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庆

摘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时代改革思想批判地吸收和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全部情感与习惯，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给了我们民族无限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古老的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改革思想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其中改革之变是对变易思想这一传统文化的深化认识，中庸之“中”为改革的渐进性提供了基本路径;改革的人民性与民本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笃行思想与改革的实践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通过对这些传统文化批判扬弃、创造性转化，诞生了具有中国底蕴和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改革思想。

关键词：新时代;改革思想;传统文化;根源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7.002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7-0006-05

新时代改革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客观的礼敬、批判地扬弃和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蕴和中国特色的改革思想。任何思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材料出发”，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代代相承，源远流长。因此新时代改革思想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和风细雨的影响。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有助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全面科学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改革思想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一、《易经》的变易思想与改革之变

在传统文化中，有源远流长、博大深邃且内涵丰富的变易思想，例如，儒家经典《周易》阐述事物变化发展的道理是无穷的，它通过八卦的演算、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来阐明事物的变异，天乾是易与不易、动与不动的辩证统一，包含了变、革、改、化的因素。《系辞下》论道：“唯变所适。”这些哲理被后世不断继承和发展。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道家集大成者老庄阐述了天地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变易思想，他指出：“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战国时期改革家商鞅依据变易思想驳斥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之说时提出不一道，不法古。韩非子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之说也是立足于变易思想。西汉《淮南子》大讲特讲变易之道，其中心内容是先王创建的制度，不适用的就废除。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从事变法实践中也借助于变易思想，他说：“尚变者，天道也。”他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法则，人类应遵循、效法天道，自觉革故鼎新。到了近代，康有为最早借助进化论率先提出进化史观，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从而为变法提供新的理论。

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历史悠久、一脉相承，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和承袭，并在新时代改革思想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变易思想与改革之变体现在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一）改革之变体现在批判不易之道，与时偕行

天地万物，瞬息万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变革的社会，处在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持续变化之中。“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先以一论，以概余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提倡与推广，成为国人特有的心理习惯。圣道精微博大，万古不变，治学则阐发微言大义，处事则以不易之道应万变之需，求一劳永逸之效。懒于思，贫于疑，懒惰于求，失于进，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抱残守缺，夜郎自大，严重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严重滞碍着国家的蓬勃生机。这种不易之道遭到多次批判，“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新时代改革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变易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总揽世界大势，立足于中国实际，紧跟时代步伐，认识到改革的持久之变，并在改革实践中一以贯之，坚决推进。习近平多次论述了改革之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鉴于此，他认为真正的改革不随波逐流，也不故弄玄虚，关键在于把握时代、贴近时代、实事求是、坚持持久改革与时俱进。“事不凝滞，理贵变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并将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把握了辩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改革魄力。对待变化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在主动变通中逐步适应并掌握主动，在主动改变中应对一切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在时代的浪潮下不懂得变通、不知道创新进取，那么必然会被时代抛弃，更不用说擘画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蓝图。这就要求新时代能够主动求变、创新进取、会作为、敢作为。“不日新者必日退”，强调过去不适宜的，现在却可能要雷厉风行、势在必行;过去不可超越的，现在则必须有所作为、敢有所作为。改革最忌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改革必须吐故纳新、革故鼎新、與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不断创新。要以一种革新的姿态，来适应并推动社会大踏步向前发展，决不能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甚至是邪路以妄图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二）改革之变体现在坚持正确方向，不能变的永远不能改

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这一方向过去不能变，现在和将来同样也不能改变。“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不生事，就是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能把西方话语和理论奉为圭臬，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和价值体系来度量中国的改革。而不畏事就是对一些妄议我国发展道路的言论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维护我国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根本制度，更不能被西方错误乃至险恶用心的质疑和非议所迷惑，在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道路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根本问题上，自己的主张要坚强有力。在发展道路、治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要守护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阵地，要守土有责、敢于担当，决不在根本问题上犯错。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用务实的态度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新办法，而不是否定整个体制框架。改革的初心绝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改弦更张、全盘否定，也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把改革当作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种活力，当成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完备的一种方式。

新时代改革之变把握了传统文化变易思想的易与不易、动与不动的辩证统一的精粹。“不易”是那些“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底座部分。“变易”则是善于变化、以变而存，不断用新鲜、活泼的元素剔除僵化、残缺的因子。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改革思想克服了传统变易思想的诸多不足。一是认识到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周而复始的循环，跳出了传统文化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转化、相生相克来简单推导历史发展“一治一乱”的循环论。二是认为历史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是前进的、上升的，抛弃了变易思想只谈量变不重视质变的缺陷。三是传统变易思想以变求不变，妄图皇权永固以阻止社会变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时代改革思想跳出了传统变易思想的窠臼，抢抓机遇，顺势而变，顺应了新时代的改革大势。

