外一群人拼搏的安心。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曾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2.47亿，而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齡中位数为64岁，约有八成低于70岁。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中，而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照顾完三个孙子的老人抑郁了

千千万万个年轻人，支撑起一线城市的光鲜和繁荣，但在每一个家庭的背后，都是几个老人的默默支撑和付出。

2019年1月的某日傍晚，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桥附近的小区，一群60岁左右的老人，手里抱着，或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操着不同的口音和方言，交流着照顾孙辈的家常。不远处幼儿园和小学的门口，向里面张望着的，大多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接过书包看着孩子叽叽喳喳讲着学校里的一天，是这些老人最幸福的时刻。

不仅北京，在上海，像这样的流动老人，也越来越多。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65岁及以上外来老年人口总量达到3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97万人，增长率高达35%。

随着娃的长大，这些为了照顾孙辈的“老漂族”，本来是有希望回归以前的生活，但二胎政策放开，很多老人开始陷入带娃的循环。“2010年女儿生了老大，3年前又要了个二宝，全家人连轴转。”宋继华（化名）说，自从10年前和老伴办了早退手续来到北京，这儿就是他们的新家。“早上6点起来做早餐，老伴送大宝上学，我带二宝去幼儿园，上午打扫三居室，中午和老伴吃完饭马上去超市准备晚餐食材，下午3点两个人分别去小学和幼儿园接孩子。”宋继华说，一周至少有5个晚上大宝都要学街舞、奥数和英语，有时候老伴带着大宝到晚上10点才能回到家。

“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一个人负责一个孩子。其实我比他轻松不少，二宝才上幼儿园，晚饭后我还能唱一会儿全民K歌。”宋继华说着，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她唱歌的视频和收到的礼物。虽然忙碌奔波，但在宋继华的观念里，生活的乐趣要自己寻找。

乐观的心态和几十年老师的工作经历，让性格开朗的宋继华成为小区里“老漂族”协会的会长，专门组织社区里外地老人的互动活动。

“咱这小区一共37家、52个老人加入了我们协会，每一家的孩子日程我都有备份，谁家孩子几岁，什么时候上学、放学我都有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安排活动。”宋继华说，虽然整个小区大多数老人的条件都不错，但还是有一小半老人，日常情绪很不好。

就在上个月，宋继华还帮忙为海南过来帮女儿带娃的70岁老人夏明花（化名）约了心理医生。夏明花自从10年前老伴儿癌症去世后，她分别给大儿子、二儿子带了3个孩子。现在小女儿又要生产，70岁的夏明花又从二儿子家赶到北京，开始了第三个城市的带娃漂泊。本以为退休后可以和老伴过自己的生活，但丧偶加上无缝衔接的带娃，让老人患上轻度抑郁症。而这样的老人现在已经是“老漂族”里的常态，光最近3年，宋继华帮忙找过的心理医生就不下10个。虽然含饴弄孙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但长期被儿孙挤占的老年生活，也成了很多老人正在忍受的折磨。

“我现在听见怀孕了让带娃都害怕，几个孩子轮番生二胎，在不同的城市奔波，几年没睡一个安稳觉了。我想回家。”夏明花说，“但我也舍不得。”就在两个月前，夏明花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

而几年前的另外一个老人，却没这么幸运。在哈尔滨和海南多年奔波带孙子的老人张玉兰（化名），却被一直在广东家里的老伴要求离婚。张玉兰老人在面对儿子儿媳家生活的种种别扭和老伴冷漠态度的夹击下，选择抱着最小的孙子跳楼自杀，让人唏嘘痛惜。

人口学学者梁建章曾提出，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高房价、高教育支出、高看护成本面前，如果生娃变成了不可违抗的“国事”，而养娃却仍是自行解决的“家事”，那么这项极需体力精力、耗资巨大的工程给父母们带来的痛苦，自然不言而喻。

在很多家庭中，老人本来就是催生小孩的“怂恿者”，从催婚到给孩子当管家，又插手晚辈夫妻生活……尽管再力不从心，但仍不愿撒手的长辈比比皆是。前半生被孩子绑住，后半生被孩子的孩子绑住，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不轻松。

“有的认为自己为儿女带大孩子后就没用了，不知道今后的重心放在哪里；有的老人害怕孤独，子女上班了，孙辈上学去了，自己漂在北京却找不到自己的生活圈子；有时候，一点点的家庭琐事也会带给老人很大的委屈。”宋继华说，这已成为“老漂族”的常态心理，矛盾、委屈，各种复杂情绪悄悄地生长着，对老年生活有着强大的破坏力。

他们面临着社会融入困境

身为父母，一把年纪了，心里想着自己年轻时生养孩子粗糙却健康，嘴上抱怨着儿媳规矩太多，女儿太浪费，但终究不忍心抛下两代孩子，嘴上说着一切都交给我，自己却强忍着痛楚和孤单。

“接到闺女电话的时候，我和老伴开心地差点跳起来，因为我们俩从没坐过飞机，也没去过北京。想着能照顾女儿和女儿的孩子，就兴奋地睡不着。”61岁的董金玉（化名）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退休工人，高中毕业就去北京学计算机的女儿一年前在北京结婚，这次电话告诉老两口，外孙将在半个月后出生，公婆工作忙，只能让姥姥来照顾月子了。

“我知道照顾孩子是个力气活，丝毫不能马虎，但自从闺女怀孕后，我就惦记得连饭都吃不好，现在能去北京照顾闺女，好像梦想成真了一样。”在董金玉的第一反应里，照顾女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得到消息后开心得合不拢嘴。她不知道，从未来过的北京和老家有多大不同。

