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轧钢厂的原厂址在贵阳市团坡桥的北岸。厂门前是宽敞的外环城东路（现“宝山南路”）和路边高大的梧桐树，高耸的团坡桥陪衬着它，明亮的南明河在它的圍堰边缓缓流过。

上世纪70年代初，贵阳轧钢厂周围有着不少兄弟企业：北面有贵阳日化厂、贵阳电石厂、贵阳文教用品厂、贵阳纸箱厂：东面隔着南明河有贵阳第二标准件厂、贵阳轻机厂、贵阳假肢厂、贵阳猪鬃厂：南面油榨街方向还有贵阳红星拖拉机厂和贵阳钢铁厂（现“贵钢”），星罗棋布，相互呼应。

1970年秋天，我被分配到贵阳金属材料改制厂工作。贵阳金属材料改制厂是贵阳轧钢厂的前身，位于团坡桥北岸。

记忆里，场院红砖墙旁的门房附近，有一排松树，门房对面是一座四层红砖“办公楼”，场院里，不甚宽敞的厂区，一条粗糙的车道通向里端。往里行走百余米，迎面是一栋长约150米、高10米的钢架厂房，厂房右边是车道和堆料场，料场旁的黄土坡上有一排“油毛毡”工棚。再往纵深走，正面有一栋旧瓦房，瓦房门前有个小小的写着“仓库”二字的牌子，“仓库”南面黄土坡上有一排简易的红砖工棚，就是当年的“食堂”。钢架厂房坐东向西，东端是卧式的加热炉，一旁耸立着烟囱。“食堂”南面有座不高的水塔，往下走到南明河边，顺着河下游堡坎处有一栋瓦屋，里面就是新招学徒们住的“大通铺”，河上游堡坎处是生产取水的水泵房。

厂区与厂房里七七八八地堆着拆散的半人高的轧机座和硕大的轧机配件、生锈的轧辊，“仓库”前则堆着长短不齐的角钢、钢筋、钢线盘和耐火砖。

站在厂房旁，往厂门方向看，办公楼后面有个平台，可以停车，靠里有一个篮球架。一段高高的砌石堡坎紧靠平台，堡坎上是贵阳纸箱厂的车间——一排木板房，不时传来“吭吭”的机器声。整个厂区狭窄，呈三角形的条状。

上世纪60年中期以后，国家实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在贵州推进“三线建设”和“内迁企业”战略，一时间工业建设如火如荼，推动了当时贵阳市抢抓机遇发展重工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贵阳地域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都隶属于省级厅局，而隶属于贵阳市的国有企业则多为小型的轻纺工业和手工业。兴建贵阳轧钢厂，是当时贵阳市顺应全国各地兴建“五小工业”的热潮，完善地方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工业体系，逐渐发展贵阳重工业的重要战略，也是出于解决贵阳市轻工业生产用材、增加城市建设用钢材的考虑。同时期兴建的还有水田铁厂、贵阳拉丝厂和标准件厂等小型工业企业。

当时，贵州工业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1958年建的贵阳钢铁厂、贵阳棉纺厂以及“老牌企业”，如矿山机器厂、卷烟厂、贵阳电厂等，还在缓慢发展），贵阳发展工业缺乏地区性支持。贵阳轧钢厂的主要装置来自于外地企业换下来的老旧物件，可谓“起步艰难”，唯一的“支持”是厂门前的环城公路。自1968年开始筹建以来，厂区的土建工程也在慢慢推进。1970年以后，主厂房、加热炉、高位烟囱、配电房、水泵房、加工轧辊的车工间、料场以及后勤单位的土建工程等都在陆续开展。