二、中庸之“中”与改革的稳步推进

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改革的影响，绝不只囿于变易思想，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沉淀的渐进性思维，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并最终使中国改革不走极端。可见，渐进性智慧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孔子最早把中庸总结提炼出来。《中庸》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两用中、允执厥中，关键就在一个“中”字，即渐进性。以“中庸”看世界，不会执着于哪一种激进思想或者迟缓方案，而是要在这之间求取平衡，最后按照“中和”的原则形成一种适度、具有成效的状态。按照中国的渐进性思维对世界的理解，渐进比激进好，稳妥审慎比急躁突进好，中和比走极端好。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就是对世界的认识达到极致完美的状态，在这之后，走的道路和依据的准则是“中庸”，就是不走极端、执两用中。中庸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哲学体系，沉淀为一种不走极端的智慧，成为人们从历史中继承而来的潜移默化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让中国能够以一种渐进性思维对待各种改革策略、改革路径和发展方案，从而塑造出新时代改革思想独特的渐进性轨迹。

（一）改革策略上渐进

改革是一项影响深广、复杂艰难的大工程，稍有不慎和失当都可能导致全局失利。而审慎、稳健的工作作风使改革部署得当，增加了成功的保险系数。古代巧妙运用渐进性改革的典范当属明代张居正。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他对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精审地在设计蓝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展开，稳妥地向纵深发展，在改革的进程中较顺利地取得成功，没有出现大的波折。然而，历史上也有众多变法因急风暴雨式而最终失败。王莽改制缺乏通盘考虑，轻率从事，因而手忙脚乱;范仲淹仓促推出庆历新政，“更张无渐”。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不但全国改革一刀切，而且来势过猛，最终导致失败。因而，渐进性改革不仅能提高改革措施的完善程度，而且能增强社会对改革的适应性，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改革必然遇到的习惯性阻力，这是值得借鉴的。

改革越深入，就越不可避免地触动既得利益者，就越将面临千难万险、种种挑战。“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改革是一项巨大艰难而又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各种关系的耦合性和联接性，对于改革的大小关系，坚持用大原则管小原则、小道理统治于大道理，把握好大与小的关系;对于改革的急缓关系，时机成熟、条件允许的就雷厉风行地推进，反之则从长计议、徐徐图之;对于改革的上下关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试点相结合，把基层经验上达顶层，形成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再落地基层，广而推之，从而使改革的进程在中央的把控之下，在地方的实践之中落地生根、次第开花;对于改革的内外关系，保持国内稳定，促进世界和平，为改革提供一个持久稳定和平的内外环境。改革是漫长的，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责任担当，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的历史耐心。改革既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超前推进，否则就会失去法度、打乱节奏甚至出现大的动荡。

习近平用“审度时宜，虑定而动”来说明改革策略的渐进性。先人说，治大国就像烹小鲜，这是一个火候问题。改革也是这样，随着经济社会转换为中高速发展，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各阶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急剧分化或重组。因此，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以避免引发剧烈的利益冲撞、经济震荡或社会失衡。如果进行激进的改革，在短时间内出现旧的已经打破、新的尚未建立的真空，则必须承受剧烈的阵痛和巨大的损失。中庸之“中”的智慧就在改革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改革的过程中，新时代既不过“左”，也不过“右”，恰到好处地把握“中”，使旧体制渐进稳步地过渡到新体制，完成华丽蜕变，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渐进道路。不奢望通过“创世纪”的办法在一朝之间就实现目标。

（二）改革目标任务上渐进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新时代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遵循规律、循序渐进的过程，等不得也急不得。建功于新时代，既要埋头苦干的韧劲，也要有静水深流的功夫，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层一层地建成高楼大厦，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浮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总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知，到本世纪中叶，新时代要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画上振奋人心的句号，实现伟大梦想。新时代提出的“两步走”的发展时间点战略部署，正是从时间维度阐释长远任务与阶段任务的衔接，使现代化强国道路更加稳妥、更加完善、更加可行。“两个阶段”分两步走的改革方案的提出，体现了新时代改革渐进性的历史轨迹，是中国传统古典智慧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高超巧妙应用。政治是大局、是统率、是灵魂。新时代绘制的时间表、路线图，是最大的政治、是最应讲的规矩、是最可循的路径。如果上下能够做到对称，讲政治、讲规矩、循规律，改革就一定能够不断向前推进，那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定能如期圆梦。在实现伟大梦想的进程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不到两年，正处于攻坚阶段。“第二个百年目标”三十年又分成两个十五年，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去实现，一段时间点一段时间点去改革，积极稳妥，蹄疾步稳，层层渐进。表明新时代将改革总任务与改革路线的把握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改革的新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

