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泉

（温州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2）

一、相关研究背景

温州，简称“瓯”，别称“东瓯”“白鹿城”，为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市陆域面积11 612.94km2，辖4区7县（含2个县级市），2018年常住人口为925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006.2亿元[1]，位居省内第3位，全国第35位。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20世纪70年代末，广大温州人勇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自主、自发、自下而上地探索市场经济，通过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品市场网络。1985年5月，《解放日报》在《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温州模式，从此温州模式横空出世，名噪全国，蜚声海内外[2]。1986年2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温考察，并发表《温州行》一文，将温州模式定义为一种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的结合体，并精炼地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盛赞温州模式是特色鲜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3]。

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又一个奇迹，诞生了诸如青山、森马、奥康、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全国民营500强企业，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3.2亿元飙升至2018年的6 006.2亿元[4]，翻了455倍，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之都”。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模式栉风沐雨，几经沉浮，近年来也饱受非议，但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温州模式正焕发出改革转型的“第二春”，其深蕴的文化基因，即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功不可没。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经济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同理，经济模式也不是与精神文化无关的“纯模式”，任何经济模式都是在精神文化的孕育和涵养中存续发展的[5]。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框架下，不少学者对温州模式与温州地区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费孝通于1986年、1994年、1998年三度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与温州模式有关的文章，一举奠定了温州模式的理论基础。费孝通指出：“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即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6]周瑞金认为，温州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代表的是一种创新，体现的是温州和温州人勇于开拓和勇于进取的一种精神[7]。学者们普遍认为，温州地域文化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文化基因视域分析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对温州模式的影响，从而描绘出一幅清晰的温州模式文化基因图。

二、温州文化与温州精神概述

1.温州文化

2016年国务院在《关于同意将浙江省温州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中指出：温州市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8]。温州迄今已有2 000多年的建城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厚，享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山水诗发源地”“中国南戏之乡”“中国数学家的摇篮”“全国文明城市”等美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文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地域文化，主要来源于地域的传统，温州悠久的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历来重商的社会氛围等因素，造就了温州地区独特、复杂的人文环境。中国山水诗从温州发祥，中国最早的戏剧形式——“南戏”在温州诞生，中国重商经济学派——“永嘉学派”从温州发源，等等，在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温州文化博采众长，融永嘉文化、创业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乡村文化等于一身，成为综合性的温州地域文化（见图1），而其中又以永嘉文化最为主流、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1 温州地域文化的形成机理

2.温州精神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升华，是一座城市文化特色与市民意志品格的精确提炼，综合反映了市民对于精神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共同追求。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浓缩，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之所在[10]，如“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福州精神，等等。

温州文化源远流长，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侧重，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闯出了一条独具温州区域特色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即温州精神。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将温州精神形象地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和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11]。温州精神作为温州人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渗透于温州社会生活之中，对温州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是温州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突出贡献。

三、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对温州模式的影响

1.温州文化是孕育温州模式的温床

一座城市的文化是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不断变迁中沉淀和升华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是城市独特的灵魂，是城市与众不同的地域性的标签。同时，一座城市的文化也始终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相适应的文化与经济社会相互促进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与经济社会彼此制约阻碍。温州模式虽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但其作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上的代表之作，是在悠久的、漫长的温州文化长河中诞生、形成的。在温州文化体系中，尤以永嘉文化、海洋文化和乡村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影响最大。

（1）永嘉文化。永嘉文化又被称为“事功学派文化”，是南宋时期在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文化，以南宋叶适为代表，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农商并重”的功利之学，反对形而上的理论空谈[12]。永嘉文化作为一种平民化、大众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相较于其他儒家学派分支文化，更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实际功效，尤其是其蕴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和观点，较好地体现了古时工商业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意愿，因而得以在温州地区发扬光大并流传至今。同样，永嘉文化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极为契合，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还在探索之际，永嘉文化中浓厚的市场意识已让温州地区和温州人早早地、顺利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让温州人能在市场激宕中占尽先机，旋即执经济之牛耳，为温州民间积累雄厚的原始资本，促使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崛起，开创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之先河。作为温州文化的主流和主脉，永嘉文化对温州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全时空、全过程的，从西汉的东瓯王到南宋的叶适再到近代的孙诒让，无不一脉相承着功利之学的精髓，源远流长的永嘉文化造就了丰富的温州文化，更是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因此，即便不少温州模式的“弄潮儿”文化水平不高，可能连陈傅良、叶适、孙诒让等的名字都闻所未闻，但永嘉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在商海中大显身手时所体现的“适者生存、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的精神，仿佛是天生自带并深入骨髓的。即便是当下，永嘉文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等事功之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公正”“诚信”“敬业”也是非常契合的。可见，永嘉文化是温州模式诞生最为关键的文化基因。

