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勇

北宋初有两位姓吕的著名宰相，一为吕蒙正，一为吕端。

吕蒙正学问极佳，参加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廷试，高中进士第一名。其在宰相职位上三起三落。《宋史》称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

据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记载，吕蒙正为相时，宋太宗曾三次否决他关于出使朔方人选的奏议。蒙正不为所动，三次均以同一人选入对。最后一次，当着众大臣的面，太宗皇帝甚至很生气地将吕蒙正的奏疏扔在地上，声色俱厉道：“何太执耶？必为我易之！”

吕蒙正从容地将奏疏捡起来，坦然道：“臣非执，盖陛下未谅尔。”他仍坚称：“其人可使，余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言毕，从容而退。宋太宗望着吕蒙正退去的身影，对在场大臣道：“是翁气量，我不如！”遂以吕蒙正建议的人选出使朔方。此人果然不负众望，出色的完成了出使任务。

吕端是一位大器晚成，且诙谐幽默的宰相。宦途以其父吕琦官至兵部侍郎之故，荫补“千牛备身”起家。然，因非科甲出身，升迁奇慢。五十六七岁时，仅为太常丞。据北宋潘汝士所著《丁晋公谈录》记载，当寇准向宋太宗推荐吕端时，太宗皇帝很瞧不起他，竟然说：“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余何所能？”那意思，吕端不过是个“官二代”，除了会喝大酒吃大肉，其它的什么都不会。

吕端的身材非常高大魁梧，为此，宋太宗对他的惩罚措施也是别具一格。

吕端显贵之前，曾在秦王赵廷美（宋太祖赵匡胤四弟）主管的开封府当判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吕端因受请托，贩卖朝廷禁运的竹子和大木，被贬商州。《丁晋公谈录》记载，因其身材高大魁梧，太宗盛怒之下，命其赴商州的贬途，“不得骑马，只令步去。”这事在官场传为笑话，同僚都对吕端说，你就“认灾”了吧。吕端说：“不是某灾，是长耳灾！”那意思，不是我有灾，都是我身高魁梧给闹的。后经寇准等人的多次举荐，说“吕某器识非常，人渐老矣，陛下早用之。”吕端于是逐渐进入宋太宗的用人视野。

及太宗欲罢吕蒙正而用吕端为宰相时，朝议纷纷“端为人糊涂”太宗皇帝力排众议，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遂以60岁高龄拜相。

吕端果然不负宋太宗对其“大事不糊涂”的考语。太宗驾崩之际，吕端以雷厉风行的手腕，一举挫败了李皇后与王继恩、李昌龄、李继勋及胡旦等谋立楚王赵元佐的政变阴谋，旗帜鲜明的拥护太子赵恒即位。待赵恒登位后，又以首辅宰相的威望，挫败李皇后欲垂帘听政的图谋。吕端因此在真宗朝，更加受到皇帝赵恒的尊敬和信任。

《宋史》称吕端“为相持重，识大体，以清简为务”“端姿仪瑰秀，有器量，宽厚多恕，善谈谑，意豁如也。虽屡经摈退，未尝以得丧介怀。善与人交，轻财好施，未尝问家事。”

上述两位吕姓宰相，又与宋初另一位著名的贤相——赵普，为同时期人物，且三人都曾在太宗朝相继为相。

赵普亦非科甲出身，甚至曾因所擬“乾德”年号与前蜀后主王衍的年号相同而被赵匡胤呵斥为“寡学术”。此后，赵匡胤发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叹。在这样的鞭策下，赵普终其一生才勉强读了半部《论语》，是我国历史上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著名宰相。

赵普可谓宋太祖赵匡胤的“老人”。早在赵匡胤为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时，赵普就是赵匡胤的机要秘书——“归德节度掌书记”。赵普拜相后，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仍称其为“赵书记”。北宋司马光著有《涑水纪闻》一书，其卷一记载：“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就史籍记载分析，周世宗显德七年正月初三晚，在开封城外陈桥驿发生的“黄袍加身”事件中，作为赵匡胤机要秘书的赵普内外周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宋绍圣四年，由孙升口述，刘延世笔录的《孙公谈圃》中，赵普甚至是赵匡胤年少时期的老师，称为“赵学究”。

