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安

摘   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多种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值得研究。本文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以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分别选取普惠金融指数和泰尔指数作为解释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双门槛”效应，先平缓扩大、再明显扩大最后显著缩小的“倒U型”特征;我国各省均在2009—2017年间陆续跨过了第二个门槛值，呈现出阶段性集中跨越的特征，普惠金融开始发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双门槛效应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7.001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9）07-0003-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划分标准， 2005—201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国际标准警戒线。若将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则我国已经位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若我国贫富差异日益悬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会降低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国家粮食的生产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会影响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阻碍社会稳定。因此，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是各界关注的重点。

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金融服务以及产业结构等。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体现金融服务的公平和效率，世界银行在2005年小额信贷年会上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被排除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人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

本文通过普惠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情况及银行可负担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用来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变量，测算反映拐点的门限值;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运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门槛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情况及其相互关系，验证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普惠金融的研究

Babu（2015）将普惠金融描述为银行在合理的不良贷款率范围内向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提供金融服务，引导资金流向，缩小收入差距。自从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以来，如何科学的测算普惠金融指数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Chakravarty和Pal（2013）率先提出了包含各种银行部门变量的综合性指数，通过银行服务的可访问性、可用性和使用程度来衡量普惠金融，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所有变量和维度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权重。在此基础上Massara和Mialou（2017）采用了因子分析法来确定维度并赋值权重，以解决各维度之间的权重和完全可替代性问题。

（二）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观点并不统一，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金融发展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Seven和Coskun（2016）将新兴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金融发展指标考察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贫困群体依然没有摆脱贫困，有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张英丽和杨正勇（2018）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情况，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探究金融发展、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均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

2.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Prete（2013）以1980—2005年3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使用经济素养衡量获得金融投资机会的指标，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利用新的投资机会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杨俊（2018）利用1996—2013年我國各省的数据检验金融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缩小效应。

3.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Law等（2014）考察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随制度质量的水平而变化，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只有在达到一定的制度质量门槛水平之后，金融发展才会趋向于缩小收入差距。于平和盖凯程（2017）以我国2000—2014年的省级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将金融发展划分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指标，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且具有门槛效应，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存在双门槛效应。

（三）有关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正线性影响。Ampudia和Ehrmann（2017）选取美国和15个欧元区国家共5万多户低收入家庭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无银行账户的家庭由于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存款和借贷，不能轻松地平滑消费，普惠金融的发展则有助于他们加入到金融体系中并积累财富，进而缩小收入差距。黄燕辉（2018）则以广东省的2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能够明显缩小收入差距，且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存在递减效应。

2.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Kim（2016）运用经合组织、欧盟和欧元区40個国家的截面数据，根据人均GDP将这40个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然后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不同。张建波（2018）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05—2015年间341个观测值作为面板样本，论证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明显扩大，再平缓扩大，最后显著缩小”的类似于“倒U型”关系。但不足之处是，引入了第三个变量：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因而不能准确地衡量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上述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面对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事实，通过发展普惠金融的方式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值得研究，但由于学者对相关指数的构建和实证方法不同，导致得到的结论也有差别。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以期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补充与拓展。

三、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一）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

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储蓄环境，解决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青海等西部地区通过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向农村落后地区延伸，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在2017年时达到了57%，较上年增长了12.64个百分点。普惠金融不仅降低农村居民交通成本，而且增加其利息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普惠金融服务门槛降低。银行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对农村地区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来扩大受众面积，使更多的普通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如宁夏地区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鼓励运用自有资金发放的个人精准扶贫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农村居民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接受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之后有利于增加自身收入，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间接作用

1.经济增长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对于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目前未有统一的结论。最经典的是“倒U型”假说，即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扩大收入差距，直到经济增长达到一个临界值并跨越临界值，收入差距开始逐渐减小;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可见，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会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但究竟会扩大还是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尚无定论。

2.涓滴效应。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涓滴效应”减小收入差距，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额外的包括金融支持、财政转移等特殊优惠政策，而是通过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带动低收入人群通过新增就业获得财富积累，进而提高可支配收入。

3.财政支出偏向效应。随着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有可能发生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一方面，当政府出于增加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目的时，可以对农村居民的农林水务、农产品给予价格保障或补贴，并在低收入人群的抚恤金、救济金等方面增加支出，从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也可能出于政策考核的目的，投资于工业、服务业等非农部门，以刺激经济发展，虽然通过“涓滴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会更加显著，这有可能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共同完成。其中，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和服务门槛降低的直接作用以及“涓滴效应”的间接作用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而经济增长与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不能确定。因此，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可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具体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四、研究假设、指标设计与模型选取

（一）研究假设

根据上文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影响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二）指标设计

1.被解释变量

在现有的文献中，国内学者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考虑数据可得性和计算便捷性常使用城乡收入比，但这一方法无法反映出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因而不能准确度量收入差距。而基尼系数是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人口，对中间收入水平变动敏感，也不能很好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本文借鉴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的研究，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差距，该指数不仅包括了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也能体现出城乡居民收入发生变化时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化。以 表示第个地区时期的收入差距，其计算公式为：

