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原 韦青妙 李 佳 于祥远 余红平

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541000)

超重和肥胖已成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的严重问题之一[1]。目前认为，遗传、生活方式、环境等因素影响成年超重或肥胖的发生[2]。“胎源假说”认为出生体重可以预测肥胖的发生[3]，有研究指出高出生体重的婴儿成年后更易超重或肥胖[4]，而低出生体重的婴儿成年后超重或肥胖的风险关系存在不一致的结论[4-6]。在20岁时体重的改变将影响未来代谢综合征的发生[7]，故明确出生体重与20岁左右青年体重的关联，有助于尽早识别高危人群。目前，国内文献少见关于出生体重与18～24岁青年体质量指数(BMI)关联性的研究。本文旨在分析出生体重与18～24岁高校青年BMI的关系，为更好预防高校青年期偏瘦、超重或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5年1月—2016年1月就读于桂林市两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年龄18～24岁且自愿配合调查者。排除标准：患有重要脏器慢性疾病或代谢性疾病者，以及身高体重偏离均值3倍标准差者。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对目标人群以专业学科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利用自行编制的调查表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将低出生体重者或高出生体重者设定为“暴露”组，正常出生体重者作为“对照”组，以青年期BMI作为观察结局变量。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数据、出生体重、生活方式、家族有无糖尿病史等。体格检查包括身高测量(精确至1cm)和体重的测量(精确到0.1kg)。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家长进行电话调查，进一步确定调查对象的出生体重及父母的身高体重信息，如果调查对象自报信息与父母报告信息不一致，采用父母报告信息[8]。由经统一培训桂林医学院本科大三学生作为调查员完成调查工作：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查，并当场对调查问卷及时检查与纠正，剔除不合格调查问卷。

1.3 诊断标准

出生体重<2500g 为低出生体重儿，2500～3999g为正常出生体重儿，≥4000g为高出生体重儿。为进一步探索不同出生体重与成年超重或肥胖的关系，本研究将出生体重进一步划分为<2500g、2500～2999g、3000～3499g、3500～3999g和≥4000g组。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和控制指南》按体质指数(BMI)将成年体重划分为偏瘦组(BMI<18.5kg/m2)、正常组(BMI 18.5～23.9kg/m2)，超重或肥胖组(BMI≥24kg/m2)[9]。

1.4 统计学方法

定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绝对数和相对数描述。因考虑青年期BMI分组为等级变量，故同一特征不同水平的BMI差别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因无法判断自变量对在模型中对因变量g-1个水平累计概率的优势比影响是否相同，故采用多因素无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分析出生体重与青年期BMI的关系，定量自变量以协变量纳入模型，定性自变量以哑变量纳入模型。应用SPSS18.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检验水准0.05(双侧)。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

共调查11 766人，按纳入及排除标准，剔除年龄不在本研究范围以及录入问卷时发现部分逻辑错误问卷后，纳入分析8578人，采用率72.9%。调查者中女性居多(68.1%)，偏瘦2574人(30.0%)，超重或肥胖者384人(4.5%)。低出生体重者占12.6%，高出生体重者占5.9%。不同出生体重分组中均有偏瘦、正常和超重或肥胖者，不同出生体重、男女之间及不同BMI分组青年期BMI水平均有差异(P<0.001)。是否挑食、进食速度、1周体育锻炼频率、1周熬夜频率不同青年期BM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1周吃宵夜频率与是否压力大不同水平的青年期B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对象BMI水平比较[例(%)]

特 征 偏瘦(BMI<18.5kg/m2)正常(BMI 18.5～23.9kg/m2)超重或肥胖(BMI≥24kg/m2)合计HP性别359.4<0.001 男483(17.6)2033(74.3)222(8.1)2738(31.9) 女2091(35.8)3587(61.4)162(2.8)5840(68.1)是否挑食157.1<0.001 不挑食1615(26.1)4280(69.1)302(4.9)6197(72.3) 挑食954(40.2)1335(56.3)82(3.5)2371(27.7)进食速度128.6<0.001 很慢243(41.5)328(56.1)14(2.4)585(6.8) 一般1973(31.1)4134(65.2)232(3.7)6339(73.9) 很快357(21.6)1157(70.1)137(8.3)1651(19.3)1周吃水果频率(d)12.00.008 < 1312(27.4)755(66.3)72(6.3)1139(13.3) 1～2454(28.1)1097(67.9)65(4.0)1616(18.9) 3～41197(30.5)2576(65.7)149(3.8)3922(45.8) 5～7604(32.0)1187(62.9)97(5.1)1888(22.0)1周吃宵夜频率(d)2.30.517 <31475(29.3)3333(66.3)222(4.4)5030(58.8) 3～4530(31.1)1104(64.8)70(4.1)1704(19.9) 5～6331(31.5)659(62.8)60(5.7)1050(12.3) 7230(29.8)514(66.6)28(3.6)772(9.0)1周体育锻炼频率(d)62.6<0.001 < 1715(34.9)1262(61.5)74(3.6)2051(24.0) 1～2847(31.8)1712(64.2)109(4.1)2668(31.2) 3～4780(27.2)1939(67.6)149(5.2)2868(33.5) 5～7226(23.2)695(71.4)52(5.3)973(11.4)1周熬夜(d)频率11.90.008 <1490(33.1)935(63.2)55(3.7)1480(17.3) 1～2393(29.9)871(66.3)50(3.8)1314(15.4) 3～41026(29.5)2303(66.2)150(4.3)3479(40.6) 5～7658(28.8)1503(65.7)127(5.6)2288(26.7)是否压力大2.10.151 是1011(28.8)2351(67.0)146(4.2)3508(41.0) 否1558(30.8)3262(64.5)238(4.7)5058(59.1)年龄[岁,M(P25, P75)]19.0(19.0,20.0)19.0(19.0,20.0)20.0(19.0,20.0)19.0(19.0,20.0)54.4<0.001父亲BMI[kg/m2,M(P25, P75)]22.0(20.3,23.5)22.6(21.1,24.4)23.9(22.1,26.1)22.5(20.8,24.2)272.2<0.001母亲BMI[kg/m2,M(P25, P75)]20.8(19.1,22.8)21.5(19.8,23.4)22.5(20.6,23.9)21.3(19.5,23.3)155.8<0.001

