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上海的解放和接管

2019-08-13刘苏闽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9年7期

刘苏闽

[摘要]本文探讨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上海解放和接管作出的历史贡献。在解放上海战役中，新四军的老部队是重要攻坚力量，一大批优秀的新四军老战士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上海解放后，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的大批干部，在上海的接管和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上海;解放与接管;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贡献

[中图分类号] E297/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7-0019-04

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第一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行的我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上海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总前委、三野前委的正确指挥;归功于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充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攻堅克难，浴血奋战;归功于中共地下组织里应外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以及正确的政策、周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所发挥的巨大威力。本文仅就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对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的历史贡献，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新四军老部队是解放上海战役的重要攻坚力量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上海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无法割舍的血脉情缘。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新四军苏浙军区的部队向上海外围地区挺进，并组织上海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虽因形势急剧变化，起义被紧急中止，但却是上海地区迎接解放的一次预演。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参战的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的10个军和特种兵纵队，是以新四军主力部队为主组建的。

从领导层面看，第三野战军领导干部7名，其中，新四军老战士6名，他们是：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第9、第10兵团8位领导干部中，新四军老战士5名。参战部队中，正师职以上领导干部122名，新四军老战士86名;军级领导班子成员49名，新四军老战士38名;有7个军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师级部队的主官是以新四军老战士为主体的。[1]

从作战部队看，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第三野战军的23军67、68、69师，29军85、86、87师，30军88、89、90师和特种兵纵队共34个团，都是新四军老部队。25军73、74、75师的9个团中，有7个团是新四军老部队。20军所辖的58、59、60师的9个团中，有6个团是新四军老部队。参战部队中，共有47个团是新四军老部队。[2]

从战役攻坚情况看，上海战役第一阶段是钳击吴淞、扫清外围、封锁黄浦江。时任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反复考虑了几种方案：一是对守军实施长围久困的战法。但考虑到上海有600多万人口，粮食和燃料等全靠外地运入，长围久困必使市民生活陷于绝境。二是攻其防御薄弱之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考虑到这势必使市区成为主战场，不利于城市设施的保全。三是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国民党军海上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这一方案既可阻敌从海上运走更多物资，又有利于保全市区完整。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确保其海上退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口两侧拼命顽抗。粟裕回忆说：“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3]

由此，宝山月浦和浦东高桥成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担任主攻的29军和30军都是新四军的老部队。月浦镇是吴淞、宝山的西北门户，敌军筑有坚固的碉堡群和外围防御工事，与吴淞、杨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有强大的火力支援。在前三天激战中，部队打得非常艰苦，28、29、33军伤亡8000余人。30、31军攻击高桥，经反复争夺，付出了重大牺牲。10个军中，连以上干部牺牲最多的是29军，共77人，其次是30军64人。

担任主攻的29军87师260团团长李干因另有任务不在位。政委萧卡和副团长梅永熙带领全团5月12日晚抵达月浦镇北端，立即抢修工事。13日一早，头天晚上刚挖的工事就被敌军陆上火炮、海上舰炮和空中飞机的狂轰滥炸摧毁了大半。到下午2点前，担任主攻的1营伤亡了三分之一，营长钟熹清、副营长王德成负伤。主攻打响后，部队向月浦镇冲击中，又遭受敌军强大火力的杀伤。14日拂晓，全团军事干部都因伤亡离开了战场。15日清晨，该团只剩64名官兵。同时，29军87师261团1营副营长刘飞带领3连130多人攻击月浦镇东侧的子母堡时，只有20余人生还。

当时被敌军抓到月浦镇修碉堡的少年钱华生后来回忆说，国民党军在月浦镇修筑了321个碉堡，挖了数十公里的深壕，镇外延伸100米范围内成为无人区。解放军攻入月浦镇时，钱华生和一些老百姓被关押在地堡里，看到一个战士冲到碉堡的两个射击孔之间，对敌人喊话，敌人继续射击。这个战士拉开手榴弹塞进碉堡的射击孔，被敌人丢了岀来，他抓起来再次塞进碉堡时，手榴弹爆炸了，碉堡内一个敌人被炸死，这位战士肚子被炸裂，肠子流了出来，还大声喊着：“冲啊！”这时，敌军又将十几个老百姓赶出去当炮灰。解放军官兵发现后立即停止了火力攻击，装上刺刀向里冲。在通过一个开阔地时，敌人暗堡里的机枪突然猛烈扫射，不少解放军官兵当即倒下了。我军占领月浦镇后，钱华生跑到阵地前仔细查看，解放军官兵牺牲了78人。这支部队正是87师259团团长胡文杰率领的两个营。