记得进厂第二年春天，我被安排在工厂对岸坡上架电线、埋电杆，引进高压电线。那时没有大型的吊装设备，主要依靠“扒杆”、手拉“葫芦”、“撬棍”。大伙儿人担肩扛、脚踏稀泥，喊着齐刷刷的号子，“嘿左、嘿左”地干了二十来天，热火朝天，引来附近贵阳标准件二厂职工和路人的热烈眼光。中午，食堂送来馒头和菜汤，大伙儿坐在山坡上就餐，吃得可香啦。在那段时期，全厂干部、职工、学徒和后勤人员，不分身份、岗位，全都积极地投入基建——运来了水泥，就参加下水泥;运来了设备，就参加卸设备。当时，工厂党支部坚持工作在第一线，主要领导也吃住在现场，大伙儿就是一个心思，争取早日建成、投产。

那时的建设，确实有白手起家的意味。全厂还没有“轧钢”专业的技术人员，主要依靠“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和部分老工人，选派部分人员到上钢三厂经过短期培训成为一线技术班底。当时，贵阳轧钢厂的主要人员有清华、重大、贵工、部分省市大学1965年进校的大学生和贵阳“工管校”、普通中学的学生，还有一批部队转业的解放军干部和部分兄弟企业调来的技工和工人，再就是当年和第二年招收的约百名中学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在工厂内，大家边基建、边收集研究轧钢工艺资料;到上钢三厂参加短期培训的同志，凭着记忆试着画图纸，加工、制作轧钢生产用的导板、抱钳、围盘、翻钢链槽、推钢机等专用工具;“新师傅教新徒弟”，自己组织培训;军队转业干部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上上下下近两百号人，艰苦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氛围积极向上，体现着创业的快乐。

1973年夏天，开始试产。秋天，全线试生产，轧出第一批钢材，填补了贵阳市金属工业的空白。1973年10月，贵阳轧钢厂正式挂牌。

实战的热工作业，开始考验年轻的轧钢工人。温度高、煤烟重、设备不正常的加热炉作业。高温炙热、易烫伤人、翻滚跳动的钢坯在轧机间来回攒动，裹挟热烫、速度加快的产品钢筋在精整工段不听“使唤”，都展现轧钢作业的危险与艰苦。在轧钢车间现场，操作人员都近距离面对着从加热炉“跳蹦”出来、900度高温炙热的钢坯，殷红色、500度的钢筋圆盘，在夏天尤为灼人脸面、身体。那时车间流传一句口头禅——“前面红钢烤，后背凉风吹”（为了降温，车间里支起大的风扇），这既是工人们的“自嘲”，也是车间生产环境的真实写照。

面对已经开动的生产线和产业作业展现的艰苦条件，工厂请来上钢三厂的老前辈邬师傅现场指导，介绍操作的“诀窍”和自我保护的要点：车间、班组及时总结作业程序，完善操作动作，增加防护条件，力争在避免事故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产量。党员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站在第一岗位，在实践中摸索、示范，成为青年工人的楷模。尽管生产条件不配套，生产设备有缺陷，外部环境（供电、供料）时有干扰，但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轧钢生产逐渐走向规范，成品比例和质量不断提高，且基本实现了安全生产。

进入1974年、1975年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员工岗位技术熟练程度大幅提高，逐步掌握了设备的运行规律，生产管理、机修保障、后勤服务的能力也得到增强，生产进入新的阶段。三个轧钢生产大班间也在悄悄地“较劲”，比产量、比安全，不断放“高产”，时有“超产喜报”张贴在食堂和厂的宣传栏上。为了争夺“流动红旗”，钢坯断供，轧钢和精整工段的兄弟们主动去帮助扛、用手推车运;水泵被堵，值班机修、轧钢的年轻小伙争先下水去掏。后勤部门把自制的降温绿豆汤、“冰果露”送到生产车间、岗位上;机修车间自动加班，保证备品备件及时供应。下班后，职工们在小礼堂下的浴室里冲走一天的疲劳，哗哗的水声伴着青年人的欢乐歌声。在那段时期里，轧钢车间里红光一片，映红了哗哗流淌的南明河;轧机欢快的“哐哐”声不断，在厂对面菜地的上空回响。团坡桥头，运出钢材盘圆、运进轧材原料的车辆进出贵阳轧钢厂，来来往往，占了半边街。