“现在想起来还难受的就是第一次去市场，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珠。”董金玉说，来北京的第二天，女婿上班路上把她带到楼下的便民市场，但走了好几圈，发现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在支付，没人像她那样用手织布袋装着一沓钱。从遍地共享单车不会开锁，到各种扫码支付却在手机屏幕上找不到入口；从进地铁站不会刷卡被夹到，到看起来非常智能的马桶不知道怎么操作。董金玉和老伴从来到北京的那天起，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外孙女出生后，我和老伴恨不得天天抱在怀里，但直到有一天，老伴在走廊抽烟回屋后，直接抱起外孙女，被女婿提醒下次要洗手，我才意识到，很多习惯和观念要改变了。”董金玉说，类似的这种尴尬每天都会发生。除了生活环境，还有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闺女都是用馒头喂大的。

几个月后，董金玉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篷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

和董金玉同住一个小区的孙兰（化名），是3岁孩子的奶奶，在遛弯时常吐苦水。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也学会了所有洗漱用品，要用不同的抹布擦洗，孩子在家不能看电视等等。和董金玉不同的是，孙兰的老伴自己一个人还在四川老家。

北漂的老母亲们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上，她们把字体调到最大，对女儿发的消息不敢错过一个字。董金玉说，因为害怕听到闺女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所以时刻不敢让手机离身。电话铃声响起时，董金玉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3次以上才会接听成功。

她们被反复告知，在那个没有按键的手机里，一个名叫“微信”的“绿色方框”可以买东西付款，也可以打电话聊天，有一个视频的功能可以看到对方的脸，只要有微信，什么都能做。但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和整个北京的陌生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2016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对《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6位“北漂老人”流迁经历的质性分析》的调研显示，老人来京后的生活幸福感与情感体验，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及定居意愿。其中，农村老人的生活受到更多影响以及面临的社会融入困境也更为明显。

调查显示，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继续生活的。

就像董金玉说的，自从老伴来了北京后，从前一日三餐后习惯遛弯的老伴再也没走出过小区。因为他说，走丟了，还要麻烦孩子去找，干脆不出屋就好。

这座车水马龙的城市，有无数匆匆忙忙的赶路人，董金玉告诉记者，女儿现在有房子，女婿是北京人，但是她还是感觉这是一座不属于她的城市。

连夜回乡的老两口

早上出门前，他们打开最暗的灯为孩子做一顿热的早餐；晚上把孙子哄睡后，不管自己的孩子多晚回家，都辗转反侧等到门打开的那一刻后才安心入睡。他们不是北京人，也不是上海人，他们是步入晚年的“老漂族”。

“这块布帘晚上就拉上，我带着孙女在外面的小床睡，儿子儿媳在里面的大床睡。”来自河北保定农村的郑凤（化名）指着屋里一块拉环挂着的隔布说，自己已经是有两年“漂龄”的北漂。

50岁的郑凤，是一个两岁孙女的奶奶。郑凤与董金玉他们不同，她跟儿子儿媳一同挤在北京东五环外已经开始拆迁的石各庄村里。租住的30平方米小屋，在很多外人看来只有一间卧室大小的空间，却包含了他们一家五口生活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和卧室。

儿媳和儿子都是快递员，为了照顾孙女，郑凤背着一个大书包就从老家赶了过来，一住就是两年。为了一家人能团聚，一年后，老伴也坐了一夜的硬座来到北京，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附近的一个文创园当保安（包食宿）。

在郑凤的意识里，北京并不是繁华的都市，那些传说中的著名景点，老两口一个都没去过，日常生活里，她和孙女的生活圈不会迈进五环内。

“其他的都还好，但在北京看病太贵了。”郑凤感慨道，2017年夏天感冒了一次，儿媳挂念婆婆，也怕孩子被传染，在出租屋附近的诊所给郑凤交了5天的输液费用。后来郑凤才知道，那一天两组的感冒输液费用是134元，是儿子儿媳他们配送很多个快件才能赚到的呀！

“治一次感冒都要1000来块钱，在北京生病，真是生不起。”郑凤一边抱着孙女一边说，但最怕什么，还就会来什么。2018年4月，老伴一天晚上到了半夜，右下腹部开始翻江倒海的疼，儿子叫来村里唯一诊所的中医大夫到家里，才发现是阑尾炎，需要尽快手术。在郑凤和老伴的强烈要求下，儿子借了车连夜把父母送回了老家做急诊手术。这次因治病回家，是郑凤和老伴两年来的第一次返乡。

郑凤的心疼，是所有北漂老人的写照。董金玉也曾因为糖尿病常用的胰岛素购买麻烦，让老家人在药店买了后快递过来。

坐公交不能享受老年免费卡，逛公园没有免费票，看病报销比例小，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老漂族”的老人们为了孩子，什么都能忍。但在隐忍背后，是一个上千万群体的整体孤独。随着老年人口流动性增强，如何让老年流动人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已经是养老问题里必须思考的方面。

现在，广州市已实行与本市居民共同生活和共同居住、且未在其户籍所在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非本市老年人，纳入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也就是说，非广州本地户籍的老人也将能享受低保补贴，而这项红利的背后，正是“老漂族”群体。随着全国异地医保实时结算等政策的不断落地，“老漂族”们也开始看到了养老新选择的希望。

（据《健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