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刘

她美丽、灵动，小麦色的皮肤吹弹可破;她有一双绿色的杏眼，一头乌黑、柔顺、及腰的长发，她散发着一种复古的气质，既有印度尼西亚人的味道，又有安第斯山地区的韵味。她对穿着有着独特的品位：猞猁外套、浅色天然丝绸衬衫、生亚麻长裤和一双簕杜鹃色的流线型鞋子。“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当她迈着母狮般谨慎的步伐从我面前走过时，我心里想道。此时，我正在巴黎的夏尔·戴高乐机场，排着队，准备登上飞往纽约的航班。她的出现犹如梦一般不真实，一瞬间的功夫便消失在了大厅的人群里。

那时是上午九点。从前一天晚上开始，雪就一直在下，这座城市的交通也因此比平时更加拥堵，高速公路上的路况甚至更糟，道路两边，装满货物的卡车排成一线，还有数不清的汽车在雪地里冒着滚滚热气。而在飞机场的大厅里，仿佛季节还停留在春天。

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太后面，她为她带的十一件行李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她，瞬间呼吸都停滞了，以至于我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我才从神游中醒来。为表歉意，我问女职员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她回答说：“当然信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又说：“其他都不可能。”然后问我想选哪个座位，是否吸烟。

“都行。”我郑重地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老太旁边就行。”

她还是盯着闪着荧光的电脑屏幕，给了我一个职业式的微笑以示感谢。

“您选个号，”她说：“三、四、还是七。”

“四。”她的笑容逐渐绽放。

“我在这儿工作十五年了，您是第一个不选七号的人。”她说。

她给我圈出登机牌上的座位号，将它与我的其他证件一起递给我，第一次用她那双葡萄色的眼睛看着我，这令我感到愉悦。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到什么时候？”

“谁知道呢。”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降雪。”

这趟飞往纽约的航班，预计上午十一点出发，却在晚上八点才起飞。当终于能够登机时，第一批乘客已经坐在了他们的座位上，而一名空姐也把我领到我的座位上。我无精打采地坐下。在我旁边靠窗的座位上，那个美丽的女人像一个旅行行家一样，正在“占领”着她的空间。“如果我能将这些写下来，肯定没人会相信我。”我想。而我几乎没有想过要用我含糊不清的口齿向她打一声没有底气的招呼，即便这样做她也不会察觉到。

她一丝不苟地收拾着，好像要在这儿过日子一样。她把每一件东西都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把一切都安放得井然有序，直到把自己的座位布置得像一个温馨的小家园，所有的行李物品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她在收拾的过程中，飞机监运员送来了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准备献给她，还好我及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只要了一杯水，一开始她用我难懂的法语和监运员交流，后来又换成了同样深奥的英语，也正因如此，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叫她。她低沉而又温润的嗓音中带着一丝来自东方的忧伤。

当服务员把水送来时，她拿出一个四角镶着铜边，像老一辈人用的衣箱那样陈旧的首饰匣，放在膝盖上并打开。然后又从一块小盒子里拿出两片金色的药片，盒子里面还有其他颜色不同的药片。她井井有条，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些，好像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起，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她的意料之中。最后，她拉下窗户上的帘子，把座椅的角度调到最大，把身上的毯子盖到腰部。她带上眼罩，穿着鞋侧躺在座椅上，背对着我，在接下来飞往纽约的八小时零十二分钟里，她没有一刻不沉浸在梦乡，那么安静，听不到呼吸声，就连姿势都没有变过。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位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起飞不久那位监运员就消失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空姐，她想叫醒那美人，好给她一袋小吃和听音乐的耳机。我将美人曾要求那监运员的话转达给她，但空姐非坚持要亲耳听到不可一一亲耳听到她本人说连晚饭也不吃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可即便如此，空姐还是说，那美人并没在脖子上挂牌说别叫醒她。

我自顾自地吃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仿佛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睡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便举杯祝福一次。

晚饭过后，飞机上熄了灯，放着无人在看的电影，我们俩在一片昏暗里都显得那么孤独。这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大西洋上空的黑夜无尽而透明，在漫天繁星之间，飞机仿佛也静止了。我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她好几个小时，唯一能让我感觉到她还有生命的是她微微皱起的额头，就像云的倒影掠过水面一样，睡梦的痕迹也轻轻掠過她的前额。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极细的项链，几乎与她的皮肤融为一体;她的耳朵没有耳洞，堪称完美;粉色的指甲映射出她健康的体态，左手上还戴着一个毫无装饰的戒指。她看上去不超过二十岁，于是我安慰自己说，这不是结婚戒指，只不过是一场短暂恋爱关系中的情侣戒指。“你知道吗？你就这样睡在我面前，睡得如此坚定、踏实、懒散随意，你那平滑的身形线条离我那双被上了枷锁的胳膊是如此之近。”我心里想着，一边喝着满是泡沫的香槟，一边不停地重复着杰拉德·迪耶戈的十四行诗。然后我把座椅调到和她相同的高度，这样我们靠得更近了，我们躺着，就像躺在新婚的床上一样。她的呼吸节奏和说话时一样，她的皮肤散发出淡淡的气味，那是一种她的美独有的味道。去年春天，我读到过川端康成的一本小说，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京都的一些资产阶级老男人不惜花费重金，找来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们一丝不挂，她们烂醉如泥，他们在同一张床上，那些男人不叫醒她们，不触碰她们，甚至连想都不想，因为看着她们沉睡就是他们享受的本质。那一夜，看着我身边的睡美人，我不仅明白了小说中那些老年人的做法，而且亲身经历了一番。

“谁会相信这一切？”我自言自语，带着酒精刺激下的爱意，“我，在如此高度的日本老人……”

她摘下眼罩，睁开炯炯有神的眼睛，调直了座椅，把毯子掀开，甩了甩扎成一束的辫子，然后又拿出那个化妆匣放在膝盖上，快速补了补妆，她端着化妆盒，正好挡住了我们之间的视线。直到机舱门开了，她穿上猞猁外套，从我腿上跨过去，还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口音礼貌地说了一句抱歉，然后便离开了。什么话都没再说，没有道别。至少应该感谢我为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所做的一切吧。她就这样消失在了纽约亚马孙河上空的黎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