贵阳轧钢厂的发展，受到上级——贵阳市机械工业局的关注，市机械工业局宣传科的黄静芳、李淑芬多次到厂里来调研，在局系统通报、报道贵阳轧钢厂的情况。

1976年元月，加热炉班的何传训、轧钢班的何金凤（女）、精整班的金顺荣（女）、机修班的魏廷忠、食堂的刘忠珍宗（女）被推荐出席贵阳市机械工业局召开的“七五年度先进职工代表表彰大会”。

1973年。企业成立了由老团员秦伯和、宋精华等人组成的共青团支部，吸收优秀青年加入团组织。1974年，新组建的团支部主要成员于世北、权宁生、唐学益、席卫普、杜友娣等都是生产一线的年轻人。

团组织结合企业青年的特点，利用生产间隙和大修理的时间，开展多项活动，积极吸收、发展生产第一线的青年进入团组织。在党支部委员赵吉祥的主持下，组织全场青年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党支部支持团支部安排专人进厂广播室，宣传青年中的好人好事、班组的生产和安全竞赛成绩。团支部组织团员和青年开展文学创作、文艺演出、体育比赛、郊游等活动，还组织和贵州客车装配厂的青年诗歌爱好者蔡丽华、陈丽等人进行创作交流;自编创作的“轧钢赞歌”曾参加贵阳市机械工业局团委组织的两场文艺调演;配合生产，邀请技术人员开展操作技术和安全知识的讲座;组织清理产区内生产现场的义务劳动;组织数百人次到青岩方向的石板公社卢荻大队支农，突击抢收麦子和维修农具，受到贵阳市机械工业局的《简报》通报表扬。共青团员和青年工人逐步成为轧钢岗位的主力军，党员干部、退转军队干部和车间领导看在眼里，喜在心上。1975年9月，党支部推荐生产第一线的团员蒋光荣、陈崇亚到贵州工学院深造。

贵阳市机械工业局团委领导张凤珍、谭惠带领局系统十余户企业的团干部到贵阳轧钢厂现场，组织团工作的交流;安排团干部参加系统的团干理论知识学习班;向贵阳市团委推荐、表彰贵阳轧钢厂的团干、团员。

部分共青团员、青年骨干，一面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一面主动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在我国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中，于世北、郑健、陈卓敏、陈玲（女）、席卫普等5名青年工人先后考上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此间，尽管当时有外部的“反唯生产力论”等“大批判”的冲击，尽管厂领导换了五茬（曹玉浦、张玉光、郭跃荣、綦盛善、王永显），企业的生产建设还是比较正常，企业也逐渐有了少量积累，先后在团坡桥两端修建一批职工住房，解决了技术人员“两地分居”和职工住房困难的问题，也提供了夜班人员的换班休息处。

1975年末至1976年春，贵阳轧钢厂为谋求新的发展，先后组织两批、62余人（次）职工到上钢三厂跟班培训轧钢技术，部分人员到河南安阳钢铁厂学习加热炉技术。大规模的培训，有力地提升了轧钢一线工人的操作技能，丰富了生产现场管理经验，增加了设备维修、配件加工、电工等岗位工人的技能知识，培养了一批轧钢技术工人和班组管理者。尤其是一线轧钢工人重点攻克、掌握了轧钢中的导板、围盘等关键技术。对有效提高成品率、减少工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7年，贵陽轧钢厂开始大规模改建扩建。

1979年，贵阳市调整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布局，随后，贵阳轧钢厂实行停产，进行漂染纺织布料的转产改造。1980年以后，随着轧钢设备转移、原部分技术人员的调出（成为省内同类企业的骨干力量），贵阳轧钢厂完成历史使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81年，贵阳轧钢厂的原址挂上“贵阳印染厂”的牌子。

本来，按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原理，贵阳轧钢厂可以整体移交给贵阳特殊钢厂，完善它的产品结构，有利于促进贵阳地区的工业配套建设。可惜当时囿于行政的束缚，没有实现这一合理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