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旒缯

在金融业进入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背景下，本文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引入与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剖析，探索我国金融产业演化发展的本质规律。得出：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式下，交易成本具备较大改善潜力的环节将成为创新突破的重要领域。更容易获得额外增值收益的服务领域将成为重点发展市场。提出“金融体系改革应朝着降低体系总体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系统保障成本是影响金融新业态演化的关键因素，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应以需求为导向关注重点细分领域，鼓励金融企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金融产业应以开放促交流”等有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并呈现出特定演化规律。以中国的融资租赁产业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到国内后，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特征：从80年代初期引入到末期业务发展达到阶段性顶点。随后的90年代，由于行业风险爆发经历调整，业务规模持续萎缩。以2000年为分水岭，其后业务规模逐步恢复，2007年后中国融资租赁产业在金融租赁公司的带动下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由2007年的约240亿元，迅速增长至2017年底约6万亿元，跻身全球第二大租赁市场。同时，按资产规模估计，融资租赁已成为中国居银行、信托、保险及证券后的第五大金融业态。

融资租赁的引入给中国金融体系的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制度带来了一定改变，新的金融服务组织方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变化，促成了中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发展，并使中国融资体系日趋多元化。本文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对融资租赁产业的引入及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剖析，探索我国金融产业演化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开放及制定融资租赁产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为更好地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有效地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

一、基于交易费用的金融中介替代性分析框架

（一）基于金融交易费用的金融制度发展理论

当前，交易费用已成为解释诸多经济现象的重要概念。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费用”①本文中“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皆代表“Transaction Cost”，根据不同语境使用习惯而采用不同表述。的概念阐述为“市场交易达成或价格决定的成本”，以此来解释企业的出现。此后，众多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应用，将其用来解释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诸多现象。现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的世界，基于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和金融服务类型产生了多样化的金融中介，并发展固化成金融制度，进而细分出不同金融业态。同样，交易费用也可作为分析金融制度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

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金融交易费用，其产生与变化遵循交易费用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从本质上说，金融交易费用是专业化和分工的费用。金融中介的出现及与之相关的制度的建立，对降低金融交易费用，以及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形成机制为：第一，由于存在金融交易对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中介凭借其专业性，在服务金融交易双方的过程中，能够明显降低交易双方了解和掌握对方信息的成本。第二，金融交易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经济体系中须建立遏制此种倾向的规范，在其框架之下确保交易双方的权益得以实现。第三，经济体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预知性，相关的保障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产生有利于对抗金融交易风险，从系统上压缩金融交易费用。在以上三方面机制共同推动下，形成了金融制度体系。换言之，正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成本节约的机会推动了新的金融中介或金融业态的产生和演化。

（二）金融中介替代性分析框架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这种更具微观性质的分析，为研究各种金融制度形式的相互替代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为本文研究金融产业演化和融资租赁产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框架。Scholtens和Wensveen（2000，2003）提出了金融中介的“补充理论”，认为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由于金融中介的参与而带来了“交易费用收益”，即“增值收益”。它提升了金融服务交易的效率，进而又推动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演化发展。在此过程中，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其专业化能力对降低交易费用发挥如下作用：一是直接降低交易费用；二是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而抵消交易费用。这实质上体现了专业化报酬递增（杨小凯等，1999）。

表1 金融服务交易成本划分

依据交易费用理论，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发生在储蓄者与融资方之间的所有交易活动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结合金融服务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本文将金融服务的交易费用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部分：资金转化成本（Cf）、信息搜寻成本（Ci）、合约履行成本（Cm）和系统保障成本（Cs）。显然，资金从储蓄者到融资方之间的金融服务组织方式不同，其交易费用的内涵将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提出“金融服务综合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其定义为：

其中，CT代表金融服务综合交易成本，即资金从储蓄者到融资方之间的整个过程中产生的综合交易成本；Ct为金融服务交易成本的总和；Rt为金融服务增值收益的总和。Cf、Ci、Cm、Cs以及 Rf、Ri、Rm、Rs等，分别代表资金转化、信息搜寻、合约履行和系统保障等四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及额外增值收益。

由于交易费用和增值收益的测度存在难度，因此，公式（1）主要用以比较考量两种金融服务方式的效率差异，或者同一种金融服务方式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效率差异。从公式（1）可以得到如下两点推论：

推论1：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式下，交易成本具备较大改善潜力的环节将成为该金融服务方式创新突破的重要领域。

推论2：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式下，更容易获得额外增值收益的服务领域将成为该金融服务方式的重点发展市场。

二、中国融资租赁产业的交易费用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重点通过分析银行与融资租赁业务模式来比较两者交易费用的差异，从而推导出融资租赁从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分化出来的原因。