2.2 出生体重与BMI的相关联性

利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青年期BMI正常为参照水平，与出生体重3000～3499g组相比：在未进行混杂因素处理时，出生体重<2500g组及2500～2999g组更易发生青年期偏瘦情况(OR=1.464、1.251)，出生体重≥4000g组不易发生偏瘦(OR=0.667)。校正遗传因素(模型2)以及遗传和环境因素(模型3)后，仍为上述结论，发生偏瘦的OR点估计值随出生体重增加而降低。见表2和图1。

以青年期BMI正常为参照水平，与出生体重3000～3499g组相比：在未进行混杂因素处理时，出生体重2500～2999g组不易发生青年期超重或肥胖(OR=0.667)，出生体重3500～3999g以及出生体重≥4000g组更易发生超重或肥胖(OR=1.520和OR=2.116)。校正遗传因素(模型2)后，出生体重2500～2999g组不易发生青年期超重或肥胖(OR=0.719)，而出生体重≥4000g组仍更易发生青年期超重或肥胖(OR=1.548)。校正遗传和环境因素后(模型3)，出生体重≥4000g组仍更易发生超重或肥胖(OR=1.513)，发生超重或肥胖的OR点估计值随出生体重增加而呈现“J”型线趋势。见表2和图1。

表2 出生体重与18～24岁青年期BMI的关联

*以青年期BMI分组为因变量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参照水平为青年期BMI正常组，模型1不调整混杂因素，模型2调整性别、年龄、父亲BMI和母亲BMI，模型3调整性别、年龄、父母BMI、是否挑食、进食速度、1周吃水果频率、1周体育锻炼频率和1周熬夜频率

图1 不同出生体重成人相比3000～3499g出生体重组发生偏瘦及超重或肥胖的风险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桂林市2所高校18～24岁青年中，偏瘦率(30.0%)高于黄长胜报道的19.6%[10]，超重或肥胖率(4.5%)低于同研究报道的10.1%[10]；出生体重<2500g者(12.6%)高于2006年全国抽样调查(5.2%)[11]；出生体重≥4000g者(5.9%)略高于2006年全国抽样调查(5.8%)[12]。调查对象成年体重情况及出生体重情况与既往文献存在差异，与研究对象不全相同有关。

性别、是否挑食、进食速度、吃水果频率、体育锻炼频率、熬夜频率、年龄、父亲和母亲的BMI等特征均与青年期BMI高低有关联，而吃夜宵频率和是否压力大与青年期BMI未见关联，这与既往研究结果[2]类似。

调整上述混杂因素后，出生体重仍与青年期BMI有关联，随着出生体重增高，发生超重与肥胖的风险呈现“J”字型曲线，这与既往研究结果[4,13-16]类似。出生体重偏低提示宫内发育不良，从而导致胎儿出生后出现“追赶生长”[17]，进而导致儿童期肥胖[18]，而儿童期肥胖往往延续至成年[19]。虽然本研究出生体重<2500g组与出生体重3000～3499g组相比，青年超重或肥胖风险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根据“追赶生长”理论及相应研究，结合本研究结果，仍提示低出生体重可能会增加青年超重或肥胖的风险，而未呈统计学差别可能与调查对象中超重肥胖的人数偏少有关。另外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男性婴儿，成年期偏瘦的风险较出生体重正常者大[20-21]，而本研究也显示，在控制了一般的遗传及环境因素后，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加，青年期偏瘦风险降低，出生体重<2500g以及出生体重2500～2999g组人群相比于出生体重3000～3499g组，青年期偏瘦的风险有差异，与之前研究结果类似，提示低出生体重是青年期偏瘦的独立关联因素。低出生体重者肠道发育不完全，消化吸收功能欠缺，如果营养不足，导致部分低出生体重者无法“追赶生长”[22]而使得成年体重偏低。

造成上述低出生体重者存在青年期较大偏瘦风险及较大超重或肥胖风险的原因，可能与基因背景、早期营养情况有关，限于本研究特点，未能全面分析，将在今后研究中予以完善。另外，本研究中有27.1%调查对象未纳入分析，部分原因是不符纳入条件，同时还提示自愿配合程度不够高。将患有重要脏器慢性疾病或代谢性疾病者，以及身高体重偏离均值3倍标准差者，即青年期体重极度肥胖者和极度偏瘦者剔除，可能也导致了本研究低估出生体重与青年期BMI的关联。

综上，低出生体重组和高出生体重组超重或肥胖的风险均较大，低出生体重者青年期偏瘦的风险较大，高出生体重者青年期偏瘦的风险较小。出生体重对18～24岁青年发生超重或肥胖的影响风险表现为“J”字型关系，对偏瘦的影响风险呈下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