赵匡胤通过和平方式继承后周政权后，经五年时间的过渡，于乾德二年正月戊子日，将大宋朝继承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和魏仁溥三人同时罢免。两天后，即任命赵普为宰相。从此，直到开宝六年九月，赵普“独相”大宋朝长达八年之久。这在南、北两宋宰相“无定员”的背景下，是独一无二的。其间，赵普在辅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分化地方藩镇节度使的职权、雪夜决策“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以及赵匡胤传位弟弟赵光义的“金匮之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为大宋朝初期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普历事太祖、太宗两朝，经历了三次拜相的宦海沉浮。不管从拜相的时间，还是从政资历上看，吕蒙正和吕端都是赵普的晚辈。笔者之所以将此三人并而书之，盖因赵普的一句话，在吕蒙正和吕端之间产生了“乌龙”效应，需要作一番考证的功夫。

北宋潘汝士所著《丁晋公谈录》，内有赵普与吕蒙正一则，其文曰：“故韩王普在中书，忽命吕公蒙正为参预，赵常潜觇其为事，而多之曰：‘吾尝观吕公，每奏事，得圣上嘉赏，未尝有喜;遇圣上抑判，亦未尝有惧色，仍俱未尝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

这大概是说。宰相赵普常暗中观察吕蒙正的为人处事，发现他每次奏对，不管皇帝对他是嘉奖还是抑挫，他都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当皇帝任命吕蒙正进入朝廷的机枢部门任副相时。作为宰相的赵普便称赞吕蒙正具有“台辅（古三公宰辅之位）”的器识。

无独有偶，《宋史》在为吕端列传时说：“逾月，拜参知政事。时赵普在中书，尝曰：‘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这句话的意思。与《丁晋公谈录》中。赵普称赞吕蒙正的话语完全一样。

那么，赵普究竟夸的是吕蒙正还是吕端呢？

必须指出，《宋史》位居正史二十四史之列，但其在南宋灭亡后64年，才由元末宰相脱脱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主持修纂。《丁晋公谈录》的成书年代即在北宋，比《宋史》至少早一百多年。再观《宋史》人物列传，原文誊录宋人笔记者，比比皆是。如《宋史》卷265在为宰相张齐贤列传时，开篇即说宋太祖赵匡胤巡视西都时，张齐贤以一介布衣向太祖皇帝进献治国十策的事。观其行文及措辞，与北宋魏泰所著《东轩笔录》关于此事的记载几无二致。因此，尚不能以《宋史》列在堂皇正史之列，而否定作为私家笔记的《丁晋公谈录》的记载。

就目前所见史料统计，支持赵普所言乃是赞许吕蒙正者，仅北宋潘汝士所著《丁晋公谈录》这一“孤证”。而认为赵普所言乃是夸赞吕端者，大有所在。

以成书年代先后为序，如下六部研究宋史的重要著述，均认为赵普之语是赞誉吕端者：南宋江少虞所著《皇宋事实类苑》（卷三十）、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著《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南宋陈均所著《皇宋编年纲目备要》（卷四）、宋元之际佚名所编《宋史全文》（卷三）、元末宰相脱脱主撰之《宋史》（列传第四十）、清代毕沅所编《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细观上述六部著述所记赵普说的那句话，后书转引前书的痕迹颇重。而且，这六部著述中关于赵普点赞“吕公”的那句话的“祖本”，极有可能就出自《丁晋公谈录》的记载。

六部著述中“年纪”最大者——江少虞所著《皇宋事实类苑》，在记录赵普的那句话后，紧接着在下面备注了“见晋公谈录”五个字。而朱熹在其《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记录赵普的那句话时，紧接着在下面备注了“谈录”两个字。这明显是说，江、朱二人关于赵普赞誉“吕公”的那段话，恰恰出自《丁晋公谈录》的记载。这也可见，北宋潘汝士所著《丁晋公谈录》比上述六部著述的“年纪”都大。但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之《丁晋公谈录》明明记载，赵普的那句话是说给吕蒙正的。

因点校本毕竟过了一道“翻译”的手续，难免出错，笔者又核之古刻本《丁晋公谈录》。发现在古刻本中，赵普那句点赞“吕公”的话，的确是说给吕蒙正的。

那么，江少虞和朱老夫子当年引据《丁晋公谈录》时，是不是抄错了？又或者朱熹根本没有阅读过《丁晋公谈录》的原本，他所见只是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转引《丁晋公谈录》的内容。因见江少虞备注有“见晋公谈录”的字样，他也跟着备注“谈录”二字？

