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松 粱玉莲

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250000)

妊娠是一个特殊的自然生物学过程，但对孕产妇的生理及心理均会产生一定压力。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计划生育二胎的妇女数量提高，这部分女性虽已经有生育史，但要面对更多的妊娠压力，如负性生活事件、家庭社会压力等，不仅影响孕妇身心健康，还将增加孕期血压升高、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等发生风险，甚至影响胎儿宫内正常生长发育[1]。压力源与个体应对机制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可产生积极或消极效应，故应对方式被认为是压力产生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中介因子[2]。因此，妇女孕前妊娠压力与个体应对方式对孕期健康及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较少针对计划二胎妇女妊娠压力现状及个体应对方式的报告，或仅局限于某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本研究调查分析了门诊计划妊娠二胎妇女的妊娠压力现状与个体应对方式，为孕前及孕期心理健康管理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2018年1月—6月本院门诊参加优生健康检查且自愿参与研究的计划妊娠二胎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20周岁；②已生育1名子女，本次计划二胎妊娠；③身体健康，精神状态及认知功能正常；④沟通交流无障碍，能够配合临床研究并独立完成调查表填写；⑤知晓本研究目的和内容且自愿参加，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重大躯体疾病病史；②有精神、神经系统疾病既往史或现病史者；③近1个月内有抗精神病药物用药史；④认知功能障碍、沟通交流障碍、不愿意合作或其他原因导致难以合作。本次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且批准通过。

1.2 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计划二胎原因、医疗付费方式、家庭收入、家庭功能(自我感觉良好、一般和障碍3级)及头胎孕育情况(性别、生产方式、高危妊娠)等。

1.2.2妊娠压力量表(PPS)采用参考文献[3]中妊娠压力量表(PPS)进行评价，包括父母角色压力(15条)、母子健康压力(8条)、身体活动与外形改变压力(4条)、其他压力因素(3条)共4个维度30个条目，单个条目按无、轻、中、重度以0～3级计分，总分0～90分，得分越高则妊娠压力越大。单项得分≥1分即为该压力表现阳性。得分系数=实际得分/最高可能得分×100%，得分系数>80%为重度压力，40%～80%为中度压力，<40%为轻度或无压力。量表Cronbach’α 系数为0.78～0.92[4]。

1.2.3个体应对方式采用压力反应问卷(SRQ)[5]与特质应对问卷(CSQ)[6]评价应对方式。SRQ量表主要测评情绪反应(12条)、行为反应(9条)、生理反应(7条)共3个维度28个条目，按无、轻、中、重、极重以1～5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压力反应越大。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 0.75～0.89。CSQ问卷包括积极应对(12条)与消极应对(10条)2个方面共22个条目，按无、轻、中、重、极重以1～5级计分，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77～0.85。

1.3 调查方法

由经过系统培训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在就诊当日在安静室内独立填写问卷。填写问卷前，由调查员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调查问卷的结构、内容、填写方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要求受试者严格遵循实际情况填写并匿名提交，承诺问卷内容保密，问卷均现场发放、现场回收并检查其完整性，如未填写完整则当场询问并加以补充。

1.4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资料

本次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回收594份，有效回收率为99.0%。有效问卷妇女均为汉族，年龄(33.5±5.1)岁(23～49岁)；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70名，高中/中专119名，大专/本科及以上405名；医疗付费方式为自费171名，医疗保险334名，农村医保89名；家庭观念良好358名，一般181名，障碍55名；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184名，3000～6000元242名， >6000元168名；第一胎为男性257名，高危妊娠82名，剖宫产221名。

2.2 调查对象妊娠压力与个体应对方式

594例妇女，PPS得分系数为23.7%， SRQ得分系数为47.3%，均属轻度压力反应；CSQ得分系数较高。见表1。

2.3 调查对象妊娠压力表现

分析PPS量表中单项≥1分的压力表现阳性，排名前10项以母子健康压力及外形改变等为主。见表2。

表1 调查对象妊娠压力与个体应对方式评分(分)

表2 调查对象妊娠压力表现

2.4 妊娠压力与个体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除“父母角色压力”外，PPS各维度与SRQ总分、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性，与积极应对总分呈负相关性(P<0.05)。见表3。

2.5 不同人口学调查对象妊娠压力情况

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计划二胎原因、付费方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功能、头胎性别、头胎产式及头胎高危妊娠均对调查对象妊娠压力具有影响(P<0.05)，而年龄未见影响(P>0.05)。见表4。

表3 妊娠压力与个体应对方式的相关性(r值)

*P<0.05

表4 不同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妊娠压力情况(分，

2.6 影响调查对象妊娠压力的多因素分析

以PPS评分为因变量，一般人口学资料及SRQ、CSQ评分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个体应对方式对PPS具有独立影响作用，SRQ及消极应对为危险因素，而积极应对为保护因素(P<0.05)。见表5。

