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静

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妇产科，河南省洛阳市 471000

生殖道感染是围产期孕妇早产、胎膜早破、新生儿疾病等不良妊娠结局的主要诱发因素之一，而细菌性感染在围产期孕妇生殖道感染疾病中发病率最高[1]，细菌性感染主要病原菌多数是毒性较小的条件致病菌，如B族链球菌(GBS)、类杆菌属、大肠杆菌、梭形杆菌等。相关研究显示，导致围产期孕妇细菌性感染的首要致病菌为GBS。其具有双向感染性，可经产道上行感染引发产妇不良妊娠结局，还可垂直传播给婴儿[2]。因此，通过培养并药敏分析GBS，可为合理用药提供方案和临床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本文统计分析围产期孕妇生殖道细菌性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及生殖道的感染情况，为治疗围产期孕妇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打下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6年12月间在本院产科住院的围产期孕妇5 960例为观察对象，年龄22～36岁，平均年龄(27.63±4.09)岁，围产期为妊娠28周到产后1周。

1.2 标本与材料 将用无菌盐水湿润后的窥阴器从阴道口进入，逆时针旋转窥阴器，旋转至45°，进入深度为窥阴器的2/3时，压紧手把暴露宫颈，清除阴道后弃之，然后使用拭子插入宫颈2～3cm，转动后停留30～40s后取出。

1.3 细菌培养与鉴定 将收集的宫颈分泌物加入血琼脂平板中进行常规培养，温度30℃的条件下培养24h，选取平板上的可疑菌落，相同条件下进行纯化培养24h，选取血琼脂平板中菌落标本涂片，行革兰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进行生化反应，对触酶试验结果呈阴性的患者标本进一步行环磷酸腺苷试验。使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宫颈分泌物菌群鉴定和药敏试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进行χ2检验；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围产期孕妇生殖道病原菌的检测情况 5 960例围产期孕妇生殖道分泌物中分离出病原菌 277 株，阳性率为4.65%。其中革兰阳性菌检出率明显高于革兰阴性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出的革兰阳性菌中GBS比例高于其他菌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比例高于其他菌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围产期孕妇生殖道病原菌分布情况

2.2 GBS药敏检测情况 121株GBS对青霉素、氨苄西林、万古霉素无耐药性；对奎奴普丁敏感性高达98.35%，对克林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高达98.35%、87.60%；对左旋氧氟沙星敏感性较高。见表2。

表2 121株GBS药敏情况(%)

3 讨论

围产期孕妇体内雌性激素分泌增加，机体免疫力下降，糖原在生殖道内合成增加，导致生殖道内菌群平衡失调，引发生殖道细菌性感染。本文结果显示，导致围产期孕妇生殖道内细菌感染的病原菌种类较多，其中以革兰阳性菌为主，GBS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菌种，与相关研究基本一致[3]。

国内早期对围产期孕妇生殖道感染主要致病菌GBS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生殖道感染率居高不下。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居民素质和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对围产期保健有了更高的要求，日趋重视GBS感染。相关研究显示，围产期孕妇GBS 感染率存在地域差异，其中北京7.49%，江西8.53%，南宁30.13%，浙江8.29%[4]。本实验中GBS的感染率为2.03%，低于国内相关研究报道，可能原因如下：(1)和采集标本的位置有关，之前研究多从怀孕35～37周的孕妇直肠或生殖道取样，而本文中选取宫颈为常规取样位置，采样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阳性率不同；(2)取样医院为妇幼专科医院，入院常规检测项目包括GBS检测，标本总量大，阳性检出率相对较低；(3)各研究中检测方法不同，因PCR法能够检测到死亡的GBS，检测准确率相对较高，但因成本较高在临床中难以推广应用[5]；(4)不同地方、民族的围产期妇女带菌率存在差异。

药敏分析显示，GBS对克林霉素耐药性最高，其次为四环素；相关研究显示，GBS对克林霉素的耐药性为37.9%，四环素的耐药性为46.7%，明显低于本文结果。其原因可能与观察对象和地区差异有关，临床对GBS感染治疗中应避免克林霉素和四环素的使用。GBS对青霉素、氨苄西林、万古霉素无耐药性，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因万古霉素毒副反应较多，不适合围产期孕妇，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应首选氨苄西林和青霉素，对于青霉素过敏者，可选用头孢菌素作为二线药物。左旋氧氟沙星虽然耐药率较低，因其损害胎儿关节软骨，但不建议使用。预防性使用敏感性高的抗菌药物可有效降低新生儿因阴道感染的死亡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