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

“公车上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据康有为自撰《我史》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一日（即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在松筠庵签名单上的只有603人，广西99名居于榜首，贵州以95名仅次于广西。贵州士人此举，历来评价很高，有人认为贵州举人是“冒死签名”。

关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一事，有学者认为虽有此举，但仍提出了不少疑问。黄彰健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书事件随着《马关条约》在四月初八日的批准，所以“议竞中寝”，并质疑松筠庵能否容下一千二百人。汪叔子、王凡两位先生提出了康氏上书的人数不确切，康有为及其党人前后有着不同的说法，人数渐次增加。孔祥吉先生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证明当时并无阻碍上书的政治背景。姜鸣先生则指出当时“公车上书”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反而是被康有为指责为阻挠举子上书的各级官员。而举人们的上书也未受到阻碍。茅海建先生对此考据甚详，认为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自当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150余次，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各省举人也都在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举人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

不管康有为如他自己所说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还是他自己夸大其词。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所谓的松筠庵集会前，贵州举人就已经参与“公车上书”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初七，都察院代奏了《葛明远等贵州举人条陈》（110人）以及广东（289人）、江西（121人）、广西举人（115人）的条陈。贵州举人上书署名的有：葛明远、吕钓璜、喻熙箴、傅夔、吴廷璧、顾福基、周之麟、吴鹏、杜树菜、张鸿逵、张煦春、张可烘、王勋、陈清明、马治源、张清华、谢承圭、吴正枢、申德渠、徐致和、曾鹏星、陈凤仪、后贇、廖杭、乐嘉藻、廖袭华、聂延祜、罗廷珍、石天荣、周廷琛、萧正和、戚朝勋、李端（既+木）、罗会恕、黄莹书、谈定安、胡嗣芬、杨澍、华鈖、黄锺杰、戴仁禄、周学海、李绍莲、徐培中、姜兴胄、孔繁锡、胡序铨、熊滨臣、谭沛霖、张杰、刘廷魁、王玉梁、王崧寿、樊瑗、颜德辉、彭汝畴、杨绶、柳元翘、陈文燽、陈其铸、犹龙、犹朝选、犹海龙、王之珍、王维恪、邹国柱、胡绍铨、吴本基、李端荣、曾寿祺、丁树铭、张致安、吴懋卿、杨锡谟、晏怀新、冯元亮、魏祚臣、周坚、刘端菜、周永年、金正炜、龚绵元、任承纪、杨元龙、胡纪辰、杨鸿翥、丁树楠、李端棨、黄明，王智元、黄家琮、匡履福、朱勋、杨国栋、丁良佐、张尧煦、聂树楷、申允熙、赵永霖、伍襄钧、艾应芳、聂树奇、周泌、董玉林、曾凤文、蹇念恒、马汝骥、陈夔麒、周祜、胡培元，共110名。

在呈文中，葛明远等开宗明义指出：“为受挟割地，诸戎生心，将及云、贵，请更正和议、勿割台湾，以巩边防而系民心。”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今越南），从此中国西南门户大开。故而贵州士子有唇齿之痛，极为忧愤：“而云、贵一隅，近鉴前事、远计后患，尤用悚标，惧祸将及！故敢沥肝胆、冒斧钻，为我皇上一言。”并以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为例慷慨直言：法、土构兵割地是因“皆公私俱竭，不得已而为斯举。”1870年普鲁士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触怒了法国政府，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但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停战协定赔款2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大部分地区。1877-187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争夺势力范围展开第十次战争，俄军兵临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而甲午战争中，“我师虽小有败衄，而十八行省山东而外未受一矢，金瓯依然;津、沽熙熙，神京无恙。率土臣民握拳攘臂，忠义愤发，随地可用。奈何以四境全盛之邦，一鼓少挫，而甘学法、土二国：此诚薄海内外所不解者也。”

呈文中不仅指出：“若复割台，东南之防，更复何有！”割让了台湾，东南沿海哪里还有防御的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况倭既得台，经营整顿，藉其饶富，无异又益一日本！我弃地不治，故为石田;人尽地乏力，将成天府。不识他日东南各省与强邻为界，何以自存！”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了贵州举子的预见，日本将台湾作为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同时又是向南方发展的基地，为其提供资源、物产及劳力等服务。

呈文还提醒朝廷：“法人之取越南，欲以窥云、贵、广西;与倭人之取高丽，欲以窥辽阳、山东，其立意相同。”“若不之许，则法衅立开。英索广东、川、藏。俄索新疆、漠北，苟求而不得，亦复如是。”贵州举子还提出：“今者割地之外，复益以二万万之兵费。皇上苟以此二万万之款购置兵械、广募新军、搜求将材、激厉士气、淘汰庸臣、诛磔懦将，信赏必罚以号天下。天下之大，食毛践土之众，岂尽无人心，甘负天日;众志成城，有必然者。”与其还要赔偿两亿银两，不如用来扩大和装备军队。“乘此人心固结之馀，正可以抒义愤而巩边卫;亦时会之不可失者也。”与其他呈文着眼于“朗户既失，危急堪虞”相比，贵州呈文的思虑和眼界显得更为宽远些。

在具名举人中，领衔者葛明远，字子惠，毕节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李端（既+木）、李端棨、李端荣和在松筠庵签名的李端桑、李端榘均是李端棻的堂兄弟。乐嘉藻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之一。陈夔麒是清末重臣陈夔龙的二哥。蹇念恒是著名作家蹇先艾的父亲。聂树楷，字尊吾，一字得庵，晚号聱园居士，务川人，仡佬族诗人。胡嗣芬，字景威，号宗武，开阳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民国初参加编纂《清史稿》，又曾主持江南通志局。

至于落款日期，一则都察院是双日堂期，代奏条陈在其规定的早朝日。都察院、大理寺随同刑部参加早朝，八日一轮。四月初七日是都察院的早朝日，所以贵州举人的折片可能是四月初六日堂期呈递都察院，初七正好轮都察院早朝呈上。一則据当时天津《直报》报道：“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抄发。”依后一种说法，那么贵州举人的上书是在四月初四日前。

又据《点石斋画报》以“伏阙谏书”为题报道：因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发抄。“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又聚千余名之多，纷纷议论，势若哄堂。经京畿道前往弹压。诸孝廉声称，历朝有事，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今我国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极，而文不闻有死谏者，武未有死绥者。三百年养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无耻耶。一唱百和，院宪等皆无可如何。”报道内容与天津《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估计是依据《直报》转发。这两天聚集都察院的千余名孝廉中是否有贵州举子？想来是不会缺席的。据此报道，初六这天“势若哄堂”，贵州举人呈文如何呈递呢？我估计贵州呈文应是在四月初四前呈递，初七都察院早朝奏上。无论如何，贵州举人上书都在松筠庵集会之前。

由此看来，确实是有两次“公车上书”：前一个是由各级官员、举人参与的上书，后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各省举人联衔的上书活动。而贵州举人对局势的了解深切且态度坚决，则两次都积极参与。在呈文中具名的110名举人中有95人在松筠庵知单上签了名，所以在论及贵州举人“公车上书”时，绝不能忽略前一个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