表5 影响调查对象妊娠压力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妊娠压力是指个体或家庭在计划妊娠前面临的生理、心理、精神、环境及物质等方面的压力[7]。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将引起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改变，女性需要面临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挑战，迫于现代生活压力，面对二胎妊娠压力较大[8-9]。陈钿等[10]meta分析显示，社会心理压力因素是中国妇女不良妊娠结局的高危因素。Taguchi等[11]研究显示，在排除生物学相关因素下，生育压力是影响女性妊娠结局的主要因素，且产前心理压力检查对妊娠结局有一定预测价值。因此，分析备孕妇女尤其是计划二胎备孕妇女的妊娠压力对孕期保健及改善妊娠结局作用不容忽视。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计划妊娠二胎妇女普遍存在轻度妊娠压力，其中母子健康压力评分及得分系数最高，其次为身体活动与外形改变压力，提示母子安全健康问题及产后外形改变等是她们主要妊娠压力来源，这与杨丽全[12]、宋丽青[13]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另外，在PPS量表28项症状中，位列前10项的阳性症状中前8项均与母子健康及安全有关，排在第9位为担心产后体型改变所致压力，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因素是影响妇女妊娠压力的主要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这类妇女对分娩知识认识不全面，对自身身体状况不自信或上一次分娩的不良体验等诸多因素有关。虽然现代医学技术水平较高，孕前检查技术完善，但难以完全排除胎儿畸形、遗传性疾病，且部分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不良妊娠结局等难以预测，妇女在孕前及产前十分担忧胎儿健康及安全。计划二胎妇女虽然经历过孕产，但仍对第二次分娩安全及疼痛存在焦虑或恐惧心理。此外，计划二胎妇女更加担忧产后体型改变难以恢复至产前状态。因此，对备孕二胎妇女指导及孕期保健时应加强心理、饮食及运动指导，帮助产妇缓解妊娠压力，在保证自身及胎儿健康的基础上促进产后体型恢复非常必要。本组的父母角色压力评分及得分系数均较低，与赖薇等[14]研究结果接近。可能是由于她们已经生育过一胎，角色转换相对容易，且已基本掌握育儿技能，故因父母角色所致压力感相对较轻。有近1/3的妇女担忧产后新生儿照护问题，可能与二胎后家庭构成复杂化、无人帮助照顾孩子等有关。因此，备孕二胎妇女所承受的身心压力更大，更需要配偶及家庭支持与关爱，加强健康指导尤其是婴儿护理指导等，对减轻妇女的妊娠压力有积极意义。

个体在承受或面临一定压力时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或态度，这是一种包含了多种策略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的认知、行为、态度，不同的个体应对方式可引起压力情境对个体影响时间、程度的差异[15]。本研究妇女普遍存在压力反应，SRQ得分以生理反应、情绪反应表现最为突出，但整体处于轻度压力反应水平。同时，消极与积极应对得分系数均较高，PPS与SRQ呈正相关性，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性，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性。可见压力反应及消极应对方式对妊娠压力具有正向作用，而积极应对则表现出反向效应。提示妊娠压力可引起一系列不良生理、心理、行为等反应，消极应对将加重妊娠压力及压力反应，而积极应对则有缓解作用。备孕二胎女性在面临压力时，如能够积极主动探索、接收相关知识或信息，提高分娩知识，采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解决问题，主动配合医护人员或遵循医嘱，可更好地维持健康的身心状态，更有利于妊娠及分娩。

计划妊娠二胎女性的妊娠压力影响因素颇多，本研究中显示，在医疗付费为自费妇女中PPS评分高于保险付费妇女，且农村医保妇女高于医疗保险妇女。同时，家庭收入较好妇女表现出更低的PPS评分，但回归分析并未显示家庭收入对妊娠压力有明显影响。分析认为：经济因素对目前我国妇女的二胎计划仍存影响但并非主要因素，而与医保形式关系较大，考虑与我国日益增长的住房压力、教育成本等有关。同时，来自配偶或父母的压力、家庭观念障碍的妇女PPS评分也较高，考虑为女性妊娠需要承受较大的身心压力，自身生育意愿及家庭支持等影响较大。此外，文化程度较高女性具有较大的二胎生育压力，究其原因为女性对事业重视度高，而妊娠与事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增加了妊娠压力。研究还显示，头胎高危妊娠、剖宫产史女性具有更高的PPS，考虑与其担心二胎妊娠安全及产后康复有关。除去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影响下，SRQ及消极应对是妊娠压力的危险因素，而积极应对为保护因素。卢凤笛等[16]调查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缓解不孕症妇女的焦虑、抑郁情绪，而消极应对方式则有直接加重作用。曾晓琴等[17]对280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研究显示，妊娠压力、消极应对方式可直接加重心理健康症状，而积极应对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卢娜等[18]研究亦显示，在计划二胎的高龄不孕女性中普遍存在生育压力与压力反应，且压力反应及消极应对方式与生育压力有正相关性，积极应对则与生育压力有负相关性，积极应对方式对这类妇女的生育压力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在指导计划妊娠二胎妇女生育中，完善对其及其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行为等健康指导，根据其压力类型及压力反应采取针对性心理指导，尤其是对消极应对妇女加强心理咨询服务与健康指导，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家庭关系，引导其建立积极应对方式，对缓解其妊娠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针对积极应对妇女提供充分的分娩信息咨询或查询途径、良好的就诊环境也非常必要。

综上所述，计划妊娠二胎妇女虽有妊娠分娩经历，但多方面因素影响仍存在一定的妊娠压力，压力源主要来自对母子健康及安全担忧、对产后身体活动及躯体形态改变的担忧，而压力反应及个体应对方式对妊娠压力具有直接影响。在临床实践中有必要针对这一群体开展主动、持续、个体化干预指导，针对不同类型压力及压力反应孕妇开展个体化心理干预与健康教育，帮助其缓解妊娠压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降低二胎分娩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