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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框架:中国影视文化在韩国传播的有效路径

2019-07-22付妍妍

传媒 2019年12期
关键词:影视明星受众

文/阴 艳 付妍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多样,中韩影视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伴随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影视文化在韩国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汉流”之风一度被媒体关注,那么中国影视文化在韩国传播效果究竟怎样,运用了哪些传播策略,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选择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中文网的报道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进行研究。因为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神经可以真实反映社会风貌,所以韩国主流新闻媒介对中国影视文化的报道是考察其传播效果的有力证明。两家媒体的中文版基本都是韩文版的直接翻译,但时效性、内容量比韩文版略差一筹。同时,笔者选取中韩建交20-25周年,即2012-2017年间两家韩国媒体报道标题或文本含有中国影视作品名字的关键词,采取逐条筛选的方式归纳分析,共得出有效样本255条。通过详细文本分析得出,在韩国媒体中,中国影视文化传播呈现出塑造具有鲜明文化适应特性的明星形象、打造具有一定文化主体性的影视作品、吸引具有文化融合性的受众群体等策略。总之,在文化适应的框架下,中国影视文化传播取得了一定跨文化传播效果。

塑造具有鲜明文化适应特性的明星形象

毋庸置疑,明星在影视生产、传播的全过程都有着重要作用。明星形象的意义就是“明星的个人品质与行为都会顺利进入旨在适度了解他们为基础来区分他们的话语系统”。也就是说,明星形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明星形象也最能引起受众兴趣,获得受众情感认同。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明星既被看作是一个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人又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形象,其传播在他国受众中能取得较好效果。笔者的文本分析也充分印证这一观点。经整理得出的255条新闻报道含中韩明星相关报道224条,明星形象是韩国媒体报道中国影视新闻的主要报道对象。

媒体报道的这些明星都具有鲜明的文化适应性特征。“文化适应”理论起源于20世纪美国人类学研究,笔者这里使用的文化适应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约翰·贝里(John Berry)等提出的文化适应二维模式。文化适应者既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又有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也就是说文化适应者可以做到既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又和异文化群体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影视的跨文化传播中,明星形象则应当具有以上文化适应的显著特性。

在韩国受到关注的中国明星。他们或是与韩国演员、导演合作、恋爱,或是邀请韩国明星参与电影制作,或是在韩国受过专业训练又参演韩国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汤唯和宋茜两位演员明星的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同背景的明星文化适应过程不同,但在培养中国影视作品的韩国受众方面都作用显著,是传播中国影视作品的重要桥梁。汤唯因饰演了韩国导演金泰勇的影片《晚秋》,以具有文艺气质的女主角被韩国观众知晓,又因其与金泰勇的婚恋关系而受到广泛关注。《朝鲜日报》称,她是“深受韩国观众喜爱的外国演员”,在韩国人气十足。宋茜则是在韩国接受训练并在韩国发展过的中国明星,因此她回到中国后仍受韩国媒体关注。

来中国拍戏交流的韩国明星。集中体现他们适应中国影视市场、与中国影星建立良好情感的过程。媒体中呈现韩国明星参演中国影视剧的报道102条,相关影视明星77位。多数报道内容侧重韩国明星参演影视作品和进入中国市场的适应状态。例如,有关韩星朴海镇赞中国制作环境的报道中提到“两国影视制作的拍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不同于韩国的边拍边播模式,而韩星朴海镇则表示更喜欢中国这种合理安排拍摄计划、在固定时间一气呵成的拍摄模式。而且,为了韩星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中国特意允许韩星按照韩国模式进行拍摄。

总的来说,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影视明星是中韩影视文化合作交流的桥梁。他们身上的文化适应性可以带动中国影视文化在韩国的传播效果,使韩国受众更愿意接近中国影视文化。

具有一定文化主体性的影视作品

虽然具有文化适应特性的明星形象是影视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是具有一定文化主体性的影视作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当下,影视作品的传播深入影响受众接受世界与理解世界的方法,从而影响其构建系统的价值观。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影视作品是主要的传播对象,同时从他者出发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间性也是影视作品的主要特征,否则难以取得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通过媒体文本分析,笔者看到在韩国获好评的中国影视作品有《琅琊榜》《甄嬛传》《重返20岁》等,观察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影视作品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表征。《琅琊榜》在韩国获得较高收视率。报道称“《琅琊榜》播出首周在全国和首尔地区的收视率分别为0.2%、0.6%,在NAVER的中国剧热搜排名位居第一,创中华TV最高收视纪录”。显然《琅琊榜》无论是故事结构、演员表演、场景搭建,还是呈现文化符号的视觉元素都遵循着中国传统风格,报道也提到“《琅琊榜》向韩国观众展示了中国的传统美,每一个画面都精致得如同广告或图画,各种华丽的传统服饰也展示了高水准的中国文化”。《琅琊榜》《甄嬛传》是表达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代表性作品,此类作品一直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较多异国受众的文化认同。

影视作品的改编制作和调整充分体现文化主体间性,既表现中国文化特征又考虑韩国文化元素。自2014年中韩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后,合拍政策拓宽了两国影视交流途径。在此过程中,《重返20岁》获中韩合拍片最高票房纪录。这部电影与韩国电影《奇怪的她》采用相同的剧本,按照中国观众的口味进行了适当改编制作,一改之前的合拍或翻拍方式。这部影片同时保留了韩国版的精华和中国的文化特质,是当下中韩影视文化适应过程中“一本两拍”模式的新探索。这种用同一个故事针对两个国家进行传播策划,以适应两种不同影视环境的创新拍摄模式,是坚持中韩影视合作,提高中国影视影响力的有益尝试。

另外,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性的影视作品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有益补充。除了极具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古装片能够吸引韩国受众外,部分以爱情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在韩国也颇受欢迎。可见,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性,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中国影视作品在有意探索文化适应性特征基础上,也能够被韩国受众接受。

具有文化融合性的受众群体

中国影视作品在韩国传播主要吸引具有文化融合性的受众群体。他们愿意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笔者查阅中国影视作品在韩国的接受度调查发现,以往受众群体规模小,绝大多数韩国观众更偏爱本国影视作品。但近几年,韩国受众对中国作品的态度正发生着细微改变。中韩影视交流进一步加深,拓宽了传播渠道,一些优质的电视剧、合拍电影作品在韩国的接受效果可圈可点。韩国受众逐渐接受、欣赏,并分享中国影视作品。越来越多的韩国受众被中国影视明星、影视作品吸引,他们甚至聚在一起欣赏中国电视剧,热情程度不输韩流粉丝。中华台的工作人员称:“一般在中国国内很受追捧的电视剧也会受到韩国观众的喜爱,根据中国历史改编的古装剧往往能引发韩国观众的共鸣”。其实,韩国受众接受中国影视作品的需求各不相同,有的想要学习汉语、有的想要了解中国优秀文化、有的单纯地被情节故事吸引。而就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刮起“汉流”热潮现象的背后,也体现出韩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的适应。他们越来越愿意主动地接触中国影视作品,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结语

此外,全球化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频繁发生,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影响碰撞。根据文化适应理论,中国影视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必须加强自身与不同文化的适应程度,传承发展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传统文化。当然中国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效果也受到两国关系的绝对性影响。2014年,中韩两国共同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后,2015年,韩国媒体有关中国影视文化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多。而后两年,“萨德事件”的出现,间接影响着两国影视交流,韩媒有关中国影视文化报道的数量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两国国际关系对影视文化交流与认同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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