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地方发展是以居民参与为核心政治的实践，居民参与扮演着反应政策的角色［1］。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乏旅游元素介入，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2］。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3］。当前对特色小镇的研究主要关注为什么建设、怎样建设以及建设成什么样。然而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的意愿和行为等关注不足。文献研究表明，居民参与有助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健康发展［4，5］。对居民参与的研究，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根据这一理论，居民之所以参与旅游发展，在于通过参与可获得经济利益、社会文化利益和环境利益［6-8］。若“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到旅游积极影响，他们将支持旅游的发展；相反，当居民感知到旅游消极影响时，将反对旅游发展”［9，10］。 然而，这一看似明晰的结论，实际上可能展示一个“混乱的”图景。因为发展旅游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是并存的，实际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居民感知到的经济收益、文化收益、社会收益、经济成本、社区成本、环境成本同时存在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11］。那么居民此时是否参与呢？实际上，社会交换理论早已指出，居民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行为，是个体衡量利弊得失（即旅游收益和成本相比较）后的结果。因此，本研究拟以旅游获益来表征居民感知到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值，从整体性视角检验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的直接影响。

作为一种政策触发的地方发展实践，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特色小镇建设是资本、权利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空间重新塑造，并以旅游作为介质或产物，形成以空间为底板的社会关系过程［3］。因此居民的政治信任可能会在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居民参与间扮演关键角色。政治信任带着脉络和差异的敏感性，附着于不同的个体，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感知-行为关系。此部分的研究在居民旅游感知-参与关系的研究中虽然重要，但却付之阙如［12］。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在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居民参与关系中，政治信任如何发挥调节效应。

本研究将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研究场域，实证检验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的直接影响以及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以期为引导居民参与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理论与假设

1.1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与居民参与

作为重要的利益群体，当地居民的参与支持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探讨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有关经济收益方面，一般认为这是旅游发展最被重视的部分［13，14］。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包括就业收入、经营收入、土地租金及股金等［15，16］。 有关社会文化收益方面，研究指出发展旅游让居民与游客有机会接触与认识，更能了解双方的不同文化；本地居民不用离家求职，留在本地的意愿增加，自然减少本地人口外流；让外地人得以认识本地，提升地方正面形象；增加地方文化活动的多样性；提升本地公共服务品质等［17-21］。有关环境收益方面，旅游发展使得地方更加保护环境，改善居民生活供应基础设施（如水、电、互联网等），改善当地道路或联外道路，提升交通设施数量与品质，提供更多休闲娱乐设施，并使居民有更多机会使用这些设施等［22，23］。

社会交换理论是分析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的主要依托理论［24］。该理论认为“当利益主体从交换中获得的收益等于或大于付出成本的时候，利益主体将倾向于参与旅游，并忍受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2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进一步指出，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基本动机就是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需要［26］，且这种需要是个体对旅游影响的主观感知，是“理性和情感”共同诠释的结果。依据社会交换理论，行为是个体衡量利弊后的外显结果。当居民感知到旅游获益（收益＞成本）时，就会积极支持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反之将不会参与，乃至抵制特色小镇旅游发展。Ap等［14］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知、情感与其在旅游发展中的各种行为倾向是协调一致的。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H1a：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H1b：特色小镇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H1c：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1.2 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政治信任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居民能否彰显政治支持的重要指标。政治信任表示居民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相信政治体系不去伤害居民的权益，并同时尽可能地替居民的利益着想［27］。当居民政治信任低时，会处处设法限制政府执政，以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28］；反之，当居民政治信任高时，则强烈相信政府为人民谋福利［29］，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到各种公共活动中，使政府的目标更容易达成［30］。低政治信任将使居民对政治与公共事务产生疏离感，高政治信任能够对民主制度的运作与落实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31］。借鉴以上成果，在政策性驱动引发的特色小镇建设中，高政治信任的居民，会认为他们与特色小镇的连结更加紧密，更在意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对自己的影响，对旅游获益比较敏感。因此当旅游获益感知高时更易于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而当旅游获益感知低时会极大地削弱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积极性。相对而言，低政治信任的居民与特色小镇连结程度不高，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中获益的期望也相对较低。当旅游获益感知水平较高时，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满足居民的获益需要，从而刺激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当旅游获益感知较低时，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行为变化不大。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政治信任会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居民参与关系。

假设H2a：政治信任会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居民参与关系。

假设H2b：政治信任会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居民参与关系。

假设H2c：政治信任会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居民参与关系。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了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政治信任和居民参与的概念模型（图1）。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程序

自2015年提出创建特色小镇以来，特色小镇已成为浙江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引发全国关注。浙江省要求所有特色小镇都要建成3A级景区，其中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要按5A级景区标准建设。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研究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以浙江省10个地级市所辖特色小镇居民为抽样总体，通过分层设计和多阶段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样本。首先，以尽可能涵盖不同产业功能为目标，在10个地级市中抽取75个特色小镇。其次，根据特色小镇所涵盖的村（居）民委员会，使用等距抽样方法选取住户，在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确定生日最接近1月1日者作为访问对象。问卷调查于2016年4—9月进行，共发放问卷1 830份，回收有效样本1 276份，有效回收率69.73%。

样本分析（表1）显示，女性占53.10%，男性占46.90%，女性略多于男性；年龄呈抛物线形状，集中在31～45岁；具有高职／大专学历的居民略多，占30.52%；家庭收入呈U型曲线，家庭月收入7 001～8 500元的居民最少。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根据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情境，对已有成熟量表进行修订，除个人背景资料外，所有题目的选项均按李克特量表设计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中立”“符合”“完全符合”5个等级，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同该说法。各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如表2所示。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2.3 分析方法

