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红芹［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人民的名义》以发改委的一个处长赵德汉“小官巨贪”的震撼画面拉开了这部反腐大剧的帷幕。更让人震撼的是,他被抓时面对那满屋钱币时的“农民式注脚”：“……几辈子的农民啊，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同样，另一个重要主人公祈同伟，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直至省公安厅厅长，命运更是跌宕起伏。这给予我们进入这部小说一个特殊的视角，从农裔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罪与罚。他们急不可待地挤进城市，然而参加的每一个权力游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历史前提和难以逾越的后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勉力补天的自我期许与拔苗助长式的辛苦疲惫相交织的焦虑无奈，不得不承载着传统和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带给他们自身的矛盾和裂变以及罪与罚。

一

“这人真他妈的奇葩一朵，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文中对赵德汉的忏悔不乏痛心的讽刺。可有谁知道，田园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和“诗意”不沾边，如果有，只能是“失意”或者希望“失忆”。

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使得农村和都市不像西方那样仅仅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分治，而是造就了其中复杂的心态，在这种乡村和城市的相互凝望中，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密码。这里面的城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它超越了形而下的地理位置，而城市就像那前方的灯给乡下人以内心的骚动和渴望，并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挥之不去的光荣和梦想。那个栖居在乡土中国中，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和精神家园的“乡村”，至20 世纪的90 年代，已是一个被抛弃而追求生活在别处的地方。泥土在乡下能滋养万物，在城市却是垃圾。只有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的农裔身份才更明显地构成一种生存悖论，这不仅让他们带上沉重的翅膀，而且进入城市的他们参加的仍是绑腿竞赛。鲍曼曾经说：“如果某个少数人群中最能干、最成功的成员在道德上与最不成功者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他们来说参与社会生活的竞争领域就成了绑腿竞赛。”无论走到哪里，农裔已是他们难以更改的生存印记，只要乡下人在城市面前仍处于劣势，就难以逃离绑腿竞赛的现实，也必定得付出更多的辛苦。因此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存在模式中，农商挣扎着的身份感，绝不是城市人所能轻易理解的。

有人说农村竭尽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对农村生活最彻底的背叛者，因为在农村求学的艰辛让他们更真切地看到贫穷的真相。“为成功和高升的斗争不是贵族的。”“贵族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上攀登，因为他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在上边的。”侯亮平说他这个大师兄是于连式的人物，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其实对于这些农裔官人来说，他们进军城市不仅仅是西方于连式的个人野心的实现，更多的是身负着家里的期望，甚至是拯救家人的唯一希望的责任；于连最后能够以拒绝他人拯救来完成自己，而对于他们则只能是靠拯救他人来完成自己。千钧在身，只有独负于心，而且没有其他桥可借，只有把自身当作垫脚石。高小琴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也幸亏我们自己还值点钱。”这是他们生存的一个导向，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动力。梁璐说她从丈夫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人物童年记忆的角度入手，以童年痛苦、苦难的记忆来为现在的行为做辩解，解释童年的不幸和屈辱如何具有了形式的外壳，在心底永久地保存下来而成为永远的创伤。乡村生活的悲惨记忆刻骨铭心，以至于每回忆一段都无异走过一段“精神的炼狱”。童年记忆让我们看到农裔身份怎样限制了他们个性自由的选择，童年所受到的屈辱和不幸早在心中埋下报复的种子，他们要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我从小就是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吃别人剩下的饭，穿别人剩下的衣服。所以，我才会头悬梁锥刺股地去学习，为的就是掌握知识，我想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改变我命运的不是知识，是权力。”赵德汉敛钱好似儿时捡麦穗：“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四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在梦中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啊……”

在他们进城的途中，农裔身份就像他们的生存密码和一种原罪一样，步步为营地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的生命流程直至最后显示命运的真相，而且生命只能以这种被限制的方式存在着。他们的过去被扣为人质，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向往之中。这种管制和囚禁与西绪弗斯的苦役一样是被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无疑是从卡夫卡和加谬所展示的意象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起步，显示着它独特的文学空间和审美价值。

二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官人来说，懂得权力对命运的意义，大学分配对祁同伟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大都留在城里了，省市政法机关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优等生，被分配到岩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没资源没背景，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说，如果他答应了梁璐，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重霄了。”饱受“权力”的欺凌和侮辱，让他们对权力有一种极大的崇拜乃至有一种极强的拥有欲。