2.解释变量

（1）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

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及金融机构的可负担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见表1）。

普惠金融的渗透性是指普惠金融服务的范围，而物理服务网点的距离远是普惠金融的首要障碍，特别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只有在金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才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用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每万人拥有金融服务人员数量、每平方公里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每平方公里金融服务人员数量等四个指标来衡量金融服务的渗透性。

普惠金融的使用情况体现了人们在金融服务中的参与情况，拥有银行账户本身不能体现出金融服务的情况，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因此我们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四个指标来衡量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普惠金融的广泛实施要以银行的可负担性为前提。由于服务的对象是低收入人群，他们在使用金融服务贷款等项目时，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及适当的抵押物，银行贷款风险较高，所以用不良贷款率来衡量银行的可负担性。

（2）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

在上述各维度的指标中，由于各指标的性质、计量单位及量纲存在差异，需要对不同性质的指标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其中，fi，j是第i个维度中第j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之后的数值，Zi，j为指标实际值，Ai，j、ai，j分别为实际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0≤fi，j≤1。

通过计算第维指标之间的欧氏距离及权重？棕i，j整合构成普惠金融指数FIIi：

根据式（3）和维度权重？棕i将测度空间从1*n维扩展到n*n维，得到最终普惠金融指数FII：

其中，max（FIIi）表示第i维度的最大值，也是该维度下的最理想值;？棕i，j、？棕i分别表示第i维度中第j个指标的权重和第i维度的权重。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以保证现有维度赋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控制变量

（1）城镇化水平（UR）。城镇化水平反应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态过程，而人口数量的变化会通过泰尔指数的变化来体现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所以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2）地方政府财政支出（GOV）。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会间接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以本文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3）经济结构水平（AGR）。经济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状况，由于农村居民及低收入人群多集中在第一产业，因此本文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经济结构水平，且该指标越低产业结构的状况越好。

（4）教育水平（EDU）。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机会公平对收入差距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增加高等教育支出是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有效工具，较高的学校教育水平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因此本文用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教育水平。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4.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等地区由于数据不足予以剔除）2005—2017年省级面板共377个数据进行分析，变量中所涉及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宏观数据库、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选取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初步得出的结论是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所以本文借鉴Hansen（1999）的门槛模型计量方法，探讨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Teili，t= μi+？茁1FIIi，t（FIIi，t≤？酌）+？茁2FIIi，tI（FIIi，t>？酌）+？姿ixi，t+？着i，t（5）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Teili，t为被解释变量，FIIi，t为解释变量，μi代表个体效应，？茁1、？茁2为不同门槛区间的弹性系数，？酌为门槛值，？姿i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xi，t为控制变量，I（·）为示性函数。

在确定门槛估计值之后，需要检验门槛效果的显著性以及门槛估计值是否与真实值一致。

五、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Hansen的Bootstrap方法，使用STATA15.1软件和全国省级层面的数据为样本，首先检测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其次测算出可能的门槛值，最后用双重门槛回归模型对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

（一）门槛效果检验、门槛值的确定及显著性分析

1.门槛效果检验。首先测算出F值、P值和临界值，以检测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结果都很显著，P值分别为0.037和0.000，而在三重门槛模型中，P值为0.28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双重门槛（见表3）。

2.门槛值的估计。进一步采用置信区间与似然估计图进行检验。表4列出了门槛估计值与对应的95%置信区间，门槛估计值是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的γ值。因此，可以确定存在双重门槛值，分别为0.642（见图2）与0.719（见图3），各个门槛值95%置信区间是所有LR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7.35（对应图中虚线）的γ构成的区间。

3.门槛值的显著性分析。运用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通过对控制变量的计算发现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和教育水平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产业结构会拉大城鄉收入差距;（2）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为双门槛效应;（3）当FII的值小于0.642时，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为0.014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当FII的值介于0.642—0.719时，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为0.018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普惠金融发展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当的值大于门槛值0.719时，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为-0.0109，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FII达到并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普惠金融发展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了分析我国目前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我们计算了历年各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指数，结合以上模型结果的进行分析，发现各省市自治区普惠金融指数FII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在时间上呈现出阶段性集中跨越的特征。其中2010、2013和2014这3年出现了较多省份集中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的情形，至2017年末所有省份均已经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倒U型”特征，呈现出“先平缓扩大，再明显扩大，最后显著缩小”的特点，并且只有在FII指数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才会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六、政策建议

一是在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政策，减少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普惠金融指数达到第一个门槛值0.642之前，普惠金融发展会平缓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阶段要增强普惠金融的基础教育，增强低收入人群对于金融的了解与信任;普惠金融指数介于0.642-0.719时，普惠金融发展会加剧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态势，此时各地区政府要加强金融监管，注重风险防范，优化金融服务质量;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719时，普惠金融发展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我国各省市2017年均已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各省市可以加速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是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地区财政与教育支持力度。各地区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需要适当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支持和社会保障。同时，重视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增加农村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渠道，提高可支配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特约编辑：陈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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