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谁想用智慧领悟上帝，谁便成为了无神论者。

——亲岑多夫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大部分学术讨论中，“理性”一词往往指向某种褒义，其内嵌的冷静沉着、深思熟虑、顾全大局等思维方式更是无可指摘。如此的思维定式，似乎已经高悬于人类历史的“真理天空”之上多年，且必将绵延更为长久。

但是，有关“理性”这一话题，在哲学思辨的话语范围之内，却从未达到过它在其他领域内的高度。路德甚至放言，“理性是一个娼妓，我们要避而远之”。如此论调确实与社会对理性一以贯之的认识大相径庭。当然，哲学思辨历来无关对错，只存立场。

时至今日，理性仍然无可厚非地作为一种泛正确性定义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诸多与主流话语相左的“一家之言”，并从中寻找值得关注的内容，甚至有所启发。

启蒙之光

论及理性，不得不提影响人类进程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降，人类历史在艺术与宗教的缠绵迷思中不断发展。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成长，人们不再满足于借助宗教辅助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而是力图凭借经验加理性思考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开始被广为推崇，人们自然地开始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确认理性思维的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这么说，启蒙运动的核心便是“理性崇拜”。

康德在一篇名为《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短文中，给启蒙运动下了这样的定义：启蒙运动不过是指人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摆脱别人管教的能力，以及自己变得成熟，能够决断该做什么，无论这决定是善良还是邪恶，无需过分依赖权威、这样那样的家庭教师、国家、父母、护士、传统或任何既有的道德责任和价值观就能做出决定，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放弃这种责任，或如果他因不太成熟而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野蛮人，尚未开化——或者说，还是个孩子。文明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指自我决断——通过理性思考作出决断。

无论是据康德之言，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都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理性主义绵延至今，其思维方式甚至已经与现代化社会近乎完美地结合。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在理性的思维方式中，其实暗含了如下两个预先假设：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只能分为两类，已经得到答案的和还没有得到答案的。在此举一个较为具体的例子，历来讲究实证的西方学术界，却对“语言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闭口不谈，甚至一度，谈论这样的问题被视为某种禁忌。究其根本，正在于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超越了启蒙思维的预设，甚至于对全知全能的理性思维提出了挑战（其中当然蕴含某种宗教的原教旨意味）;其次，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必须是相互兼容的。因为如果答案不能兼容，混乱就会发生。

为了与上述两个预设自洽，人们如若想要发现正确答案，就只有运用理性这一条路。就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自然科学运用归纳一样，理性思维为所有的人文思辨提供了一个解答严肃问题的正确且唯一的方法：运用理性，按照既定规则，讨论其他可能。具体而言，工作可以提高社会价值，那么创造更“好”的工作就是理所当然理性且正确的选择，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再加上任何一个数字其结果都不会小于二的定论一般。

既然如此严密的理性思维方式已经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那么，在政治、伦理、美学等领域，我们是否也该把它视为金科玉律呢？

终极理性

要讨论理性思维的适用范围，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与艺术理念两个方面切入。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理性思维，必须关注到人本身。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概念是对西方理性主导下的文明之罪无可辩驳的控告。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抑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因为人本能固有某种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容的满足。用弗洛伊德话说：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完全满足，而理性所带来的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

映照这一观点的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玩世不恭者、“垮掉的一代”、嬉皮士、使人厌恶者……所有这些“颓废派”，在当代社会都成为了某种饱含诗性的平民英雄式人物，甚至成为了忍辱含垢的人性的可怜寄托。也难怪左派学者马尔库塞指出，“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上也就是指爱欲的解放”。而爱欲，历来是与文明站在对面的他者。

那么，无端的爱欲解放，亦或是“不合作”式的颓废抵抗，究竟有其合理性吗？在与理性的较量中，又是否能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呢？要不然，其被视为异类，乃至精神问题的结果非但可以想见，而是历历在目。

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理性的实践洪流中。着眼于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至上，甚至突破人类感情规则，让年轻且基因优良的德国少女与士兵为国乃至为全人类生孩子;于此同时，为了其所谓的“完美世界”，希特勒惨绝人寰地屠杀异类，实行恐怖统治。所有这一切，人类世界早已有了评判。在此要说的却是，即便是今日看来荒谬且残忍的法西斯统治，在当时的德国人看来，仍然是极其理性的。

具体而言，法西斯统治的思维内核与理性思维恰恰暗合：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以到达真理。只需创造某种理性秩序，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吊诡的是，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了另一个独裁者。理性，也在过度发展中，沦落为排除其他可能的僵化思维。

从艺术理念来看理性的定位，一切就更为简单。当艺术被理性思维所统领过后，艺术便失之本性。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直言：艺术是一种表白，是一种表达出来的声音。换言之，艺术作品的生命与自然中令人仰慕的东西相似，是某种喷薄而出的力量、动力、能量、生命和活力。当艺术缺乏这种活力时，当艺术只能墨守成规或为某种既定利益服务时，当艺术受制于完全自觉地意识时，艺术作品即便是典雅对称的，也必定是僵死的。

综上所述，终极的理性带来的非但不是完全的解放与绝对的自由，而是恐怖的僵化深渊。幸而一位英雄及时赶来，他的名字叫——浪漫主义。

从浪漫到自由

要知道，有一些人的口袋里满是点子，满是才智，一有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的才智肆意挥洒。他们心中没有魔鬼。他们从不沮丧，从不阴沉，从不忧郁，从不沉默。他们既不笨拙也不愚蠢，正如那些云雀，苍头燕，朱顶雀和金丝雀，白天嘁嘁喳喳，夜间则缩头于羽翼之下。瞧啊，他们睡着了。但只有这时，天才才会点燃他的灯盏。

——《1765年的沙龙》狄德罗

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无情的美女，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

浪漫主义冲破了理性的所有桎梏，它推崇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不是哲学层面上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动来实践的信念——也就是說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的精神状态。这种态度之前并不多见，浪漫主义钦佩人的全心全意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信仰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信仰。

这种超越信仰本身的思维方式，一反理性思维的宗旨。目的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选择目的的态度与投入程度。浪漫主义冲破了理性的一元思维方式，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新的可能。

更进一步，当浪漫主义羽翼渐丰，发展出相互宽容的自由主义时，理性主义本身被自由主义中的浪漫成分化约，并成为了自由主义中万千选择中的一支：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不完美生活的谅解;是理性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