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着眼于康德、卢梭、洛克、霍布斯等古典政治哲学大师，要数对他们理解最深的近现代学者，英国最著名的犹太人之一以赛亚·伯林一定算是一个，更可能是排名第一的一个。他的思想在左右两翼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赞誉也罢，批评也好，但无论如何，其试图冲破人类终极解放与所谓最优选择之间的怪圈，以及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自由可能被终极目标反制的恐怖，这些观点无疑是极具意义的。

伯林最负盛名的作品《自由论》被视为继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后，有关人类自由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其中“两种自由”的划分更可谓“泽被后世”。于此，我们就从这本《自由论》开始，从它的诞生说起。

变化与拖延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凯瑟琳·林内负责了《自由论》的最初出版，当然，也许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本书的出版周期长达16年之久。即便后来她在给友人的备忘录中写道，“《自由四论》（《自由论》前身）的起源，就像在我成为他的编辑之前的另一本文集，即《维科与赫尔德》的起源一样，是混乱和拖延。牛津大学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档案充满着轶闻：挫折、误会、犹豫、搪塞、不切实际的期望”。

《自由论》出版的设想最初肇始于1953年11月，伯林著作代理人办事处（后改称科迪斯·布朗公司）于当时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公司寄出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将会负责这本书的代理，彼时四论中只有前两论写就，但很乐观一本“政治体裁”的文集正在生产中。“我将尽快搞到伯林先生的作品清单。”布朗在信中不无自信地说到。

1958年，伯林作了广受称赞的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1959年，他作了罗伯特·威利·柯恩纪念讲座演讲《穆勒与生活的目的》。这两篇作品因此成为这本书的组成部分。1960年，纽约办事处颇为乐观地临时将著作定名为《选集》。

在当时，伯林着力于写就一篇有关自己两次演讲，也即《自由论》中前两论中引起学界与社会争议话题的回复，作为此书的导言。关于此篇导言，伯林曾经给出版社方面如此回应：“关于我的论自由普及版的导言，不仅仅是一个打字问题——我真希望的确如此。你很清楚，最后修正是我的分内事，但并不是它使我拖延了。我想写一个前言，而不是一个后记，以这种方式来讨论并尽我所能地回答这三篇文章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与反驳——并不指名道姓，而是概括性地谈谈。这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我是个慢工，我希望能在夏天做好。”

一年半之后，即1961年3月左右，出版商发出了近乎绝望的疑问：“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伯林已经开始着手他所坚持的那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对此，伯林表示，他会在这个夏季即七八月份动笔。

夏天转瞬即过，是年9月，伯林的打字员谢尔顿代表伯林说，他正在写作一本称作《自由论》或《反潮流》或《反主流》的书的导言。导言答应于1962年1月交稿。11月份，出版商致信给该书编辑凯瑟琳·林内：“我肯定伯林说的仅仅是一句空话。”

约定期限再次到来，1962年1月，伯林不得不为自己的再次逾期道歉，他在信中表述道，“對于收有论自由及一般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导言，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在夏季之前无法完成这个导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牵涉到阅读有关这本书各篇的大量批评——这是新的导言的要点——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对反驳意见的回应。批判性的评论似乎从未停止，虽然我准备以1962年1月作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2） 我实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课程表之外我有太多的讲座，要出席太多的委员会，我自己深知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写好导言，我会在5月或6月动笔，你将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事使出版推迟，那么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怪不得别人，但我真切希望这不会太扰乱您的出版计划。”

针对此篇回信，出版商回以如下短句：“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1963年2月，再次逾期，再次致信，这一次柏林的说辞如下：“《自由四论》的导言……是个麻烦的差事。”面对如此磨人的状况，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被问及是否要取消出版合同，“导言答应我们至少四年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现在见到它了。”最终，出版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以1966年4月为期，若那时伯林仍然无法写好，牛津大学出版商将出版不带导言的《自由论》。

不用说期限又过了，表面的理由是伯林病了。1966年，在正式印刷前，出版商就两种排版方式征求伯林的意见，并解释后续无法改变。《四论》的校样11月底出来，但仍然没有看到导言。1967年5月导言终于送达，但旋即被收回，因为伯林希望获得另外两位学者的批评指导。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章本身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尽管他承诺不这样做。这导致了出版商如下咬牙切齿的评论：我觉得我必须 “提醒你”本书已经由莫诺制版机制版，这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铅字样，而是一张软片。每一处修改都涉及精密的制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人眼中清除白内障;软片的表面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将被拉大，这种修改是非常昂贵的。

后续有关该书的出版，又经过了数次修改与推迟，而伯林除了在书信中施展自己某种过人的“拖延反复”技能以外，还当面与出版商斡旋，并取得骄人成功（延期且让发行商承担修改的巨大损失）。样书最后于1969年3月送达伯林，5月5日正式出版。

“肤浅的”自由之子

1909年伯林出生于俄国里加（现属拉脱维亚）的木材商之家，家境优渥，是典型的富二代。后全家搬至彼得格勒，1921年又流亡至英国。1917年，八岁的伯林亲眼目睹了俄国革命的失序，警察被暴徒拖着在大街上走，最终失血过多死亡，这一可怕回忆令他终生对革命性暴力保持警惕，当时的言论控制也给伯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经历也暗中注定，伯林成年后的关注领域会集中在自由与政治。

《自由论》的出版过程上文已述，但必须明确的是：所有的等待与反复，完全值得。书中最著名的要数“两种自由概念”，通过辨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伯林试图对“自由”作出更为恰当的界定，限制其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并揭示对自由的误解、扭曲和滥用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危险和灾难。简单来讲，“消极自由”是指人民所拥有的，且长久不变的基本自由，其中关键因素乃是存在多少种可能;“积极自由”则关注到人们想要做的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关系。但如此简单的描述势必偏颇，伯林也在著作中对相关概念多加阐述，力求在 “消极”与“积极”中寻得自己最佳立场。

除了“两种自由”以外，伯林还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俄国思想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思想家分类法——“狐狸”与“刺猬”。所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即“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针防御”。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野心的冲动。

当然，伯林是一只狐狸。无论是两种自由中更偏爱绝对的“消极自由”，还是一边倒地推崇穆勒《论自由》中有关人类思想多样性的观点，无不在昭示着伯林狂放的自由主义内心。但他也深知欲望的可怕，所以更珍视欲望的实现。因此，伯林避免一切可能让他失控的自由。如伯林从青年开始，就对欲望保持恐惧，即便在致命的诱惑面前也无动于衷。因此，伯林不愿跟年轻女性交往。他甚至认为年轻女性容易干扰他的美好生活。

自由的伯林有时十分自傲，一如许多学者批评他文字中流露出的洋洋自得与优越。再举一例，伊朗学者贾汉贝格鲁问伯林：阿伦特说，如果维柯生活在现代，那么，他就会把目光转向技术，而不是历史。你怎么看？伯林答道：簡直胡说八道！

自由的伯林有时十分谦逊，他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招手即停、到地就走，文章都是别人指定题目的应景之作。因此，当伯林得奖后，他说：“我只写了一本书和一堆文章，实在是过誉了。”但实际上伯林的作品简练清晰、通俗易懂，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叶礼庭曾问伯林：“你为什么活得这么幸福？”伯林答：我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我肤浅。我只是生活在表层上。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概念与范畴》《自由四论》《维柯与赫尔德》《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人性的曲木》《现实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