新时代改革吸收了中庸思想的精华部分，保持了事物在质的稳定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过渡性、灵活性，使事物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稳中向好，这是中庸思想在改革路径中应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然而，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中庸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等根本缺陷，它保持事物在质不变的情况下寻找量的积累，不允许破坏旧质，具有保守性，这就容易造成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阻碍变革，这种不适合改革的部分遭到了新时代的批判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即新时代改革思想取中庸之法的精华，去中庸之意的糟粕，因此，中国改革路线极具特色，改革是渐进的，呈现出路径依赖式的连续性，不断向上生长的姿态。中国改革又是革命性的，具有超越传统仅在体质内收放循环的能力，改革由此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三、民本思想与改革的人民性

在中国古代改革家的论述中，民本思想向来是他们重视的核心，也迎合一般百姓追求的政治期盼。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管仲率先提出富国必先富民的改革思想，并以此来指导他的实践。左丘明抒发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千年忧思，强调了国家兴亡的关键是民不是神。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论述，认识到民是国本，把民排在社稷和君主的前面。西汉政论家贾谊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是仁义不施，鞭笞天下，陷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提出“革秦暴政，休养生息”的改革主张。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民水君舟的思想，意识到国家这艘巨船要想行驶久远必须顺应民心。为此，他励精图治，革除隋朝的一系列暴政，开启了一个盛世。明朝张居正则在《陈六事疏》中提出，民是国之本，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官吏必须千方百计安民。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强调养民以宽，治吏以严，主张财富藏于民间。可见，传统民本思想基本上包含了顺民、听民、安民、富民等四个方面，民本思想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为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推崇。

新时代改革思想汲取了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厚营养，并结合时代特征超凡脱俗地确立了人民至上的改革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人民改革主体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改革是人民自己的事。新时代改革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源于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之力，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全国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智慧和经验的积累源于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成果。改革的方向、性质和进程始终由人民掌握，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参与改革实践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新性。而传统的民本论的改革主体是明君贤臣，民只是客体，民众只是被重视和关心的对象，民众被动地接受变革，这样就容易损害民众的利益，有时甚至完全走上了与改革民本主义相悖的道路，这也是为何古代改革成功者寥寥无几、大部分留下的是功败垂成的教训的原因，更不必谈形成改革合力。第二是把传统的改革“尊君”论升华为新时代的“为民论”，传统民本思想是以民尊君，全天下之民奉君主一人，改革的成果是为君主自家帝位得以永续。而新时代强调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寻路子、下工夫、定举措。“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新时代以“黎元为先”的改革价值排序，把人民摆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首位，改革的价值指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习近平的这些用典深刻地说明新时代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习近平说：“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可见，新时代改革把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改革分配到向贫困宣战，无一不展现改革的人民性。只有找到正确的改革路径，才能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价值，才能凝聚人心。第三是以“为民”论为前提，把传统的“听于民”提炼为改革成效，让基层来评判、让人民群眾来打分的检验标准。“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改革成败的得失利弊，必须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来进行科学研判，进而评定改革工作的成绩。第四是明确指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新时代东风浩荡，是一个需要无数英雄的时代，新时代改革的道路上不会一直有鲜花和掌声相伴，更多的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这需要英雄的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见，人民性贯穿于新时代改革思想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

四、笃行思想与改革的实践性

在儒家思想的论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核心话题，也是历代学者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它们之间虽然追求的思想境界在逐步提高，但笃行却是每一个层次过渡都必不可缺的环节。最终能达成目标的，都在于勇于探索和实践，也就是自强不息，秉此而行，即为笃行。在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知行合一，朱熹和王阳明对此都有论述。而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理解具有集大成式的观点，在这里，王夫之特别强调了“行”的重要价值。他突破了传统把“知”和“行”放在等量齐观位置的范畴，他认为“知”是为了“行”，而“行”又可以验证“知”的真伪，并且“知”还可以在不断的“行”中得到纠正和完善。改变世界追求的是行动和成效，认识世界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思辨。无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笃行思想特别突出实干，强调落实。

毋庸违言，新时代改革思想辩证地融合了笃行思想的精粹，笃行思想体现在改革的方方面面。“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强调“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为实现改革蓝图，强调实干、注重实干始终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鲜明品格。新时代在推行改革大政方针时，时刻强调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脚踏实地，永做改革的实干家。“名非天造，必从其实。”为政之道，贵在实干。纵观古今中外，凡事兴于实，败于名。空唱高调，脱离行动，再美的梦也不过是黄粱一梦。因此，实干兴邦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要求再怎样强调都不算多。新时代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直指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狠抓落实，超越了传统笃行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般道德内涵。

综上所述，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构建新时代改革思想的重要来源，改造了传统文化陈旧的表现形式，汲取了与时代内涵相适应的价值理念。第一，承认改革之“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把事物分为变与不变两部分，跳出历史循环论，实现对变易思想的超越。第二，透视中庸之“中”的内在本质，剔除其落后的一面，又不简单追求调和，既防左又防右，保证改革的渐进性。第三，彻底抛弃民本思想立足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将其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人民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把传统笃行思想的“行”创造性转化为改革的实践性，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落实，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