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能真能被“吓死”吗

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对即将处以绞刑的囚犯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将死囚固定，然后蒙上了囚犯的眼睛，并在他的手腕上假装划开了一道口子，随后实验人员打开水龙头让水滴流到另一个桶中。囚犯误以为水滴声是自己正在滴血的声音，没过多久便死了，并且死状和失血过多而亡一样。这样的场景真的有可能导致人死亡吗？

1942年，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发表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伏都教死亡”的概念。“伏都教死亡”也叫“巫毒教死亡”，就是在心理暗示和情绪冲击下引起的猝死。坎农假设恐惧可以影响一个人，使其身体状况因心理困扰而恶化。

与单纯的“被吓死”相比，这种死亡通常会呈现出和所处环境、接触事物、心理预期等相关的生理表现，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囚犯呈现出失血过多而亡的样子。所以说，“伏都教死亡”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心因性死亡或者心身死亡。

单纯“被吓死”，死状通常是相似的，而“伏都教死亡”却可以有不同的死状。坎农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他提到一个毛利的妇女曾吃了一些水果，但后来被告知这些水果来自禁地，于是她深感神的灵魂会杀死自己，结果第二天中午便去世了。

又比如文章中讲到了一位叫做罗布的北昆士兰土著，在被巫医指过骨头后（当地人认为被巫医指过骨头意味着即将死亡），他突然变得十分虚弱，而当巫医澄清这是一个误会后，他又很快好转了。

这些例子都是来源于落后并且有强烈迷信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坎农提出的“心理困扰会引起真实生理反应”的假设并没有被推翻，反而是被填补、阐述以及普遍接受。很多研究者甚至试图通过影像学等方式来解释它的生理基础。

“反安慰剂效应”对我们有何影响

很多研究者认为，“伏都教死亡”应该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反安慰剂效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他一颗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丸，但患者的情况却得到了改善，这是“安慰剂效应”。和“安慰剂效应”相反，“反安慰剂效应”通过负面假设和条件来发挥作用，比如没有乳糖的饮料却引起了乳糖不耐症患者同样的胃部症状。

目前，“反安慰剂效应”集中体现在医疗手段副作用以及疼痛相关研究中。

《英国医学杂志》曾报道，接受虚假治疗的手臂疼痛患者，药物组（实际是糖丸不是真的药）近1/3的人报告出现了嗜睡、口干、躁动等症状，针灸组（针头可伸缩，受试者不会真的被扎到）近1/4的人报告针灸部位有疼痛、肿胀、发红。而这些副作用正是患者之前被告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科学转化医学》上的研究，则用神经影像学的方法支持了这种临床观察。当接受热痛苦刺激的健康参与者被告知镇痛药给药中断时，尽管实际上给药仍在继续，但受试者报告的疼痛指数却从39上升到了64。而此时的影像学检查显示，受试者大脑中疼痛强度编码区域中的神经活动也有显著变化，并且与受试者所报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

那么，这种效应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有文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名26岁的男性，与女友分手后陷入了失落情绪中。随后，他看到一所大学里关于抑郁症的临床试验广告，由于他几年前就有过抑郁发作的病史，于是报名参加了试验。他被分在了对照组，拿到的药物也是安慰剂，但他以为自己服用的是有抗抑郁效果的药物。服药两个月后，因与人争吵，他情绪受到刺激，一口气服下了29粒胶囊。他害怕自己用药过量，于是立刻前往医院。在急诊室里，他经历了严重的低血压，需要静脉输液才能维持足够的血压，否则有生命危险。

怎样减少负面效应

实际上，“反安慰剂效应”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造成的实际效果往往受到个人性格的影响。英国赫尔大学的研究员朱莉安娜·马佐尼表示：“‘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都存在非常强烈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很容易受到影响，但也有人根本没反应。”比如疼痛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体验，人们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疼痛刺激的实际强度，还受到一系列内部信念和调节这些信念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如果要引起“反安慰剂效应”，“口头建议+调节”的模式比单纯的口头建议引起的效应更强。所谓的“调节”，通常是在实验前让受试者接受一些训练和操作，比如让他们观察真实的疼痛。

于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例子，假如故事中的死囚正好是一個“反安慰剂效应”极强的人，从经验来讲他又确定流血过多会造成死亡，再加上先前划开一条小口……一系列因素的组合也许真的有可能造成死亡。但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人处在相似的场景中都一定会接受这样的暗示，也就是说，这样的致死概率其实是极小的。

“反安慰剂效应”是可变的，极端的风险也很低，但有时候却还是能带来明显的反应，并且可能影响到临床治疗效果，因此临床实践中最小化“反安慰剂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医护人员常常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他们需要准确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患者来说，这种告知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加强“反安慰剂效应”。

所以或许需要重新考虑疾病管理的传统观念，比如疼痛管理上尽量避免放大疼痛的副作用。比起告知患者“少数人会出现某症状”，其实更好的说法是“大多数患者能够耐受”。这才是更能减少“反安慰剂效应”的方法。

而对于普通患者来说，由于自身的信念和期望可以影响临床治疗，那么多与专业医生沟通、多关注和了解治疗的价值，可以有效地减少效应的负面影响。而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正在接受医学治疗，一些积极、温暖的语言暗示也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