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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伯林

2021-08-19王前

南方周末 2021-08-19
关键词:思想日本

王前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201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伯林早年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伯林主要著作的中译本至此大体出齐。

河合秀和发表在日本《国际交流》杂志上的纪念伯林的文章。

日本《思想》杂志2021年6月份的伯林专辑。

★在评价伯林的整个贡献时,河合说伯林既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又结合了他对欧陆思想的兴趣——包括重视思想对实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伟大的思想家。难怪后来有人评论说读伯林的思想史论文,就好像坐在漆黑的窗边看欧洲思想世界被灿烂的烟火照亮一般精彩。

伯林与日本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朋友肯定会怀疑笔者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写《自由论》的伯林跟日本水米无干,你寻找伯林,怎么如此南辕北辙? 如果嫌去伯林的故乡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不方便,至少应该去伯林住了几乎一辈子的英国嘛。的确,伯林跟日本听上去八竿子打不着,这位哲人虽然主张价值多元论,跟他研究过的赫尔德一样都提倡文化多元论,但从他一生的工作来看,亚洲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就像他在那篇耶路撒冷奖获奖致辞里说的那样,他一生的三条主线是俄国元素、英国元素和犹太人的身份。但据笔者所知,日本大概是最早译介伯林的国家,收入《自由论》的那篇“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出版后没过几年就由著名政治哲学家福田欢一(1923-2007)翻译成日文。福田是战后新制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的得意门生,也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师弟,他俩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牛津访学期间,跟伯林成为朋友。要说留学生的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就有日后成为知名历史学家的萩原延寿(1926-2001)去牛津留学。紧接着六十年代初有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河合秀和也去牛津深造,陪同丸山听过伯林的课。

伯林最著名的作品《自由论》1969年成书,两年后就有了日译本。后来萩原和丸山等人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推荐,邀请担任英国学术院院长的伯林访日,给他和太太艾琳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日本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学界的精英几乎全部出动,由福田欢一和河合秀和领衔主编,大名鼎鼎的岩波书店出版了世界上除英国之外的第一套《伯林选集》(四卷本,1983-1992)。1997年伯林去世后,出过《自由论》和《伯林谈话录》等书的著名学术出版社美篶书房在该社月刊《美篶》(1998年2月)上发表了一组追悼文章。

“结识”哈蒂

笔者刚来日本留学时,在法政大学图书馆看到《伯林选集》,如获至宝,因为留学前读过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布莱恩·麦基编写的《思想家》一书,对第一个出场的哲学家伯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读他的书。托日本西书店买书方便之福,让我得以陆续收齐。还记得在神保町北泽书店看到那本TheSenseof Reality(Chatto&Windus,1996)精装本后,穷学生犹豫良久才咬牙买了下来。后来去图书馆再一查,发现日译本除了《自由论》和《伯林选集》外,《刺猬与狐狸》《卡尔·马克思》和《维科与赫尔德》等也早已有了译本。没过几年,哈蒂整理的《北方的博士》《浪漫主义的根源》也有了日译本。作为翻译大国,一直到本世纪初,日本学界翻译伯林的著作的确走在了中国学界的前面。

随着伯林的去世,原以为伯林的书出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进入新世纪后,哈蒂编辑的《伯林书信集》第一卷(2004)出版了,令我大喜过望。看着近八百页的精装本一大册,着实被哈蒂这位既有学识又能干的伯林专属编辑的认真劲儿给震撼了。当时还不知道最终会出几册,稍微读了几封,就觉得这是了解伯林乃至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好书,因为伯林交往的朋友实在多,上自总统女王,下至年轻学子,三教九流各个领域都有。说得夸张一点,光看书信集就几乎可以整理出一本二十世纪世界名人录来。翻到书信集的最前面时,看到了哈蒂写的呼吁信。他在信里请伯林信件的持有者向他提供消息,让他能够编辑更加完整的伯林书信集。当时就想,这可真是浩大的工程。

丸山真男与伯林

那时我正好在读刚出齐的五卷本《丸山真男书简集》,第二卷里面有谈伯林访日的一封长信。丸山在这封长信(1977.5.30)里,介绍了当年4月份伯林访日的缘起,说是他跟萩原延寿商量,与其请一些研究日本的没意思的外国学者,不如请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世界级学者访日更有意义,所以向国际交流基金建议邀请伯林访日。丸山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说,这一建议就脱不了身了,于是就一起草拟了伯林夫妇三周访日计划,定下省去日式过度招待的原则,尽量让伯林夫妇有一些自由时间。其中一周安排到京都、奈良等关西一带观光交流,除了跟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学者交流外,还特地安排伯林跟汉学大师、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对谈。丸山说这是为了让伯林关注完全不在他视野之内的中国古典。在东京举办了两场演讲,一场谈乌托邦思想,另一场谈民族主义。丸山说伯林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一样快得跟不上。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学,伯林也有一场演讲,谈的是浪漫主义。