笔者所见《丁晋公谈录》的刻本为“百川学海本”。据悉，《丁晋公谈录》流传至今的古刻本还有“历代小史本”“说郛本”等几种。笔者无缘阅尽该书的所有古本，而古代著述文献在传抄、传刻的过程中，也难免发生舛误。总之，我们今天已无缘得见《丁晋公谈录》的原本，在江少虞和朱熹二人的著述与存世的《丁晋公谈录》产生歧义的情况下，我们尚不能根据存世的《丁晋公谈录》古本的记载，断定赵普的那句话点赞的就一定是吕蒙正。

要搞清楚问题的真相，必须在正确方法论的前提下，辅以其它史料的考证。

《丁晋公谈录》记载：“故韩王普在中书，忽命吕公蒙正为参预，赵常潜觇其为事，而多之曰：‘吾尝观吕公，每奏事……”

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记载：“昔赵普在中书，吕端为参政，赵尝觇其为事，而多之曰：‘吾尝观吕公奏事……”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赵普在中书，端为参政，赵普谓人曰：‘吾观吕公奏事……”

上述引文中的“参预”“参政”实为宋代的副宰相，“赵普在中书”意为赵普曾在中书省作宰相。余如陈均之《皇宋编年纲目备要》、佚名之《宋史全文》、脱脱之《宋史》、清代毕沅之《续资治通鑒》的记载，也都与江少虞及朱熹之书意思相同，不再赘引。

不难发现，虽然《丁晋公谈录》与《皇宋事实类苑》等六部著述就赵普之言究竟夸赞的是谁存在意见分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在夸赞这个“吕公”时，赵普在“中书”。而被点赞的那个“吕公”为“参政”——这是笔者接下来所作考证工作的大前提。

笔者以南宋李涛所著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徐自明所撰《宋宰辅编年录》，以及元末宰相脱脱主撰的《宋史》之“帝王本纪”及其“宰辅表”为文本依据，以表格的形式，逐一开列了赵普、吕蒙正及吕端三人在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的详细履历。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对比发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宰辅编年录》及《宋史》对上述三人的关键任职履历的记载，在职名及年、月、日上是高度吻合的。文无重出而事可互见——孤证不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笔者所据史料的可靠性。

履历显示，赵普一生三次拜相，分别是：宋太祖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日，至开宝六年八月甲辰日（公元964年-973年）一拜;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日，至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己酉日二拜：宋太宗端拱元年二月庚子日，至淳化元年正月戊子日（公元988年-990年）三拜。

吕蒙正参知政事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日至端拱元年二月庚子日（公元983年-988年）。吕端参知政事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壬申日，至至道元年四月癸未日（公元993年-995年）。

分析“二吕”参知政事的时间窗口与赵普三次拜相的时间段，发现吕端为参政的时间与赵普三次拜相的时间均无重合，唯有吕蒙正参政的时间窗口与赵普第三次拜相的时间窗口互有交集。

具体而言，吕蒙正参知政事的时间，与赵普第三次拜相的时间，交织在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二月庚子日这一天。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天，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宰辅编年录》及《宋史》的记载分析，这一天，为赵普第三次拜相之始，同时也是吕蒙正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一天。随后，吕蒙正以宰相身份，与第三次拜相的赵普共事到宋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子日赵普因病免职为止。两人以宰相身份共事的时间将近两年之久。

反观吕端之履历。他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壬申日任参知政事，至至道元年四月癸未日，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其参知政事及拜相的时间均与赵普三次军相的时间毫无交集。

不仅如此，笔者猜测赵普根本没有机会在吕端参政或拜相的时候夸他有“台辅之器”。因为，当吕端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壬申日参知政事的时候，赵普早于一年之前的淳化三年七月十四与世长辞。《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年七月十八日太宗皇帝才获知赵普的讣闻，悲痛不已，并御笔亲撰神道碑赐予赵普。

综上，赵普关于“吾尝观吕公，每奏事，得圣上嘉赏，未尝有喜;遇圣上抑判，亦未尝有惧色，仍俱未尝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的论断，夸的是吕蒙正，而绝无可能是吕端。那么，在这一问题上，江少虞、朱熹老夫子等人的著述，以及《宋史》的记载皆误，唯有北宋潘汝士所著私家笔记《丁晋公谈录》的记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后人读史，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理应摒弃所谓“正史”及“野史”的偏见——正史也好，私家著述也罢，都需详加甄别。毕竟能还原历史事实的记载，无所谓“正统”与“野俗”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