（一）融资租赁与银行信贷业务的交易流程差异

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层次单一，银行体系较为发达，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尚福林，2014）。如图1所示，在以银行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银行运用自身的资金、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储蓄转化、资源配置、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我国融资租赁产业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都与银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客户有很大的共同性。但融资租赁与银行信贷是两种不同的金融服务方式，如图2所示，其交易流程存在明显的不同。银行信贷方式中，银行与借款人、供应商之间是链状关系，银行将贷款给借款人，借款人支付银行利息。借款人为了购买设备将从银行获得的资金支付给供应商，供应商将设备提供给借款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供应商之间不发生联系。而在融资租赁方式中，出租人或租赁公司与承租人、供应商之间是网状关系。出租人或租赁公司将货款支付给供应商，供应商将设备提供给承租人，承租人定期支付租金给出租人或租赁公司，并且银行会与出租人或租赁公司开展资金合作。由于交易流程的差异，这两种金融服务方式产生的交易费用，及其受影响的因素和影响的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在融资租赁中，融资租赁公司凭借其对租赁设备的专业性认知及其与供应商的密切关系等，可向客户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并带来增值收益，进而降低了总体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融资服务的边界。可以推断，融资租赁因为强化了与供应商的关系这一新增环节，通过对该环节的掌控而取得的相关收益的提升抵消了一部分交易成本，实现了总体交易费用的降低。

（二）融资租赁发展各阶段交易费用结构变化

1.行业起步阶段：外资引进成本优势

20世纪80年代初期，融资租赁业务以合资租赁公司为主力，租赁方式作为利用外资引进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和适用设备的一种可行模式，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外方股东运用的外国银行资金，其资金成本低于我国同期银行资金成本。此外，特别是飞机租赁等业务，通过融资租赁还能享受出口国的税收优惠，能够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

信息搜寻方面，当时的合资租赁公司进行了一些符合国情的模式创新，即在为客户办理资金融通的同时，又提供代办进口的服务，降低了融资方由于缺乏相关业务信息形成的成本。合同履行方面，早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融资租赁开展非市场化运作业务，通过要求承租人提供信用担保实现风险控制，而非通过信用评估与控制。体系保障方面，由于当时国家对融资租赁采取积极引导政策，各主管部门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申请实行专项审批，业务开展已具备了所需的基本政策许可。

表2 行业起步阶段交易成本比较

如表2所示，在本阶段，融资租赁因其能够给具备引进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需求的企业，以及非公经济领域的企业带来额外增值收益，特别是对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引进外资或改造设备的企业而言，相对银行信贷，融资租赁具有较为突出的综合交易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成为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带动融资租赁行业本身的迅速增长。

2.整顿停滞阶段：合同履行成本激增

自1988年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原有的经济运行格局被打破，体制迅速转换，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些都给融资租赁的发展带了冲击。

资金转化方面，由于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部分银行背景的租赁公司中银行股东撤资。此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合资租赁公司的日韩股东纷纷从中国市场撤资，造成融资租赁公司资金来源紧张且成本上升。合同履行方面，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规定“国家机关不能担任担保人”。失去国家信用担保，出租人的权益失去了保障，造成了融资租赁公司的巨额呆账、坏账，租赁业的发展陷入危机。体系保障方面，由于制度欠缺造成前期业务累积大量风险，形成“欠租潮”，引发监管成本激增，冲击了行业发展。相反，信息搜寻方面，由于市场对融资租赁业务认知度的提升，特别在民航飞机租赁业务领域取得更广泛认知，信息搜寻成本进一步降低。

如表3所示，在本阶段，由于体制转换、经济波动、行业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累积风险爆发等因素，各项交易成本激增，融资租赁行业业务萎缩，陷入发展危机。

表3 整顿停滞阶段交易成本比较

3.重建徘徊阶段：消除系统保障成本

1999年后，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顺利开展融资租赁业所需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会计准则和税收政策等不断完善，融资租赁业的运行得到规范，行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初步成型。

资金转化方面，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速度的加快，有实力的企业、工程机械厂商、外资租赁企业等受到鼓励准入，资本输入为行业资金筹措提供了来源。信息搜寻方面，本阶段市场对融资租赁业务的认知度进一步提升，融资租赁公司积累了更丰富的业务操作经验。合同履行方面，1998年融资租赁行业的欠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融资租赁公司逐步走向市场化运作。系统保障方面，随着《合同法》租赁专章、《企业会计准则-租赁》以及相关监管审批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阿曼波（2007）提出的融资租赁的法律、会计、税收和监管等四大制度支柱基本建立。

表4 重建徘徊阶段交易成本比较

如表4所示，在本阶段，随着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融资租赁的综合交易成本逐步下降，中国融资租赁产业逐步恢复发展动力。

4.高速发展阶段：特色成本优势分化

2007年后，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融资租赁产业进入市场化发展的阶段，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出现了银行系、厂商系、独立系等三种类型租赁企业各具特色、细分发展的局面。