在东京期间,丸山不仅亲自陪同伯林夫妇一天,还请来了他的好友、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思想造诣很深的大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2008)一起陪同。丸山觉得光看观光客通常去的桂离宫和东照宫等无法真正了解日本,所以亲自陪同伯林夫妇去充满庶民风情的浅草寺一带玩,还请客人欣赏了浅草木马座的“安来节”(岛根县地方民谣),想让伯林夫妇体验一下日本老百姓的娱乐。虽然丸山向来以现实感锐利著称,出乎他意料的是,计划不太成功。丸山说伯林对浅草寺的观音、五重塔等文化古迹和自然风光几乎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在看到著名的雷门的雷神和风神时说这是“瓦格纳的世界”!途中聊天时也都是谈他喜欢的赫尔德等西方话题。丸山请伯林夫妇在一家叫巴拉莱卡的著名俄罗斯餐厅吃饭,据说伯林吃得很开心,还哼起了俄罗斯民谣。丸山说自己被戏称为日本三大侃爷之一——另两位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桑原武夫(汉学大师桑原骘藏的儿子)和以研究法国哲学著称的哲学家森有正(明治时期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之孙),可跟伯林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丸山在这封长信的后半段提到伯林回国后曾写信向他致谢,我判断伯林这封致谢信应该收藏在东京女子大学图书馆内的丸山真男文库里,因为丸山去世后,夫人丸山由加里按照丸山生前的安排,把几乎所有藏书和手稿等都捐赠给了这所大学。于是我就给哈蒂发了封电邮。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说请我帮这个忙。既然正式受托,第二天我就给负责整理丸山文库的一位学者发了电邮,他回信告诉我丸山文库的所有手稿都还在整理,无法对外开放。我追问何时可以整理完毕,他说不知道,也许很久。我不死心,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按照丸山书信集里的地址给丸山夫人写了封信。过了大约一周左右,出乎意料,竟然收到了丸山夫人的亲笔回信。她说因为书信等都已经捐给东京女子大学,家属无法介入,非常抱歉。那封信写得非常亲切,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冒昧打搅丝毫没有责备的感觉,让我感到很过意不去,毕竟那时她已经是耄耋之年了。那以后每年都收到丸山夫人的贺年卡,上面有时还写着对时局的评论,笔锋之锐利,难以想象是出自高龄长者的笔下。

几年后,我在《未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写中国学界如何介绍丸山真男、伯林和本雅明等外国思想家的随笔,寄了一本给丸山夫人。丸山夫人回信说把杂志供在丸山的灵前了,读了一阵感动,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夫人还随信寄来了一本鹤见俊辅等人对丸山的访谈《关于自由的七个问答》作为答谢,于我而言是书架上弥足珍贵的礼物了。十年前我的第一本日文书《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讲谈社,2011)出版后,里面有一章提到丸山和他研究过的福泽谕吉在中国的影响,我也寄了一本给丸山夫人,依旧收到如沐春风的文字。孰料四个月后看到她去世的消息,很遗憾缘悭一面。

“邂逅”施米特

那时我还想到了一位大学者,就是福田欢一先生。这位继承了南原繁的衣钵,一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大家,虽然名气不及师兄丸山真男,但在其领域绝对是泰斗。有一次去京都开会,福田先生也来了。我在发言中提到了伯林,休息时福田先生对我说伯林是他的老朋友,让我倍感亲切。那之前就读过他给日本的《伯林选集》写的解说,对伯林思想之把握极其到位,绝对不输给伯林原版文集写序的英美学者。虽然在寻找伯林给丸山的书简一事上碰了壁,还是斗胆给福田先生写了封信。过了一周左右,收到了回信,结果同样很令人失望。福田先生说是有一些伯林给他的信件,但年月已久,已经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两次碰壁,我也就只好作罢。不过我从哈蒂那里还接受了另一项任务,就是向他提供日本和中国研究伯林的相关信息,因为那时他已经在编辑伯林网站Isaiah Berlin Virtual Library,也收集世界各国研究伯林的资料。