为了验证假设，首先进行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以了解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否符合假设的预测。其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H1；进行阶层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H2。为避免调节作用项（政治信任×旅游获益感知）与政治信任、旅游获益感知产生共线性问题，先将这两个变量标准化，再以标准化的z 分数计算交互作用项［34］。

3 结果与分析

3.1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的维度识别

鉴于旅游获益感知题项较多，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获得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的维度。KMO＝0.924，Bartlett检验为 χ2（120）＝9 188.724，P＜0.001，表明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利用SPSS 19.0软件的主成分法进行公因子的萃取，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保留特征根大于1、因子载荷大于0.55的因子。结果（表3）显示，居民旅游获益感知共有3个公因子。根据题项的公共含义，分别命名为旅游经济获益感知维度，可解释46.227%的总变异量；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维度，可解释7.924%的总变异量；旅游环境获益感知维度，可解释6.019%的总变异量。这3个维度共可解释60.170%的总变异量，表示可被用来度量居民旅游获益感知。

表2 变量测量指标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般而言，李克特量表5等级评分平均值在1.0～2.4表示程度较低，2.5～3.4表示程度中等，3.5～5.0表示程度较高［35］。按照这一标准，除政治信任程度中等外，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和参与程度均较高（表4）。居民旅游获益感知在三个层面上呈现“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均值为3.909）→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均值为3.829）→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均值为3.790）”逐步递减规律。

各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均达显著水平（表4）。其中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R＝0.538，P＜0.01）、 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R＝0.656，P＜0.01）、旅游环境获益感知（R＝0.520，P＜0.01）3 个变量与居民参与显著正相关。 H1a、H1b、H1c、H1获得了初步支持。

3.3 信效度检验

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变量的信度。Cronbach's a分析表明，居民参与量表的信度为0.862，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量表的信度为0.885，特色小镇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量表的信度为0.803，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量表的信度为0.796，政治信任量表的信度为0.777，都大于0.600的统计标准，表明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为0.715～0.883，显示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

确认性因子分析显示，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显著（t值为8.46～16.72），表明数据有较高的会聚效度。各变量的解释方差（AVE）都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协方差，表明数据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表3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维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4 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

3.4 假设检验

3.4.1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的直接影响 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的容忍度为0.447～0.483，均大于0.190的标准；方差膨胀因子为2.070～2.237，均小于5.300的标准［36］，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D-W检验显示误差的独立性方差膨胀因子小于临界值，表明模拟方差没有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5模型2）表明，R2＝0.51，显著性水平为 0.000，说明特色小镇旅游获益经济获益感知、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能解释居民参与总变异的51.00%。根据Cohen［37］提出的规则，这属于偏高的效应尺度。具体来看，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具有最强的预测效果，其次为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最后为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假设H1a，H1b，H1c得到验证，从而H1得到了验证。

表5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政治信任与居民参与回归分析

3.4.2 政治信任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阶层回归分析，参考王建明［38］的做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5模型3）显示，政治信任对特色小镇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居民参与、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居民参与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2a、假设H2b不成立，假设H2c成立，从而假设H2部分成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包含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3个维度，且呈现出“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旅游经济获益感知”逐步递减规律。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当居民感知到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带来经济获益、社会文化获益、环境获益时就会积极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的影响力高于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旅游经济获益感知的影响力高于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呈现出“长板效应”。

政治信任能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居民参与之间关系，但对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居民参与、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居民参与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4.2 讨论

4.2.1 居民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的理性转型 如果将旅游经济获益感知看作一种个人利益的获取，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旅游环境获益感知看作是一种公共利益共享，本研究中居民认为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公共福利改善。照此良性运转下去，特色小镇有可能真正成为“产、城、人、文”有机结合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研究结果与卢松等［39］研究稍有不同，其认为旅游目的地在接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过程中，居民更加关注经济效应，而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推测原因可能是研究的情境不同。在卢松等［39］的研究情境中，旅游业是居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生存理性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看法和感知。而浙江省居民已经跳出生存经济门槛，建设特色小镇是为了进一步使经济富足的居民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发展理性下居民对整体生活环境的感知。

4.2.2 特色小镇旅游发展中居民获益参与的 “长板效应”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3个维度对居民参与都有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这一最强维度（均值为3.909）对居民参与的影响程度最大，将之称为“长板效应”。因此在设计特色小镇相关政策时，一定要紧紧盯住居民最大的获益关注点这一“长板”，政策应契合居民最关心的问题，才能更有效果。

4.1.3 政治信任调节效力的边界 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受政治信任的显著正向调节，具有一定的边界性。对政治信任高的居民来说，提高居民的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可以有效促进其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对低政治信任的居民来说，提高居民的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对促进其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作用较小。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能为激发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提供有益启示。首先，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的“长板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政策驱动引发的特色小镇建设要想获得居民的参与支持，应通过吸引居民旅游经营、税收减免、优先就业、资本入股、文化展演、决策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居民旅游受惠的程度和广度，使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惠民效应被居民真切感受到。当居民切身感受到通过发展特色小镇旅游业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时，就会自觉参与。另一方面，动员居民参与的政策措施要紧紧盯住居民的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通过地方工艺、民俗、语言、食物、故事等地方社会文化的重新整理，建构居民对特色小镇社会文化的认同。通过文化标记重塑，由创新与象征的文化来激发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

其次，政治信任会强化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特色小镇相关部门可通过多举办与居民相关的环境改善活动，加强居民与特色小镇之间的互动关系，增加居民的政治信任。让居民在特色小镇旅游发展中更加主动，真正成为特色小镇的主人，增加对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的关心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