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宇旻

“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1410年（明永乐八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 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纂《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在历史上不仅深，而且水流急，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

在今天，经历辉煌的深圳人正在重新梳理自己的城市历史，有当地人反对再用‘‘/J、渔村”一词来概括改革开放前的该地全貌，这显然一定程度上带着重新凝聚激发历史自豪感的动机。从历史资料看，1979年以前的深圳，即使不能称为“小渔村”，至多也是一个荒远的边陲小镇，它既不在广东省政治、经济核心圈层的笼罩范围之内，在当时也尚未得到国际贸易线的滋润。它只是东莞市南边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边隅。

就是这么一个穷且偏远之地，为何能在40年的时间里大跨越、大发展，成为媲美港澳、大咖云集、享誉全球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有学者总结称，深圳的开放事业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开辟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吸引合资独资企业，到外资参与城市高楼群、商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到港澳台加工贸易企业蜂拥而至，再到国际大型制造企业、跨国公司、科技企业、服务业、金融、商业、分销网络大规模进入，到今天，已以一种乘数效应，形成了外向性因素进入的洪流之势。

深究其中曲折处，白有风雨话沧桑。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是顺风顺水的，用40年的时间从无到有构建出一座国际化科创之城，期间显然不缺乏困境与瓶颈、爬坡与踏坎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迅速产生成效，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处在探索阶段。

那时，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和现在不一样，海南岛尚属于广东省管辖，深圳并未成立，它只是广东省下辖的一个县，叫宝安县。

宝安临海，住着不少渔民，当时，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从此，对标香港，成为深圳的使命，只是那时候谁也不会想象，40年以后，深圳GDP将会超越香港。

1978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建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肩动。

李灏是迄今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他在《深圳口述史》中回忆道：“有一天，国务院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的，不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调节的。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声有色，但是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从银行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大……对于改革而言，经济特区是个新事物，对全国都有影响。那个时候，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实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

而在近两年颇受深圳读者欢迎的回忆录《改革开放这些年（深圳19792017）》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第一批设立的国家四个特区中，深圳面向香港，珠海面向澳门，汕头和厦门面向东南亚，这是区位优势，然而在四个特区所面向的地区中，唯独香港在经历廉政风暴和产业升级后，短时间内成功跻身亚洲经济龙头，成为了全亚洲最繁荣富裕的地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资本、经验和渠道来孵化深圳。这个特殊的地缘优势，使得深圳相对另外三个特区有更优厚的本钱，实现高于其他特区的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朝气蓬勃，招商引资诚意满满，海外资本纷至沓来。事实上，在特区获批前夕的1980年1月，深圳蛇口就已经率先招商引资，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0年，蛇口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瑞（士）机械工程有限公司”。1982年，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进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购物中心开业。1983年，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资企业：三洋电机（蛇口）公司。

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譬如，第一家合资企业来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由港商投资，而比邻港澳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是吸引了香港的大批企业家，他们窥准时机，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把制造业北移，向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进发。

改革方面，这一时期的深圳可谓“破立并举”。破，针对的是传统制度和观念约束;立，指的是以蛇口、罗湖为龙头的工业区建设和城市商业建设。许多项“第一”在这期间敲下，包括但不限于一一

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1987年12月，深圳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以525万元的价格，获得了市政府拍卖的一块858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使用期限50年，如今通行各地的“招拍掛”制度，最初就发轫于深圳。

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1983年7月，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股肩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发行股票的当天，购买的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 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1987年9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市十二家金融机构出资组成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一一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而此前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中依稀对证券交易场景有一点印象。

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全国第一部国企股份化法规制定，第一次白发的公司并购发生......多年以后，有人点评，深圳的大多数突破性改革举措都是在这段黄金时期打下了基础。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深圳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理論上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以后，深圳到处澎湃着二次创业的激情，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高潮。

二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浪潮迅速浸润我国沿海地区、深入内陆腹地，深圳作为第一批先行试点的城市，独特性变得不再突出。

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时代的进步。不过，对于当时的深圳人来说，难免带来失落和迷惘，城市发展定位一度失去方向。从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头几年，深圳遭遇一系列青春期的烦恼：虽然，包括GDP、工业产值在内的经济指标仍然保持增长势头，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城市在招商引资方面进入低潮，“特区不特”的质疑开始浮出水面。同时，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股杂乱而浮躁的气息飘荡在大街小巷。

