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品德具有内在品质与外在德行两个向度，且这两个向度存在不完全一致性，其对领导效能的影响也不一样。通过对118名乡镇党委书记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内在品质高但德行表现中下的领导干部，其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最高。结果说明，干部应该注重品德内修，以此提升自身领导力和领导效能，同时也避免过分自我标榜和宣扬德行而导致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领导干部 品德 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D620 【文献标识码】A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一直是我国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基本原则，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德治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智慧总结。深入探索和认识品德对于领导干部领导力和领导效能提升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式，并通过自我培养，提升个人领导力和领导效能。

品德是领导者权威的来源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曾指出，没有权威，社会成员和组织单元体将无法组织起来联合行动，且权威职能必须委托于特定个体或集体（即权威代理人）履行。但权威并不等于权力，权威表现为信任与认可，其正当性在于人们内心的认可和自愿的服从，①这种具有正当性的权威，是一个社会和谐有序的根基，是任何群体、组织、国家有序运行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权威不会凭空产生和自动施为，权威的存在及其效用发挥，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体作为履行权威职能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也即人类社会以及各类组织机构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领袖或领导者。

那么，什么样的个人或集体能够作为权威中心代理人的领导者呢？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指出，“领导者唯一的定义，是有追随者的人”。而《论语·为政》则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综合德鲁克和《论语》这两个观点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共同体权威中心代理人的权威根源于伦理道德。因为，“领导活动说到底是一项道德事业”，领导者通过领导共同體成员“做正确的事，帮助建立促进人类繁荣发展的条件”。②领导者通过以身作则、自觉践行伦理道德品行，并与追随者分享和沟通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通过双向互动、互相影响，提升整个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水平，进而实现涂尔干的“道德共同体”理想社会。这样的领导者，对于荀子来说，就是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于一体的“圣王”，圣王的道德权威来源于民众对其特殊品格和超凡德行的认可，而合法性的政治权威则根植于民众认可的道德权威。③故而，品德是领导者权威的来源。

干部德行表现需适宜

由于个体品德具有内在道德品质发展水平与外在道德行为的二重性，会出现内在道德品质水平与外在道德行为表现不一致的情况。④事实上，由于个体外在道德行为具有情境权变性和可伪装性，导致个体在内在道德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表现出符合社会共同体所期望的伦理道德行为。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伪装行为不具有跨情境一致性和跨时间的长期可持续性，因为，在根本上决定个体伦理道德行为的因素，是个体内在稳定的道德品质。与这种特定时空中的伪装性伦理道德行为相反的一种情况，则是一些内在道德品质水平发展高，但并不总是表现出高的伦理道德行为的个体，因为他们或感觉或有意识地知道，最佳的人类伦理道德行为表现，必须与现实的情景、个体的角色身份和事件性质匹配相宜，⑤而这种适宜的伦理道德行为表现，有助于保持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和灵活性。或者在践行了社会所期望的伦理道德行为时，他们也不会向他人自我夸赞和宣扬，因为他们深知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道德人，没有人可以成为道德完人，他们总是表现得谨慎谦逊。

正如西方“第五级领导”理论所论证的那样，真正卓越的领导者，是那些从不自吹自擂的、谦逊且意志力坚定的人。⑥从演化的视角来看，人类天生具有平等主义偏好，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尽管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等级制社会组织形态，但人们出于平等主义的偏好，以及为了保持等级制社会的灵活适应性，人们希望且推崇等级制社会中的领导者行事谦逊，因为谦逊的领导者能够并善于聆听他人的意见，使得群体更有效地达成共识，以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有序发展。⑦因此，综合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和人类行为活动实践来看，领导者应具有高水平的内在道德品质，但外在伦理道德行为表现则必须合宜，不宜过分标榜和宣扬，即领导者品德宜内修慎外秀。

干部品德宜内修慎外秀的实证支撑

在一定范畴内，领导力可以理解为对他人的影响力，具体则可以表现为领导者对下属各种工作行为的影响。具备不同品格素质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风格各异，对下属的影响也会各异。因此，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在于：不同品德水平的领导者，对下属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内在道德品质发展水平和外在道德行为表现水平不同的领导者，领导力水平或领导效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什么样的德行表现最好？

运用包含道德内化性（内在道德品质）维度和道德表现性（外在德行标榜）维度的道德认同量表，⑧基于对118名乡镇党委书记的有效问卷调查数据，根据个体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道德表现两个维度，把领导干部分为内在品质和德行表现均为低水平（占总调查样本数的9.3%）、内在品质和德行表现均为中间水平（占46.6%）、内在品质高与德行表现中下（占17.8%）、内在品质中下与德行表现高（占9.3%）和内在品质与德行表现均高（占16.9%）五类人群。通过对数据进行协方差统计分析，探索这五类干部中，哪类干部的下属具有更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即工作中非职责范围内、无报酬且主动积极的利他互助合作、关心他人、信息分享等行为）。

乡镇工作年限和人格特质作为协变量，协方差分析得到五类干部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组间差异显著（F=3.72，P<0.01），且结果表明，当领导干部内在道德品质水平高但外在道德行为表现水平中下时，其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高于其他四类干部；当干部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道德行为表现均为低水平或中下水平时，干部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急剧下降。结果说明，在领导干部内在道德品质高且外在道德行为表现适宜时，其下属工作中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对应最佳表现；这一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第五级领导理论的观点，即谦逊的领导者更能激发下属的奉献利他、互帮互助和合作等积极的工作行为。

因此，领导者如果要产生最佳的组织影响或领导效能，需要注重内在道德品质的培养修炼，且不宜过分标榜和宣扬自己的道德行为表现，因为下属更喜欢平等待人、愿意倾听并采纳下属意见的谦逊型领导者，而不是德行上自吹自擂、站在道德高位苛责下属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这正是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实践启示所在，即对于干部领导力和领导效能提升来说，应注重个人品德内修，因为品德是领导者权威的来源；与此同时，干部德行表现需要谨慎，必须具有与情境、事件和角色身份相对应的合宜性，切忌德行自我标榜和宣扬，以免导致德不服众、领导权威丧失。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领导力与创新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

【注：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CXTD05）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③东方朔：《权威与秩序的实现——荀子的“圣王”观念》，《周易研究》，2019年第1期，103-112页。

②Goethals， A.， & Sorenson， G. A Quest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Leadership： A Multidisciplinary Experiment [Ed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232-233.

④吴新辉：《领导的伦理道德基础及其逻辑》，《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 107-115页。

⑤[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⑥Collins， J. Level 5 leadership： The Triumph of Humility and Fierce Resolve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5， 79（1）： 66–76.

⑦[美]克里斯托弗·博姆：《道德的起源：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126页。

⑧Aquino， K.， & Reed， A.， II.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R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83）， 1423–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