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

摘要：城市建设是很困难的，高度集中既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效益。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因为不论是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商场里还是在里约热内卢难以驻足的贫民窟中，不论是在中国香港的高楼大厦里还是在达拉维充满灰尘的作坊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自由都是属于在那里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们的最终礼物——城市的最终胜利。当我们苦苦寻求城市病的解决之道时，蓦然回首，或许会发现，原来城市病最好的解药，就是城市本身。

关键词：城市病;城市胜利;解药;爱德华·格莱泽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9）07-0073-75 收稿日期：2019-06-06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叫“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的理念被引入中国，领一时之风气，圈粉无数。当时很好奇，既然有“新”城市主义，那“旧”的城市主义又是什么呢？后来渐渐知道，所谓urbanism，并不是什么具有革命意涵的“主义”，而是英语世界对所有城市生活的统称，至于新城市主义，则是在郊区化以及郊区衰败的背景下，人们对高密度、混合功能、交往频繁的都市环境的呼唤。

既然有urbarusm，自然就有urbanist，我们可以称其为“城市主义者”，他们无所谓“新”“旧”，他们坚定地热爱城市，赞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毫无疑问，爱德华·格莱泽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著作《城市的胜利》，就是一曲写给城市的颂歌。

爱德华·格莱泽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讲微观经济学理论、城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除了2011年出版的《城市的胜利》，他的著作还包括《城市、集聚与空间均衡》《反思联邦住房政策》等。

在序言中，作者就旗帜鲜明地宣称：“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

正文的章节读来有些零碎，这是因为《城市的胜利》其实是爱德华·格莱泽的论文集整理而成，因此梳理出清晰的逻辑线条并不容易。我个人倾向于将这些章节划分为三个视角：城市胜利的表现、城市胜利的原因以及城市胜利的障碍。

1视角一：城市胜利的表现

城市的胜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当然数不胜数，而作者在前三章重点讲述了其中的三个方面，分别是：知识、财富和机会。

首先，自雅典城的时代开始，城市就已经是知识输入的门户，一代又一代自由人涌入城市，获取接受教育、面对面交流、相互迸发灵感的机会，即使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今天和未来，人们寻求面对面交流红利的愿望也不会改变。

其次，城市的兴衰，与财富的聚散相伴相生。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驱动了美国铁锈地带的崛起，1970年工业的整体衰退让底特律等城市陷入困境，而纽约则在金融市场重新聚集了财富，获得新生。财富是流动的，因此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永远保持繁荣。当面临衰退时，盲目而冒进的刺激性政策于事无补，更聪明的做法是减少设施和住宅建设投入，改造空置物业，优化环境，利用低廉的成本引入新的内容，以重新吸引人们的关注。

“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再次，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相当规模的贫民窟，很多人把贫民窟视为城市的毒瘤，但作者却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贫民窟恰恰是城市强大吸引力的表现，而这种对贫困人口的吸引力，来自于城市赋予他们的机会和希望，只有在城市中，这些人才有可能获得向上攀爬的social ladder。正如书中所说：

“评价一个地区的依据不应该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应该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如果某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所默认的家园，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2视角二：城市胜利的原因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作者将城市的胜利归功于城市生活质量、规模经济，以及聚集效益。

许多文献资料、艺术作品，都为我们呈现出城市可怕的面貌，拥挤、混乱、污水横流，还有在流水线上挣扎的工人……可是，这些19世纪的暗黑场景，在今天的城市中已经大大改观，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也远超非城市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城市中洁净的建成环境和高水平的医疗条件。

电动升降机和承重钢结构的发明，让摩天大楼成为可能，也逐渐塑造了现代城市不断向上生长的模样，它让更多人在同一个场所工作、交流，把城市的规模经济发挥到了极致。

而在平面维度上，交通技术的进步在不断拓展城市居民的活动尺度，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居住成本，因为人们可以在交通成本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满意的居所。正因如此，人们向城市的进一步聚集，才产生了正向的边际效益。

3视角三：城市胜利的阻碍

城市的胜利当然不是一帆风顺，而作者提醒我们，要特别警惕“环保主义”的危害。

聽上去，这个观点相当反直觉，尤其在人们日益重视环保议题的今天。可是让我们先仔细听听作者的分析。

作者在“还有什么比柏油路更环保”一章中，找了一个靶子，就是19世纪美国伟大的环保主义作家亨利·梭罗。他曾在波士顿郊外的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并写出不朽名著《瓦尔登湖》，如今依然被一代代文艺青年传颂。

可是爱德华·格莱泽对这位哈佛前辈毫不客气，他爆出一段“猛料”，梭罗当年在森林里烧烤，一不小心烧毁了300英亩林地，而他对此毫无悔意。尽管这件事并不发生在梭罗隐居期间，但也足够让这位环保主义圣徒的人设崩塌。

作者仔细算了笔账，发现郊区生活的单位碳排放量要远高于城市生活，而一味支持环保主义，则会导致整体碳足迹大幅提高。

毫无疑问，作者爱德华·格莱泽真的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城市主义者”（urbanist），他极度崇尚大城市，歌颂高耸入云的天际线和绵延扩展的城市版图;他坚信人是城市的主角，而不是建筑;他不相信互联网会让城市消亡。

相反，面对面的需求会把人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他把简·雅各布斯奶奶和埃比尼泽·霍华德爷爷都嘲讽了个遍，嘲笑他们一个想要保护低矮老旧的街道，一个想要创造远离城市的乌托邦，全都不切实际;他更是把瓦尔登湖畔的梭罗痛批一顿，一把火烧了山林还装逼，简直是颗大毒草。

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作者的很多话都不那么中听：在高度限制和石屎森林之间，他选择后者;在保留历史和开辟未来之间，他选择后者;在走向自然和走向城市之间，他依然选择后者。

不过，在每一个选择背后，作者始终在冷静权衡各种可能性所暗含的成本与收益，而不是单凭一股情绪去鼓吹特立独行的价值观。

他并不否认城市的高度集聚既带来了创新机会，也同样制造了犯罪机会。

正如杰弗里·韦斯特的《规模》一书中所说，“我们无时不刻不在创造并享受着城市带给我们的一切，同时也不得不忍受着城市中的种种不堪”;他并没有彻底否定环保主义，而是倡导一种更加“聪明”的环保主义，也就是要认真考虑不同的环境政策无意之中产生的副作用，同时应当信奉激励措施，而非简单粗暴的限制措施。

这正是本书中特别值得称道的“经济学思维”。

城市建设是很困难的，高度集中既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效益。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因为不论是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商场里还是在里约热内卢难以驻足的贫民窟中，不论是在中国香港的高楼大厦里还是在达拉维充满灰尘的作坊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自由都是属于在那里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们的最终礼物——城市的最终胜利。

《城市的胜利》无疑有不少颠覆性的观点，而恰恰是这些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有助于撞击我们许多早已习以为常的固有观念，将思想推向深刻。当我们苦苦寻求城市病的解决之道时，蓦然回首，或许会发现，原来城市病最好的解药，就是城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