2002年，一篇文章的出现被载入了深圳的城市发展史。人民网、新华网的论坛上出现一篇1 8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媒体舆论巨大反响，激起深圳市民集体共鸣。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深圳两大高科技产业支柱一一华为、中兴盛传即将把总部迁往上海，不仅如此，当地金融业两大企业一一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也在考虑将核心业务部门移往上海，连好不容易招来的零售业跨国公司巨头一一沃尔玛，也在考虑把中国总部迁出深圳，如果这五大巨头全部“迁都”，深圳的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无疑被釜底抽薪。

《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字里行间透出对城市的浓厚感情和深深失落：“显然，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不久，该文作者被时任深圳市政府领导接见，这反映了文章观点在政府层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四

深圳市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的引资风潮持续了十年时间左右，附加值低、粗放发展、污染环境等问题逐渐显现，政策层面形成新共识，要进行产业迁移和转型升级。

199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提出第一次创业为深圳经济特区打基础，第二次创业要调整产业结构，高速推进经济发展，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厉有为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伊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吸引来的投资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环境的企业，例如小电镀化工厂小印染厂等，生产中产生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企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彻底淘汰。但是要做到谈何容易？以当时的‘三来一补企业为例，都是当时各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们依靠这些企业致富。但从全市层面来看，这些加工企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或升级或迁移。这样一来，就会触动各个村的利益，村里就不愿意了。”

幸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背书”，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有力支持下，深圳市制定了若干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当时，村民不太理解，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现在看，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大家都是获益者。”厉有为回忆道。

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回过头看，这是比较重要的历程节点，从这一年始，深圳借助全球网络科技热潮，致力推动科技创业，除了通信行业出现了华为、中兴，互联网公司涌现了腾讯、迅雷，电子信息有长城，还培育出华强北这个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中心。宝安、龙岗两个传统制造业基地则有意识地实施技术改造升级，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齐头并进，与高新技术产业一起，共同形成了三大支柱产业。虽然期间一度出现上文提到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反思和讨论，但朝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微妙曲线两端转移的步伐，并没有放慢。

2003年，我国香港地区实施自由行政策，赴港旅行更加便利，大大深化了深圳和香港两地企业家的合作关系。在腾讯初创时期，创始人马化腾常常往返深港两地，在企业起步阶段获得全球知名风投机构的关键性融资;如今无人机领域的领先企业一一大疆科技的创始人汪滔则是在2003年入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2006年本科毕业、准备读研时创立大疆无人机，产学研结合的模式风格十分明显。

2005年，深圳提出建成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争取实现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转变，而几乎同时，香港逐渐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制造业彻底外迁，越来越依赖地产、旅游和既有的国际金融地位作为经济支柱，一河之隔，路径迥异。

五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深圳迎来了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和集群式崛起，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的行业引领者几乎都诞生在深圳，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知名公司腾讯、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大疆无人机、华大基因在各自领域出尽风头、独领风骚。杭州有阿里，深圳有腾讯，几乎占据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现代服务业方面，深圳的全国500强企业受到新一轮高新技术浪潮带动，也焕发了新貌，扩大了在各自领域的巨大竞争优势，尤其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万科地产、中信证券、正威集团......而其它城市的一些知名企业逐渐将核心业务迁往深圳，引起舆论关注，如恒大地产。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旋风式崛起、又迅即跌落神坛的企业现象，譬如2014年初创的全国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一度火爆，但如今业绩平平，并未达到人们的期待。当然，作为一个不断探索的创新城市，持续更新的500强名单，本身也是百川入海、有容乃大的见证。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同志离京考察的“第一站”，来到了“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深圳经济特区所作的历史贡献，对经济特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打造新的发展平台、服务“一国两制”战略、强化创新人才支撑、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等提出新的要求。

新挑战总是不断涌现，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近年来，随着深圳的人口规模不断膨胀、空间容量渐趋饱和、租金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这座城市又面临新的节点。2018年，华为又一次陷入外迁传闻，此次的“接盘侠”是东莞松山湖，对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总部永远在深圳。”不过，结合2016年中兴将生产研发基地迁往河源的举动，暗示的信息似乎已经相当明显：今天的深圳面临昨日的香港同样的难题：怎样应对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化外迁？如何保持城市的持久竞争活力？对于深圳这个国内一线城市来说，没有指示牌，没有活样本。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珠三角地区进入新的区域融合发展阶段。这份文件会不会成为下一轮深圳跳跃的起点？时间可以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