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钰婷

摘要：“漂泊”作为顽强的文学母题，在东西方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其中的精神漂泊，常化为人性、理想、自我等抽象意象，与意识流一同贯通在字句中予以表达。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写作情感是复杂的，同时包含着自我肯定和自我惩罚的矛盾情绪，在其中《过客》中的“过客”这一形象更是如此。同样属于漂泊母题的重要文本还有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的“浪子”，浪子与过客在对死亡的体认、对孤独的坚守等方面都有着令人意外的相似之处，也同时可从中管窥出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漂泊;鲁迅;里尔克

鲁迅在漂泊叙事上的独特意义，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家园情怀与现代性的漂泊母题相结合，而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鲁迅写于1925年的诗剧——《过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固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不会轻易选择远离故土，要考取功名的人心中也装着一个衣锦还乡的美梦。“怀乡”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母题，也保留了不少与之相辅的象征意象，如猿啼、家书、雁等等。身为“战士”的鲁迅，也向这种不求进取的自我封闭思想挥舞起长矛。《过客》就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颠覆，指出世俗上的循规蹈矩不能遮蔽生命深处漂泊的冲动，即便处在空虚之中也始终要不放弃行走，勇往直前地追寻。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是记载“漂泊”的重要文本之一。它取材于《圣经·新约》中浪子归来的伤感故事，并将其中迷途知返的浪子改写为一个不愿被爱的人物形象。《马尔特手记》作为里尔克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带有浓厚的精神自传的色彩，将里尔克对与人的真实存在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一一展开剖析，是我们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最佳途径。而其中的浪子形象，既承袭西方海洋文化重漂泊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因其复杂的精神思索与哲学之思得以跳脱出平常的文学套路。而这一西方的浪子，与鲁迅笔下的东方过客的形象确实存在不少吻合之处，这也是两位作家在精神分析与展望上的不谋而合。

首先，是二者对死亡的直视。《马尔特手记》开篇即提出生与死的问题：“虽然，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死。”（1）可以说浪子的大部分哲学思考，都是围绕“死”和对死的恐惧展开。他敏感地解剖着死的终极内核，想要通过对死的筋理的完全掌控来获得面对死的勇气，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到手记最后，浪子也没能够彻底解决死亡的问题，但他却战胜了自己，获得了直面死亡的能力，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裹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只水果里面包着它的果核一样。”（2）

“坟”是鲁迅文章中的重要意象，它既是死亡的象征，也是探讨生命哲学意义的起点。《过客》老翁为过客指明前方是坟，但女孩却将其指认为是长满了野百合和野蔷薇的玩耍圣地，这种由于年龄的差距而对死亡的不同感知在鲁迅的笔下是如此真实。过客对坟，也是不同。他在一番思考过后接受了前方是坟，其实也就是接受了坟的意象所象征的死亡，但这死亡的力量并不足以使他停步或者返回，他“只得走”的原因，是因为“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3）与里尔克笔下的浪子相比，这一原因将过客眼中的死亡扩展到了另一个维度——他没有回避的死亡话题或许不仅是人的生命的死亡，更是旧秩序的推翻;而过客虽不停行走但始终没有清晰的目标，也正隐射了当时的鲁迅迷茫的内心：一个旧秩序被颠覆了，新的秩序又在何方？不停走的目的又落脚在何处？前途是未卜的，而鲁迅却以过客这个形象，来投射自己始终在战斗的决心。

除对死亡的直面外，浪子和过客孤独感的坚守也如出一辙。孤独感是就像是过客与浪子选择包裹住他们柔软内心的一件铠甲，是漫长黑夜中支撑他们前行的精神伴侣。他们将自己伪装成不会产生任何回声的黑洞，用决绝的态度拒绝与周围人和物的一切情感牵连。

在《过客》中，过客对人际情感的双向途径都表达了明确的拒绝。对于客体对主体的情感施加，过客是拒绝的：“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4）对于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回应，过客也是拒绝的，老翁与过客有这么一段对话：“（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和“（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5），在后文中这段对话几乎一模一样地复述了一遍。过客为什么要将自己孤立于群体之外？鲁迅作这样的人物形象设计必定有他的表达目的。《野草》写于1925年3月，而1925年前后的鲁迅可以说是陷入了内忧外患——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被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革职，还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家中则存在着婚姻问题和兄弟失和的情况。过客的这种对孤独的接受与崇尚可能正是映射了当时鲁迅的心理，也是他对于现实生活中苦闷的一种排泄与自我解压。

与鲁迅笔下的过客相比，里尔克刻画的浪子除了拒绝外人的沟通外，也拒绝外物的打扰：浪子认为世人对孤独者的态度是憎恶、敌对的，他们通过施恶的手段来折磨孤独者的肉体，通过假意推崇的手段来蚕食孤独者的意志;同时，浪子认为孤独者的孤独会受到“物”的扰乱和外界的敌对，而孤独者则需要“不分昼夜地完全坚守他的独立王国”（6）。与不愿接受他人同情的过客一样，浪子“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有人回应他的爱。”（7）浪子的内心暗流想必也是过客涌动的心潮，只是不愿与他人有太多情感交流的过客未能将这些话语向眼前的陌生人倾吐出来，而在浪子的手记中，我们得以窥探他内心的汹涌波涛。

从叙述视角来看，浪子在文本中的身份是“观察者”，过客则是“被观察者”。《马尔特手记》的笔记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外界的观察——从视觉、听觉、嗅觉的角度来记述他在巴黎、哥本哈根、威尼斯等地的所见所闻;第二部分是对自我的观察——对自我精神的剖析、对内心暗流的正视;第三部分是对艺术的观察——对书籍中的人物、建筑古迹的缅想。浪子的观察视角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切入的，既有表现外在物象的纠缠，又有对个体生命重大问题的反思，如对生、死、爱的玄思。而鲁迅的《过客》作为一篇诗剧，更多地从小女孩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对过客的形象作出描述。因为是第三者叙述，更需要阅读者沉浸其中，用自我的想象力去补充作为他者的过客的心理路程，从而在代入感中获得更卓越地进入文本世界和观察文本世界甚至现实世界的能力。

即便浪子和过客拥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在不同的历史轨迹中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但他们的精神内核仍有着相似之处。其主要归因于两位作家的生存环境的趋同性：外在的动荡不安导致精神的无所皈依。里尔克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在他的诗歌中有对神的敬爱，也有对神的不屑;而鲁迅当时所处的也正是在迷茫中摸索前进的中国，过客背负的迷茫与坚定，正是鲁迅的精神所托。有学者曾言：“里尔克关于浪子的传说与鲁迅《过客》堪称不同民族之间平行比较的双子星座。”（8）他们在精神漂泊的内核中最为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渴望行动，却都没有稳定的目标，没有心之所“信”。浪子先是在自我倾轧的累积下使得人格分裂，后在尝试写作重拾信仰等行为的调试下趋于平静，并最终超越绝望;过客则继续背负着孤独、黑暗和空虚，在无声中隐忍抗争，坚持地走向未知之域，他是命定在路上的人。

注释：

[奥地利]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奥地利]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奥地利]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奥地利]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谭桂林：《论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漂泊精神》，《城市学刊》，2017年5月。

参考文献：

[1][奥地利]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4]谭桂林，論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漂泊精神[J].城市学刊，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