资金转化方面，总体上银行系租赁公司资金成本低于厂商系和独立系租赁公司。长期来看，租赁公司可通过批量采购降低采购成本，通过反周期操作、余值管理、租赁资产交易等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对用户而言，在会计、税收等政策环境完善的基础上，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可避免因使用自有资金而造成的流动性压力，获得加速折旧和延迟交税等利益，调整负债率和优化财务状况等。信息搜寻方面，从融资方角度看，随着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化，业务市场化的开展，与银行贷款相比，融资租赁门槛低、程序简单。从供给方角度看，三类融资租赁公司各自通过不同方式，探寻交易费用最低的细分业务模式。合同履行方面，融资租赁的出租人拥有设备所有权，一旦发生违约，相对于银行仅有的抵押品处置权及债务追索权而言，对设备的追索更加可控，利用融资租赁的产权安排降低了交易风险。体系保障方面，支持租赁业发展的四大支柱逐步健全，税务、会计等政策调整，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表5所示，在本阶段，随着制度环境的优化，融资租赁的制度性优势得以显现，相对于银行信贷而言，在某些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同时，随着相关业务技术的进一步成熟，还具备较大发展潜力。

表5 高速发展阶段交易成本比较

以上对中国融资租赁产业的交易成本结构演变及其导致的行业发展特征的分析，支持了本文的推论1和推论2。

三、对深化中国金融产业改革开放的启示及建议

（一）交易费用降低是决定金融产业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金融体系改革应朝着降低总体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

从对融资租赁阶段性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这种金融服务方式能在中国得以存在，并从原有金融服务体系中分化出来，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发展特征，根本原因是其交易成本及额外增值收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强弱变化而造成其推动力的变化：在行业起步阶段，其动力主要体现在引入外资的政策降低了成本；在整顿停滞阶段，其动力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体制变革造成的履约成本激增；在重建徘徊阶段，通过制度支柱构建消除体系保障成本从而得以恢复动力；在高速发展阶段，由于系统保障成本降低并趋同，各类型参与主体在不同环节对交易成本的减低及创造的额外增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细分发展之路。因此，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可用总交易成本指标来衡量改革发展的动力，着眼于是否能有效降低总体交易费用、降低关键环节的交易成本、提升额外收益等指导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及时进行校正调整。

（二）系统保障成本是影响金融新业态演化的关键因素，金融新业态的引入及发展应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基础

上文将金融服务的各项交易成本细分为资金转化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合约履行成本和系统保障成本四大类，但从融资租赁发展的四大阶段性特征的形成来看，系统保障成本是关键因素。在行业起步阶段通过专项审批等政策支持打通了业务开展通道，使这一创新业务得以顺利引入；在整顿停滞阶段，由于前期制度欠缺造成的业务风险累积，引发监管成本大幅提升，给行业带来毁灭性冲击；在重建徘徊阶段及高速发展阶段，制度支柱的建立及健全为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厘清了道路，融资租赁产业逐步成熟。事实上，这一过程反映出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与监管的一个惯性：初创期放松监管到后期“一管就死”的矛盾。因此，在金融新业态演化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当转换监管思维，提升监管能力，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建立长效机制为目标，扎实做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稳步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时，应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监管部门与行业主体之间的沟通，从而推动行业发展。例如，融资租赁产业发展过程中，外资租赁业协会在行业法律法规制定、行业知识溢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曾旒缯，2019）。

（三）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应以需求为导向，在重点细分领域深耕

中国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是在飞机租赁等业务领域取得突破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民航市场巨大的运力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得益于抓住了这一细分领域本身的发展特性，即飞机融资金额大、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等特点契合融资租赁的交易结构。通过飞机融资租赁的财税政策、SPV业务模式等的突破，显著降低了中国飞机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成本，从而有效地助推了中国飞机租赁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金融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改革的方向。借鉴融资租赁在飞机租赁业务取得突破的经验，应当鼓励建立更多专门领域的金融机构，开展细分领域的专业金融服务，深入研究细分市场客户的真实需求和业务特点，从降低金融服务各环节交易成本入手，设计个性化、差异化和定制化的产品，积极扶持需求空间大、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农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新型产业金融等创新模式，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

（四）应鼓励和推动金融企业加大金融技术投入，走专业化发展之路

在中国融资租赁产业逐步成熟的阶段，分化出银行系、厂商系、独立系等三大类型的融资租赁，其根本原因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三类公司各自抓住了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掌控的核心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增值收益。银行系重点在资金转化成本，厂商系重点在供应商对代理商、客户的控制降低合同履行成本，独立系重点在通过渠道建设等对承租人的掌控，降低信息搜寻成本。随着融资租赁政策环境的日趋完善，可挖掘的政策性交易成本的降低空间将越来越有限，从政策性交易成本转向技术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必经之路。

当前，传统金融业态越来越多受到了金融科技等技术手段的影响与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将有效降低业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边界。因此，应当鼓励和推动金融企业加大金融技术投入、梳理金融服务流程、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这既是降低系统交易费用和实现金融业态迭代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将对进一步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五）应进一步扩大金融产业开放，以开放促交流，全面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租赁企业“走出去”，甚至通过并购发展掌控了国际前沿的租赁公司，取得了全球化的市场参与能力，大大提升了中国融资租赁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在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背景之下，银行、保险、证券等其他较为成熟的业态可持续扩大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这必将有利于获取国外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进一步降低技术性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中国金融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