（2）海洋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阐述了海洋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分界线的观点：西方文化是蓝色的海洋文化，是开放、扩张的；东方文化是黄色、内陆、封闭、保守的[13]。这一观念虽然有失偏颇，但其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海洋文化的特殊性。温州的地势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其背靠大山、三面环海，是一座天然良港。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就是当时重要的港口城市、造船中心和商贸之城；清朝末年，温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也进一步迫使温州人走出温州，走向大海。在与大海搏斗的过程中，温州人渐渐培育起顽强、坚毅、开拓的性格，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大多数中国内陆地区、类似西方文化的特殊的海洋文化。温州的海洋文化既是一种“敢于冒险、喜欢闯荡、四海为家、开放包容”的浪人文化，又是一种“无所不在，如水渗透极具扩张力”的大海文化。在海洋文化的影响下，温州人不受困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有限资源局限，而是走向全国组建商品生产基地，放眼世界拓展产品销售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有175万人在国内、68.8万人在国外创业发展，建立了268家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和350多个海外侨团，所到之处都建立了商业经销点，构建起一张遍及全球的温商网络[14]。温州的海洋文化让温州经济走向世界，成为温州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

（3）乡村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自古以来，温州的宗族组织就十分发达，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经世代繁衍而形成了同族聚居的村落[15]，并孕育出以强烈的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时至今日依然深深植根于温州各个角落。乡村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影响是双面的，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在温州模式的萌芽阶段，乡村文化让温州人自然而然地选择家庭工厂这种简单而又有凝聚力的组织形式，家人、朋友、邻里、同乡之间的信任关系成为一种天然的社会资源，不仅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稳定性，温州民营企业得以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温州模式寻求再发展的当下，原本低成本的信用关系却成为阻碍温州民营企业走向现代化的桎梏，在企业内部，血缘关系甚至凌驾于企业制度之上，这种狭隘的家族利益和自我封闭观念使外来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难于施展拳脚、抱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严重制约了温州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2.温州精神是涵养温州模式的源泉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于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点[16]。作为温州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温州精神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又有创新的现实追求和时代烙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的生动实践，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温州化。可以说，温州精神是涵养温州模式的源泉，是其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所在，温州精神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情况可概括为“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自然资源少、国家投入少和交通条件差，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恶劣的经济社会环境铸就了温州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正是这种创业精神，让温州人能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经受住挑战和压力，从而白手起家并积累起原始财富。温州拥有民营企业20多万家，青山控股、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人民电器、华峰集团、森马集团、华仪集团、奥康集团、人本集团、致远控股10家温州企业成为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前的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到如今的主流、主导地位，成为温州模式最坚实的基石。

（2）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改革开放以前，温州所能获得的国家投入很少，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近30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17]。这样尴尬的定位，一方面让温州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举步维艰，穷困潦倒；另一方面也让温州人学会如何在有限补给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去求生存、谋发展，渐渐培养起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既然国家投入少，政府扶持小，那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温州人结合雕塑、竹编、织绣等当地传统工艺技术，以家庭为单位发展民营手工业，从成本低、投资小、易销售、资金周转快的小商品生产做起，慢慢积累原始资本和销售网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迅速发展，独立自主的精神让温州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还较为匮乏的时代，温州的产品很快地流通到全国各地，迅速占领市场份额。正是在自主、自创、自为、自力的精神推动下，温州人不断地释放自己的潜能，展示自己的才能，克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挑战和难题，成就我国“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典范。

（3）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对外经济交流日渐频繁，既刺激了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浸透也随之加剧，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和温州本地特有的海洋文化交融，磨砺出温州人特有的冒险、闯荡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让温州人喜欢把外出经商作为赚钱谋生的主要手段，世界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了温州人的足迹。据《2015温州国际化发展报告》显示，温州市海外华侨共有68.89万人，占浙江省的34.1%，即在海外的浙江华侨中，每三人就有一个温州人（见表1），是浙江省海外华侨最多的城市。“走天下”的精神使温商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18]，温州城、温州街、温州货等“温州”标签随处可见。“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广泛流传的俚语正是对温州人开拓精神的生动写照。

表1 浙江省海外华侨人数比较

（4）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9]。温州精神充分体现了这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温州实际紧密结合，敢于并善于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框架，率先发展家庭工业、私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率先探索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市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部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规章、中国第一家无区域限制的民营财团等无数个“中国第一”。近年来，温州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实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创建海峡两岸（温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先后承担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民办教育改革、社会办医改革、民政综合改革等30多项国家级改革试点[20]。正是这种随时在创造，随处有创新的温州精神，让温州人率先形成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典范——温州模式，并赋予了它长久、蓬勃、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温州模式是否已过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本质原因就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是历代温州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结晶，在温州模式的产生和演化过程中，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始终伴随和贯穿其中，温州模式创业、自主、开拓、创造的时代特性和创新能力注定它终将长期存在，并指导、推动它不断变革创新。同时，温州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也赋予了温州人文精神许多新的内涵，成为温州文化、温州精神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