显然，他们对权力的拥有欲望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拥护。当带着欲望来反抗欲望，为了权力而权力，而不去至少不必去考虑这种权力所应负的责任时，它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上鼓励的只能是人性中最卑鄙、最恶劣的那部分私欲。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他们的成功多来自于在底层生活的他们所养成的弱者生存哲学，懂得了坚韧，坚忍，往小处做人，懂得了如何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他们身上的农民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智慧聪颖的一面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往往为摆脱生存困境而苦心谋划设计，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尤其是当他们的个人设计和工作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祁同伟一直强调的“帮派”“圈子”无异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多好干活”。守着满屋钱币的赵德汉却仄居在两居室的小屋内，甚至年迈的父母都无法接来同住，最爱吃炸酱面，平常骑自行车上班，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好像双面人在生活着。有时甚至并不是以相对简单的“屈服”去换取权力的信任，并不满足于被权力所“招安”，而是渴望以与权力“合谋”的方式实现对权力的占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进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从我跪下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那个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朝气的祁同伟死了。从此以后，我就给老天爷干上了，跟我自己的命运较量上了。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用什么样的手段，哪怕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我也要胜天半子。”祁同伟们的“成功史”见证着他们为了向上爬如何丧失了正直、真诚和爱，并且逐渐成为一个人赖以生存、奋斗并由之感到生命是有意义的决定性的力量。他们往往可以忍受百般外来的痛苦和内心的折磨，凭借自身的斗争使得自己获得提升，但他们的追求和寻找还是贴近生存层面，甚至是投降于生存层面的，或者说寻找到的更多的是属于个人的意义，苦心孤诣地寻求庇护，避免失败，而不是使自己更加强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最终，赵德汉被绳之以法，祁同伟用自己手中的枪走完了人生的路，为他们的罪过承担应有的惩罚。

三

原罪无法为他们的罪和罚进行辩护和超脱。雅斯贝尔斯也说：“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存的生命，在其发展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自身。”“勇气不仅仅是生命力,也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挑衅的力量。它只能存在于从生存的桎梏里所争得的自由中,存在于揭示出来的无畏的灵魂、坚定的信念、赴死的能力中。”也就是说（作为自我的个人）应该在他的创造状态中获得发展并显示他的存在。我们需要戈夫曼那样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依靠拐杖，他开始用拐杖打起了高尔夫球。”浮士德之罪在于他精神上的奋斗不息，他的得救同样在于精神上的奋斗不息。祁同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审判他。”自杀何尝不是他没能完成自我救赎的审判呢？从走出农村开始，他们每上一个台阶就是对所走台阶的舍弃，为了进城而拼命地追求蝉蜕，而在城市又不由自主地追悔舍弃掉，就在这一系列舍弃背叛中开拓自己的前程，在背叛中发展自己，从没有轻松自由过，总是在追赶、被延误，整个生命过程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本文认为，对于农裔官人来说，最大的惩罚是一直伴随他们生命过程的怨恨、恐惧和孤独的生存体验，而这也真正具有了文化创造力并给予人们以反思。

“怨恨心态的现象学描述当为比较者在生存性比较时感到自惭形秽，又无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获取被比较者的价值，被比较者的存在对他形成一种生存性的压抑。”所以在生存论意旨上，“怨恨涉及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因此，怨恨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如果说，怨恨心态在个体上定位于资质、禀赋等个体性的存在价值比较，在社会上则定位于社会角色、身份、地位，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理念体系的关系。”可以说刘小枫对怨恨在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情绪社会化表现分析得很是深刻。就如农裔官人的他们，总有一种抱负或者报复情绪，为自己的努力自恋，为自己的出身不平，为自己的待遇不公，所以他强烈地想改变自己，以此来抵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抵制自己在城市面前的自卑，抵制自己在内心所受到的委屈，从而为自己找到一种代偿性的满足。祁同伟们反复诉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要比城市人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走到这一步只能证明他比别人强，文中总是充满一种愤愤不平的心境。“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自豪，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实属成功者。”同样的，高小琴也为自己自豪，这也让他们惺惺相惜，咀嚼着耻辱走出来，他们心中充满了骄傲和愤怒。和梁家豪门的婚姻是祁同伟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梁璐成就了他，也成就了他的耻辱，即便平步青云，梁璐的存在也让他反复品尝昨日的伤痛。怨恨而又碍于政治资源不能分离，只能是无尽的恶循环。这种怨恨成了他以后生活的动力之源，卑俗的动机与看似高尚的行动错位使得他的人格日益扭曲，怨恨作为他人生的原动力毒害了他所有的生活。