二、一大批优秀的新四军老战士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员为解放上海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上海战役牺牲的烈士中，新四军老战士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人员占有较大比重。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战役中，我方总伤亡为33685人，牺牲的烈士7785人，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16岁。其中，解放军指战员7613名，地方志士100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4]以下谨对为上海解放牺牲的580名烈士作一个简要分析。

首先，上海战役中牺牲的408名解放军连职以上烈士中[5]，29军77人，30军64人，28军53人，31军39人，26、27军各31人，33军23人，20军14人，23军7人，25军4人。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18岁，平均28.9岁。解放战争前入伍的共329人，其中，新四军老战士188名，占57.1%。团职干部7人，新四军老战士4人，占57%;营职干部58人，新四军老战士24人，占44.4%;连职干部268人，新四军老战士160人，占59.7%。如：胡文杰，1938年参加新四军，29军87师259团团长，是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中职务最高者。王里，1939年参加新四军，29军85师253团政治处主任。陈达生，1942年参加新四军，29军87师259团3营教导员。张勇，1944年参加新四军，29军87师260团3营副教导员。

其次，为迎接上海解放牺牲的100名地方烈士（仅限于1949年1-5月牺牲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68人;第二類是国民党军队、警察中从事策反起义人员，21人;第三类是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的民主党派人士，11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0岁，平均年龄29.2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党组织关系和干部党员交流非常密切。如1940年5月，江苏省委根据中央部署，将外县工委所属的浦东工委、嘉定工委和江南特委划归谭震林为首的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10月，将外县工委所属的江北特委、崇明工委划归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军分会前敌委员会领导。外县工委随之撤销。[6]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江苏省委将部分党员分批送到新四军华中根据地。如上海交通动员工委共将1500多名党员干部和技术工人输送到新四军华中根据地。

194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存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有生力量的指示，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刘晓、刘长胜、王尧山、刘宁一等和机关人员从上海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1月13日，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代号淮南游击纵队十二中队，与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融为一体。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秘书张承宗，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地党的工作，并分批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安排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学习培训。[7]抗战胜利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许多干部先后从华中抗日根据地派往上海，领导党的地下工作，与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相互配合，并肩战斗。解放上海时牺牲的地方烈士中，有32人是从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派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如：李白，1945年被派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7日牺牲。沈鼎法，抗战时期任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政训处主任、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游击指挥部第3旅6团团长、崇明警卫团长，后被派到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14日被捕，5月24日牺牲。张困斋，1939年冬回上海进行地下斗争，抗战胜利后负责上海市委秘密电台领导工作，1949年3月19日被俘，5月7日牺牲。秦鸿钧，曾三次往返于上海和苏北，完成了建立地下电台及输送情报任务，1949年3月17日被捕，5月7日牺牲。

第三，解放上海牺牲的72名随军支前干部、民工烈士中，干部8人，民工64人，其中43人来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约占60%。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19岁，平均年龄39.9岁。

三、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的大批干部在接管上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枪杆子开辟的，而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又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是革命的大熔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政的优秀人才，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而且为新中国的成立，准备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为了解放和接管上海，华东局、华东军区从部队和各根据地抽调了5000多人，组成南下干部大队。包括以曾山、徐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杨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等，其中有不少是抗战胜利时北撤到山东等地的新四军老战士，根据老同志回忆，至少有50%以上的人员来自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东局在江苏丹阳组织接管人员集训，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建立机构，配备干部，作好接管上海的准备。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员共30名，其中23人为新四军老战士。他们是：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秘书长潘汉年，军事接管委员会的军事部长陈锐霆、训练部长余立金、政工部长钟期光、后勤部长刘瑞龙、海军部长张爱萍、空军部长蒋天然，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秘书长骆耕漠，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钱俊瑞、韦悫、范长江、戴伯韬，公安部副部长（后改为公安局）梁国斌、李士英、杨帆，近郊接管委员会主任赵毓华，运输司令部司令傅秋涛、副司令曹荻秋，公共房屋分配（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文伯。[8]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5000多名干部按系统进行分工安排，组建了接管上海各系统的工作班子。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肃清残敌、维护治安、恢复生产、稳定生活等工作，顺利实现了全面接管，共接管单位1397个，人员243820名。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中共上海市委委员9名，7名为新四军老战士;常委5名，饶漱石、陈毅、曾山、刘晓、刘长胜，均为新四军老战士。1949年6月，上海市委委员增加到16名，其中新四军老战士9名，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刘晓（1949年8月后改为第二、第三书记）[9];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均为原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有关领导同志。[10]

同时，大批新四军老战士转业到上海各级机关、社会各界以及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敢于担当，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老兵新传”。饮水思源，不忘初心，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上海的解放接管和建设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