丸山真男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好友也在收集整理他的文字,除了著作集和书信集外,还出版了讲义录、座谈集和“话文集”等书。我看了一下书信集的索引,有多处言及伯林。除了上面提到的伯林访日以外,还有谈到伯林的多元主义的。伯林多次说过自己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但丸山读了伯林论迈斯特的长篇论文后,在给一位晚辈的信里说,他认为要区分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很困难——这点倒是跟伯林的好友、西方古典学大师莫米利阿诺的看法很接近。丸山说日本也有提倡文化多元性的人,批评西欧文化一边倒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可日本哪里真正有过全盘西化?他反驳说,如果要拥抱多元论,那么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如何可能?因为你要比较,就一定要有共同的标准作为前提。丸山感慨自己一向对此有疑问,可是日本的学界和论坛都不太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也许是跟学界和论坛充斥着对进步史观的批评有关。丸山一直被批评是进步主义者,被认为是持进步史观的代表人物。他说自己承认进步史观是有问题,但是对把进步史观一锅端的批评很不以为然。很明显他读到老友伯林的多元主义时,联想到了日本思想界的状况,似乎有点担心多元主义会被滥用。

所谓“话文集”,就是把未收入丸山著作集和座谈集的访谈和集外文稿等编成集子,一共出了正续七本。没想到这里面也有跟伯林有关的文字。比如在一篇根据录音整理的题为“论骑士精神——韦伯·尼采·丸山”(1988.5)的长篇座谈记录里,就有丸山提及伯林的部分。丸山在这个座谈里先是谈到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研读的卡尔·施米特,他说施米特虽然是自己思想上的敌人,但是学问很了不起,思考问题非常锐利,让他不得不佩服。丸山提到在牛津访学时伯林来跟他见面,聊天时伯林说“我跟你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视施米特为可尊敬的敌手”(honourable enemy)——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伯林也读过施米特,那之前只有在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做的伯林访谈里看到过关于施米特的几句话。那大概是公开出版的英语文献里仅有的伯林提及施米特的文字,但也是点到为止。伯林只是说最后要跟施米特一样作出决断。我因为研究丸山真男而接触到施米特的思想世界,一直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当知道伯林也读过施米特时,当然觉得好惊讶也好有趣——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读二十世纪头号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书!

不久以后,又得到一个线索,一位也研究伯林的日本学者告诉我,萩原延寿在1970年代初出的书评集《书书周游》里有一篇写《自由论》的书评,里面也提到施米特。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那是2012年夏去首尔参加韩国举办的伯林研讨会时得知这个消息的,回到东京后马上买了这本书。在那篇题为“对思想充满敌意的浪潮”的书评里,萩原提到他有一次在牛津见到伯林,老师跟他谈到了那时正在研究的浪漫主义。在近代以来欧洲思想史的大背景里谈浪漫主义时,伯林说在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人的人生基本价值从真理(Truth)转变为真挚(Sincerity),他还提到了施米特的《政治浪漫派》的问题。但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萩原没有写,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谜。

我把上面这些消息都告诉了哈蒂,他知道后也很吃惊,说不知道伯林读过施米特的书,伯林留下的藏书里也没有施米特的著作。幸亏除了丸山真男的证言,还有萩原延寿的引述,并非孤证,更何况我们如果采取内证法去考察一番,那么会很容易发现伯林跟施米特尽管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是他们所关心的那些思潮大有重叠,甚至他们熟读的思想家里也有相同的人物,比如迈斯特,比如索雷尔。对浪漫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不用说是最主要的一致之处。施米特早年写了《政治浪漫派》,获得史学大师迈内克的极高评价。伯林则是在后半生对浪漫主义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是他研究的反启蒙思潮的重点,也是他的多元主义的思想源泉。当然,施米特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其实是为了批评自由主义,两人的出发点大不相同。

尽管丸山和萩原提供的证词并不多,却给我们了解伯林的思想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伯林对反启蒙的研究颇有影响,他研究哈曼和迈斯特等反启蒙的思想家,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尊奉的价值观有哪些脆弱的防线,如何才能经受住考验。就像他在跟卢克斯的访谈里说的那样,阅读同一阵营里的人写的书没劲儿,只有读敌人的书才过瘾,因为敌人知道如何突破防线,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点倒跟他不太看得起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一样。同样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来日本访问过的阿隆跟施米特有过不少直接交流,他对施米特的评价甚至还要高于伯林对施米特的评价。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很显然他们都跟丸山一样,都重视施米特,并没有看轻这位智力超群、学识深厚的敌手。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证词,我们也许就永远不知道伯林还熟读过施米特的著作,甚至视他为“可尊敬的敌手”。

▶下转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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