毒害生活的除了怨恨，还有那无时不在的恐惧。别尔嘉耶夫更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指出：“在对强烈的恐惧的体验中，人自然地就忘记了任何高度的问题，他宁愿生活在底层，盼望着能把他从所等待的危险、贫困和痛苦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此时的底层是指精神刻度上的，在于历尽艰辛跳出农门后千辛万苦留到城市而害怕得到的一切再失去所表现的退守上。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往小处做人而回避个性化。他们想要的一切不仅需要刻苦去争取，更需要努力去维护，因为他们的幸运除了自己再没有其他来加以巩固，所以常常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尽情地绽放就被暗藏在心底的更大的恐惧所淹没，永不得安宁。祁同伟内心长期苦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性”（幸）福。这样的人生算真正的成功吗？他也曾想到离婚，但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长期在此背景下他的性格难免谨小慎微，在实施自己的抱负时不敢放开手脚甚至变得唯上、唯他主义。可悲的是他们在这之中永远不能沉醉，而是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卑贱从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而且“最可怕的是被恐惧所控制的人，他们到处看见的都是危险，阴谋和谋杀”。“正是被恐惧所控制的人才实行最大的暴力和残酷。”祁同伟越往上走越是心狠手辣，无原则无党性，他能借上卫生间的功夫，通知高小琴协助丁义珍出逃。当山水集团的会计向陈海举报贪官时，他竟然能雇人行凶，制造陈海出车祸的假象，后来还设计要除掉前来调查的侯亮平。因为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得他的眼睛常常是恐惧和警惕的，在对权力的欲望和形影相吊的疯狂恐惧之间挣扎徘徊。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就像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地洞外的动静，他已走到了孤独和恐惧的深渊。

超越精神的孱弱使得他们最终落入地狱，而不是通往天堂，历尽千般磨难他们似乎都成功了，达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却没有预料中的喜悦感。如果说过去为求胜而不得的焦苦之情还可以常常消融于不断的追求之中，前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这最后的苦痛，则是经历炼狱自以为获得新生活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又一座围城，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是令人伤心绝望的。强烈的希冀和剧烈的失望并行，极度的自卑和狂妄的自信交织，他们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在渴望成长和拔苗助长之间奋力挣扎。那种时时被悬着，往上吊着不得解脱的感觉，不仅是累，更是停留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忧伤，忧郁是他们成长中永在的生存背景，对于他们来说生命过程就像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这里的冲突就是自我对自我的解构，我也是我的敌人，在我同我的搏斗中，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胜利或失败都是对自我完整性的一种破坏，其最后结果就是那必须承担的忧郁意识。他们一方面感到“生活无罪”，承认个人的世俗性的幸福要求以及相应获得的权利，但对农裔官人来说，这种“辩护”又是痛苦的，他们无法彻底抹去自己的文化背景，这既是农裔身份于整个人生进行的矛盾而又苍凉悲远的对话，也是农裔官人与整个时代进行的悖论而又无助痛苦的对峙。作者无意为贫穷辩护，更讨厌“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但不能否认农裔身份赋予他们飞翔的“沉重的翅膀”。他们悬置了现在的幸福，把一切当下的苦和痛作为突入城市的手段和准备，但是从手段到手段，愈益增多的中介阶段也蒙蔽了他们的视线，幸福已丢失在那每一次不得不选择的行动中，一步步地似乎走向了成功，追求到了他们最初的理想，但最终却失去了一切。被带走前的赵德汉有一个最后请求：再看一眼。他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个细节刻在脑海里。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钱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久久回荡……

作者试图从他们的艰难家境和奋斗历程来解释他们的贪婪和粗暴的原因，暗示了某种包含着个人选择之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东西。想告别苦难的记忆，却又常常不自觉地以苦难来制造这现在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的酸甜苦辣。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发现只是一种虚妄的希望，这种生存悲剧才是农裔官人这一形象带给人们最深处的反思。放纵与堕落最初来自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就像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来获得“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浮士德。正是在这种以“妥协”为特征的日常生存姿态里，从另一端打开了人类内省能量和怀疑精神的去路——而导向抗议和审判、祈祷和忏悔，从而获得了深刻。

①⑥ 转引〔英〕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和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9—110页，第125页。

②⑨〔俄〕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第227页。

③转引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⑤ 〔德〕 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余灵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9页。

⑦ 刘小枫：《怨恨与现代性》，《现代性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⑧ 〔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